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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军:世界的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学
2019年05月06日 09:35 来源:《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 作者:张小军 字号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文化;民族主义;Minzuology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文化;民族主义;Minzuology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从历史、文化和学科三个视角,论述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联与并接。历史并接论述了两者在近代的各自引入和本土化过程。近代中国的国家危机和国家建立的需要导致了两种并置的思潮: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从而引出了“民族”概念的重要性和民族学的本土化。文化并接一方面体现在学科学理上,“文化”作为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主旨;另一方面体现在两学科如何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学科并接讨论了两学科的相同说、相佐说和并立说,并从人类学的横向学科与民族学的纵向学科属性思考两者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文化;民族主义;Minzuology

  作者简介:张小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人类学(Anthropology) 和民族学(Ethnology)伴随着民族国家的进程进入中国学界,两学科在不同年代本土化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处境,形成了各自的学科演变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某些纠结和争辩。时至今日,这些学科演变中的历史纠结已经影响到各自的学科发展,本来在欧美学界已经合而为一的两个学科,在中国大陆学界依然迷茫于各自的未来走向。2017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组织了关于两个学科发展的学术研讨,本文即是在会议发言基础上补充修订完成的。从历史、文化和学科并接三个视角,本文探讨了历史上两者在近代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思潮下的本土化过程;讨论了“文化”作为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主旨;并从学科体系和学科属性思考了两者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在归纳和充分理解诸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该以世界的人类学和中国的民族学来表达两者的学科归属,并期待中国的民族学能够真正走出自己的学科之路。

  一、历史的并接

  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两种国家形态和政体的转变,迫切需要关于解决国家建立和转型的新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西方学科进入中国学界,人类学与民族学也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历史上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过程,包括了两者概念的各自引入和本土化过程、相互的融合与借鉴以及各自的后来发展。近代国家转型引起的国家危机,导致了“民族”概念在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位置。简单说,自晚清以来,国家的危机与新的主权国家如何建的需要并置。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两种并置的思潮,一是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思潮,二是主权国家思潮。杜赞奇( P·Duara) 曾经指出: 民族主义在19世纪形成了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这一世界性的体系一方面将民族国家看作唯一合法的政体形式,另一方面这一国家形式在其领土内强调自己拥有主权。由此,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成为两种普遍思潮,前者解决的是帝国崩溃之后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后者解决的是新国家如何建立的问题。在学术上,前者促使“民族学”( ethnology) 进入中国; 后者直接促进了“民族学”的本土化(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即中国民族学之形成。

  (一) 民族研究: 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主义,乃因为此一“民族”概念联系到国家的建立,有了国家,才能谈民权与民生。因此,这里的“民族”成为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核心概念,它包含了两重含义: 一是中华民族之民族( nation) ,二是汉、蒙、藏、满、回等文化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这一“民族”逻辑,包括了“国族”和少数民族自治等概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上述历史背景中,民族研究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代的民族研究伴随着一个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国”的过程,也是试图用民族主义解决国家危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两类“民族”表述: 一类表述来自早期梁启超于1901年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后来有孙中山所言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今天即“中国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刘师培在1903年至1905年写作《中国民族志》,其中虽然有汉民族中心的“民族志”倾向,却不乏民族主义立国的主张。他在其中自述写作动机,在他看来,欧洲大陆在19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希腊独立建立国家,意大利排奥而建国,爱尔兰在英国争取自治权。相比之下,我们的汉民族是否知道这个时代? 是否知道由此民族主义而立国?刘师培虽然在民族的理解上有明显局限,但从其言辞中,不难看到已经包含了民族国家的思想。

  第二类表述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在文化族群意义上的多民族,包括了汉族和今天所谓的“少数民族”。这样一种“民族”表述也与国家建设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主权国家建立中需要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就引出了“多民族共和”的表述。孙中山曾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1912年1月1日) 提出“多民族共和”的思想:“尽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以共和达成革命之宗旨”。他认为,人民乃国家之本,合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为一人, 以达成民族统一。在当时的学者中间,不乏持有这类思想观念之人。麻国庆曾经论及早期学者的观念转变以及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即从吴文藻到费孝通一代学者的“多民族一国家”观念的连续。吴文藻于1926年指出: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并认为由多个民族自由结成的多民族国家,在文明生活与合作精神方面并不逊于单一的民族国家。这等于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国转变的重要理论,并影响到后来费孝通等学者。几乎与吴文藻同时,李济在《中国民族的形成》( 1928) 中提出汉人群、通古斯群、藏缅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大族系,其中也包含了多民族国家的思想。“边疆”研究受到重视,正是基于建设多民族共和国家,同时面对主权国家建立的需要。由此,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从而奠定了民族学本土化的基础。

  用“民族”来解决“国家”的问题,这几乎是早期知识精英们的共识,在这个解决近代国家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从近代历史来看,早期的主要问题是“现代国家”的建立,当现代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则面临着如何进行国家制度、国体等主权国家建设的具体问题,多民族研究遂成为关注,亦引出了走向多民族共和国的转变。

作者简介

姓名:张小军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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