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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社区的涌现 ——从中国住房改革的角度梳理
2015年11月17日 08:52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6期 作者:马丹丹 字号

内容摘要:居住问题在中产阶层研究中占据的比重不大,空间视角很有活力地补充了阶层研究的视野,使住宅成为中产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外化,构成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微观层面。空间的概念,实际是嵌入住房改革的进程之中。住房改革推动的私有化进程,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的“始作俑者”。这方面,社会学对住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亚平梳理了住房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发现,住房改革在实现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住房的分层,进而社会分层拉大。戴维斯从消费的角度研究住房消费,探讨私有产权意识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伦理道德在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离婚涉及的财产纠纷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骊探讨私有空间的建构是如何创造中产阶级以及文化,认为消费在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当中占主导地位。私有化、私有空间和“间接统治”相辅相成,塑造了中产阶层社区的优越性,也产生了空间的对抗与张力。

关键词:住房改革/中产阶层/私有空间/私有产权意识

作者简介:

  摘要: 居住问题在中产阶层研究中占据的比重不大,空间视角很有活力地补充了阶层研究的视野,使住宅成为中产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外化,构成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微观层面。空间的概念,实际是嵌入住房改革的进程之中。住房改革推动的私有化进程,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的“始作俑者”。这方面,社会学对住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亚平梳理了住房改革的历史进程,从中发现,住房改革在实现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住房的分层,进而社会分层拉大。戴维斯从消费的角度研究住房消费,探讨私有产权意识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家庭伦理道德在兄弟之间的财产纠纷、离婚涉及的财产纠纷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骊探讨私有空间的建构是如何创造中产阶级以及文化,认为消费在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当中占主导地位。私有化、私有空间和“间接统治”相辅相成,塑造了中产阶层社区的优越性,也产生了空间的对抗与张力。

  关键词:住房改革/中产阶层/私有空间/私有产权意识

  作者简介:马丹丹,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马丹丹,人类学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中产阶级文献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一般)项目“全球化视野的边缘中产阶层的涌现——以上海的生产、消费和居住空间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10-0137-13-005)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行讲话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打破了1980年代冷僻和零散的研究局面①。中产阶层研究和中产阶层的成长相互促进,虽然理论距离现实还有一定的滞后。学者对中产阶层的概念、标准进行了界定,主要关注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消费和文化后来瞩目,品味和格调成为讨论的焦点。相对而言,与中产阶层有关的住宅研究还不够成熟。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复杂,不过有一点不可忽视:拥有住宅是默认的前提,所以才会出现“业主维权”、“室内装修”等熟悉议题所暗含的业主与中产阶层相互替换的常识支持。

  总体而言,居住问题在中产阶层研究中占据的比重不大,所以,城市规划引入的空间的居住分异、居住隔离等概念很有活力地补充了阶层研究的视野,使住宅成为中产阶层自我意识的建构与外化,构成了社会生活变迁的微观层面。空间视角的概念,实际是嵌入住房改革的进程之中。可以说,居住隔离、郊区化进程是住房改革的结果,而业主维权、室内装修又是在解决了私有产权的问题之后产生的新一轮情况。住房改革推动的私有化进程,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的“始作俑者”。这方面,社会学对住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住房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王亚平(Ya Ping Wang,音译)在城市住房的商品化进程的研究当中,叙述了住房改革的过程。该作者发现,住房改革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公房私有化。连续经历了三轮住房改革,分别是1988年、1991年以及1994年,运用市场化的策略,目标是实现住房商品化:一是提高租金、提高收入;二是购房补贴;三是新建住房、先卖后租。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提高房价,并明确规定:严格打击“继续实行无偿实物分配住房,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用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超标出售、购买公有住房”等行为。可以看到,自1998年下半年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市场价开始扩展到公有住房,房价上涨。

  作者将1994年实施的住房商品化的策略总结为七个因素:(1)新的住房投资系统。投资重心从单位转移到个人。由国家、地方政府、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住房投资循环。(2)住房供应与管理的社会化。(3)物质分配与货币分配。(4)住房分层。(5)住房公积金。包括为个人购房提供银行贷款业务。(6)住房资金与保险。住房投资主要从市场获得。(7)住房市场的发展。经过了货币分配和公房私有化的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新的策略目标是建立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均有机会进入住房市场的新的住房体系”。这一表述与边燕杰在1993年的住房调查中观察的“以单位为中介、大多数居民尚无机会与能力进入房屋市场”发生了极大的转型②。这说明,经过了1994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作为稀缺资源已经转变为商品,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在其中发挥了主导,削弱单位对住房资源的支配权,向市场的分配倾斜。这不能不说是住房改革在市场化与福利分房之间的瓶颈,1988年实施住房改革的初衷是遏制住房分配的不公正,用市场的作用,调动个人的住房消费,推动货币购买的住房的形式的平等。但是经过了十年的住房商品化的深化改革,新的不平等也在“住房分层”的形式上积累、恶化③。王亚平在结论中写道:结合了微观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混合市场经济替换了旧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转变为改革开放铺垫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转变对社会经济组织和雇佣模式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同时开始对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住房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

  作者写于1995年的文章,探讨了在1988年住房改革政策出台之前,1978年到1985年期间的住房建设高潮以及问题所在⑤。因此,以西安为个案,探讨公共住房在住房改革的命运与变化,是住房改革自1988年连续三轮政策出台的前奏或背景。1978年到1985年出现了住房建设高峰。这一时期的住房建设高潮与国家把住房投资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下放给单位系统(作者用“机关与企业”代替单位)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住房建设的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住房分配向个人靠拢。单位采取各种办法促进公共住房的私有化。经过这一小高潮,1985年到1988年公共住房投资明显衰落。原因是租金低(50平方米的住房租金是5元左右),收入低,公共住房售价仅相当于彩电等电器消费,兼个人买不起房,个人买房的积极性不高。经过1981-1982年试点,公共住房的产权私有化过渡失败,为1988年继续深化住房商品化的政策出台铺垫了道路。直到1998年取缔了住房的实物分配,代之以货币分配,意味着福利分房的路子堵死,人们才被迫转向市场资源的获取途径。

  有意味的是,市场化机制产生的新的不平等,在1978年到1985年的住房高潮中初现端倪。也就是作者所分析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所在。“在分配住房的体制当中,优先分配住房的人们搬到了更好设施的、更宽敞新房子,享受私人领域的奢侈。而处在住房排队‘低端食物链’的更多的人居住条件仍旧过于拥挤,甚至全家挤在一间房里,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

  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经验,尽管冷战结束总体的趋势是住房私有化,例如波兰、匈牙利实行的住房改革的私有化政策,作者发现了“中国特色”的所在,即单位在住房分配的角色和地位。1978年以来,住房投资在机关和企业的参与下变得复杂化。理论上,所有的公共住房为国家所有,实际上,机关和企业是实际的“地主”(Landlord)。这一特殊的产权所有和分配体制创造了中国城市独特的组织模式,每一个机关和企业都是自成一体的共同体。这些单位成为个体与政府的中介,居住与工作相连(住房在工作单位的附近)的模式形成了共同体之间清晰的社会与物理边界。单位与单位的差异,落实到个体,例如待遇、福利和购房优惠,在住房改革的初期,显现出来。因此,作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体现出来的差异性,不仅仅是住房分配和消费经验的多样性,供给的内在进程存在重要的多样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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