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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
2020年04月28日 09:29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作者:周晓虹 字号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孙文本;吴文藻;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孙文本;吴文藻;

作者简介:

  摘 要:在中国社会学1979年重建以来的四十年中,与1930—19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以及1970—1980年代的中国台港地区社会学讨论能够接续的历史性议题,恐怕当属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了。三代中国社会学家所致力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涉及的就是两大主题:其一,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其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一开始,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实践,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接下来,台港地区社会学家不仅接续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传统,而且通过参与并帮助大陆重建社会学而将中国化的“接力棒”传递到大陆新一代社会学家手中;再往后,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新一代社会学家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将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尝试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今天,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交织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家正在积极参与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并由此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学话语分享。

  关键词:社会学中国化; 费孝通; 孙文本; 吴文藻;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10093;

  基金: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学即踏上了重建之路,并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开始迈向转型时代的标志之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几乎在现代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鲜明的学术印记,不仅与国外尤其是西方社会学建立了密切而广泛的交流与联系,而且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下,及台港地区与旅居海外的社会学家的支持下,完成了与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接续。这一接续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将1930—1940年代发轫于大陆、1960—1980年代延续于台港地区及海外的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议题,再度纳入了重建以来的中国(大陆)社会学,并成为这四十年中最具历史向度的学术议题之一1。认真审视中国社会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能够发现,自1930年代起,即当社会学这一来自西方的学科进入中国社会不久,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就一直是本土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交织影响下,上述可靠性与有效性的问题更为凸显,而通过对自1930年起社会学中国化走过的艰辛道路的回顾,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议题的实质,并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进步。

  一、发轫:孙本文与吴文藻们的实践

  1895年,近代中国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标志2。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1903年)。再往后,先是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 II)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1914年),后是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6年),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尽管葛学溥和其后创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且同为传教士的步济时(John S.Burgess),受基督教社会服务理念的驱使,分别以“沪东公社”和北平社会实进会为平台,面向中国现实完成了包括“杨树浦调查”(1915年)、“北平人力车夫调查”(1914—1915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但因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学舞台上的主角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因此,尚未提出对来自西方的社会学进行改造的动议。

  社会学中国化的最初设想,始于1930年代。此时,经过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浸淫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人陆续回国,并在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担任教职,甚至原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社会学系也已全部改由中国人担任系主任2,社会学在中国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在这一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这样两个原因,中国社会学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翻版3:其一,自1892年芝加哥大学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后,美国社会学就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及至后来干脆成了社会学的同义语4;其二,由于庚子赔款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设立,第一批中国社会学人基本留学美国,比如,在阎明所列的11位有代表性的“第一代中国社会学者群”中,除了陶孟和留学英伦,其余包括孙本文、吴文藻、杨开道、潘光旦、陈达在内清一色具有留学美国的背景2。

  不过,正是基于这种留学美国的经历,比照中国社会与美国社会迥然相异的历史与传统,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才有了思考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国情是否契合的可能性。其实,社会学本身在美国的移植过程或“本土化”经历,即如何“从美国的土壤里重塑社会学的气质”5,也给中国学人某种有益的启发。这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为何在那个时代“提出社会学本土化的”都是那些留学归来的学者6?可以说,正是这些学者“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却)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自然首先会“不免焦虑不安”7。于是,在1930年代,几乎在杨开道戏谑“美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8的同时,孙本文和吴文藻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1930年在中国社会学社的成立大会上,孙本文率先明确提出:要“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9;吴文藻在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过程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吁求,“因而开辟了另一个阶段”7。

  孙本文建构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心理学》两书中10。1935年在撰写《社会学原理》一书时,孙本文就力图“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9,以求由此尝试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1946年,在撰写《社会心理学》一书时,孙本文更是集22年教学之大成,“以取材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及西史与报章时事,并尽量采择重要实验例证”9,这使得《社会心理学》一书在作者自己看来,“确已做到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地步”9。而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的创始人,孙本文则从今天被称之为“学科建设”的思路入手,将实现这一设想分为三个部分:(1)通过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以及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社会学;(2)通过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以及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之方案,建立中国自己的应用社会学;(3)训练社会学专业人才,“使其能各专一门,展其所长,以应全国迫切的需要。能如此,则中国社会学的前途,当有无限希望”9。

  同孙本文相比,吴文藻本人的著述虽不算丰硕,但其基本的步骤却似乎更为扎实。1940年在为《社会学丛刊》作序时,吴文藻表述了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设想:“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1如果将此拆解开来,他的社会学中国化可以分为三大步骤:首先是“试用”西方理论。这里的“试用”说明试用者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是西方社会变迁的产儿,因此它与一个传统厚重刚刚走向现代性的中国不可能没有相当的隔膜,故而只能“试用”;其次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证验”理论。既然对来自西方的理论其选择的态度是小心翼翼的“试用”,那么吴文藻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学派”自然会去寻找验证这些理论的“试金石”——中国社会的现实;再次,既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标是“理论和事实揉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那么,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彻底抛弃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同时用中国的事实检验、启发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在解释力上更为贴切的理论12。

  如果说在1949年前社会学中国化的擂台上,最终胜出的不是孙本文而是吴文藻,那这一胜利要归功于同“单兵作战”的孙本文相比,吴文藻借助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和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支持,联手培养出了包括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在内的“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13。这些学生们连同自己的老师组成了费孝通所笑称的“混在社会学系”的那个“旁出的学派”14——社会学“中国学派”15。他们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声名远播的研究和著述,真正将本土化落到实处,也将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16。

  当然,如果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来说,作为一种政治与社会思潮,出于类似的追求民族独立、摆脱殖民附庸的心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其他诸多领域也孕育出了性质相似的中国化运动:不仅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动员了大批学术与社会精英深入乡村,结合乡土现实改良村落文化,力图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面貌17;而且刚刚在陕北站住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也在思考如何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相结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8。如果我们将孙本文、吴文藻们的努力称之为“认识中国”,那么就可以将梁漱溟、晏阳初和毛泽东们的探索誉之为“改造中国”。在已经过去的整个20世纪,这些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实践,已经使传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延续:海峡对岸社会科学界的努力

  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政府溃败台湾,以及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这些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准的学科戛然而止,兴致勃勃的社会学中国化运动自然也偃旗息鼓。由于社会学内在的“左倾”倾向及社会学家在1949年前的国共之争中向共产党一方的倾倒19,国民党去台也基本没有带走社会学家。因此,在此后20年间,除了因为第一代来自大陆的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家“受制于强烈的还乡意识”20,仍然会讨论一些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主题,加之国民党接手台湾后为“去日本化”而推广“再中国化”,原本学理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在台湾地区同样也难觅踪迹。

  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努力,起于台湾社会学家陈绍馨196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作者指出,台湾地区虽然经历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但依旧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台湾虽地域狭小、开发的历史短暂,但资料的收集与保存却相对完整,保证了“在台湾可以研究中国”21,或者说“使得台湾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最佳‘实验室’”22。

  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的再起,同样与留学欧美的社会科学家大量归台有关。由于早前台湾地区对留学尤其是自费留学一直采取相对严格的管控政策(一直到1962年后才趋于宽松),因此直到1960年代中后期,才有批量的社会科学家返回台湾地区23。一开始,受美国二战前后流行的科际整合观念和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的影响,先后从美国返台的人类学家李亦园、社会学家文崇一和心理学家杨国枢联袂发起了大规模的“中国人的性格”研究。虽然研究的结论受制于流行于美国学界的“现代化理论”——认定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也会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但正是这一研究使杨国枢等人对追随美国学术潮流的做法产生了深刻的反思。到1970年代中期,伴随着欧美社会因反战运动及“五月学潮”而起的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科范式的内部批判24,加之1960年代后拉丁美洲学者挑战西方意识形态提出了颇具本土特色的“依附论”,激发了上述台湾地区学者发起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以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25。

  台湾学界社会学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理念,突出地体现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1982)一书中,其中尤以何秀煌、金耀基、高承恕、叶启政四人的论述为典范:何秀煌以为,使用“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概念比“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更为贴切,换言之,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脉络中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没有必要重起炉灶,建立所谓“中国社会科学”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科学”;高承恕认为,社会科学中国化不仅涉及经验材料问题、意义诠释问题,更关系到价值问题,需要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努力;金耀基则以为,“‘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个要求,其意义实在于中国学者一种知识上的自觉与反省。这一自觉与反省可逼使我们深一层检查社会学的本质与性格,同时,也使我们在个人层次或集体层次上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的依赖,而可以更有自信地从事本身的创造性工作”;最后,叶启正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中的一个环节。……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成长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亦步亦趋,因而形成了它的实证性格、实用性格、移植性格和加工性格”,而“社会学‘中国化’的最高目标是反省批判西方理论,透过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来为人类未来提供新的蓝图”。这些观点虽然受到其他学者在不同层面的质疑,但在1970—1980年代对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甚至1990年代后对大陆社会科学界的中国化讨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0年,基于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思潮的洞悉,以及执教于尚未回归的香港的缘故,金耀基率先使用了“本土化”概念,将如火如荼的“中国化”讨论视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运动”26的一部分。此后,这一概念因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而获得普及:就学术视角而言,确实因为这一概念表明“不同社会与文化区域的社会科学家们都可以做类似的工作”27而逐渐获得推广,甚至大陆社会学界1990年代后也多用“本土化”代替了“中国化”“有中国特色的”等概念;但就政治因素而言,则因为1987年后随着台湾当局颁布“解严令”,同时开放“党禁”和“报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遂为“本土化”所替代。

作者简介

姓名:周晓虹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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