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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利抑或谋生:国际视域下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论争
2015年08月27日 11:11 来源:《史学集刊》2015年第20153期 作者:李金铮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经济行为;求利;谋生;中国近代;农民

作者简介:

  摘要: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难题。从中外学者的成果来看,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此相应,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是上升的;第二种,中国农民主要是为了谋生和效用最大化,但也属合理的经济行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下降的趋势;第三种,中国农民行为具有谋生、谋利的双重或多重逻辑,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呈现为发展与不发展的复杂状态。今后应该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民进行个案研究,并突破已有的经济理性和生存伦理概念,提炼出适用性更强的新理论和新概念。

  关键词:经济行为 求利 谋生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

 

  一般说来,人的行为都是有动机、有目的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演进的历史,都是无数人集合行为的结果。就社会经济而言,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指出:“必须记住生产和消费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①如果用现代经济的理论来表述,经济行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②我以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的历史,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分析和解释人的经济意图及其行为。本文所关心的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农民的经济行为及其性质。不过,本文并非是一项实证研究,而是对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的梳理,目的为以后的具体研究奠定“问题意识”的基础,也即无论以哪个时期、哪个区域为研究对象,都要以此为起点进行讨论。还要说明的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国际学术课题,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的讨论大多是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回顾这一问题的学术史不能脱离国际视野。

  一、中国农民是理性小农,追求利益最大化

  此为以往相关研究所表达的第一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曾提出人的自利动机和自由市场问题,甚至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抄自司马迁。③不过,最先自觉地从理论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当属亚当·斯密。19世纪70年代末斯密提出,市场竞争与个人追逐利润相结合会导致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并反过来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刺激是农村转变的主要动力。④

  翻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社会经济论著,中国学者对农民的经济理性并无理论阐述。在二三十年代,只有个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稍有提及。尽管如此,也大致显示了理性农民的观点,即农民并不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保守,而是趋于求利的群体。

  曾任平教会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社会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压根儿就不是守旧的,至少不是如我们一般人所想象他们的那样守旧。农民是富于人生基本的常识的。他们若是看清楚了一件与他们真有利益的事,无论多新,他们是能接受的。”⑤吴知研究山东农作物种植以后认为,农民善于比较作物损益,追求经济利益。“植棉收益,常居各种作物之首位,其中又以美棉之收益较中棉为稍优,至其他作物,除大豆外,如小麦高粱黍等,反略有亏损,故农民多改种棉花者。”“年来粮价大贱,农产收入,不敷支出,惟棉花尚能得相当之利益,加以政府之提倡,故当地农民变更计划,纷改种棉花,棉田日益扩张。”⑥张世文对河北定县的调查也发现,农民植棉经历了由观望到行动的过程,显属趋利行为。1900年左右,本地农家种棉花的极少,懂得种棉花的也不多。地亩多的家庭,用半亩或一亩地种棉花,作为一种试验;地亩少的家庭却不敢尝试,担心种不好,耽误了种别的庄稼。后来本地农家对于种棉有了相当的经验,并且收获棉花后能立即得到现款,比种别的庄稼得利更厚,因此农家都相继种棉花。尤其是美棉种植,土壤适宜,获利较厚,因此农家种美棉者亦日渐增加,棉花产量因此大增。⑦

  也有日本学者在抗战结束前后出版过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专著,认为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如戒能孝通在战争结束前写成的《北支农村惯行该说》涉及搭套问题,认为搭套成立的条件是农家双方经济状况的均等而非相互间的亲密程度,搭套是有着同样规模的土地的农家之间的关系。福武直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也涉及搭套,认为村民的农耕协同中,看不到日本村落中所能见到的那种非合理的、非打算的协力关系。同戒能孝通一样,他从搭套习惯中也发现了中国农民社会结合关系中合理的、打算的侧面。⑧

  以上中日学者揭示的现象,虽不是理论阐发,但可称对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理性的先驱性论述。

  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学者塔克斯、舒尔茨、波普金系统阐述了理性小农的主张。1953年人类学家S.塔克斯出版《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该书运用田野调查资料证明危地马拉的蒙西皮奥和帕那哈切尔等部族的印第安人是有“经济理性”的,他们对价格信息的反应与现代市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心理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尽管其“资本”小得也许只有几便士。⑨1964年经济学家舒尔茨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舒氏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懒惰、愚昧,不讲效率,或没有理性。相反,农民是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适度运用的人,像其他人一样有理性,对价格和其他市场刺激有灵敏的“正常”反应,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的收益,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把农民看做“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不愿为增加投资而储蓄的“挥霍者”,无效率地使用其所支配之资源的落后与保守分子,都是对农民的诽谤。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来自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或缺少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投资边际收入的递减,小农生产者只是在投资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才停止投资。一旦现代技术要素能在保证利润的价格水平上得到,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传统农业中农民的反应和现代农业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相类似。⑩另外一位经济学家波普金,1979年出版了《理性小农》,成为这一学派最具影响的集大成者。他指出,小农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是使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他们主要出于家庭福利的考虑而不是被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所驱使,做出自认为能够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选择。集体行动的问题虽然对小农的生活至关重要,但传统农村明显不能保证集体行动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甚至当村民认识到真实的共同利益之时,由于存在着“搭便车”、偷窃集体资源以及相互怀疑这些问题,传统农村不能创造出有效的生存保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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