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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
2015年12月18日 09:19 来源:《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王铭铭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志;知识论的转向;新本体论的回归

作者简介:

  摘要:本体论(旨在辨析存在的本相与“真实”的要素)与知识论(旨在辨析认识者的知识之本质)是相对而言的;人类学史上,两类求索,是民族志一贯兼有的两面。然而,在不同历史阶段,民族志却表现出不同形态,个中因由,与研究旨趣向二者中的一方倾斜有关。20世纪70年代之前,民族志书写者侧重于辨析被研究的“土著”的存在与价值,致力于从中引申出思想;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知识—权力思想及文艺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则侧重于处理外在于民族志对象世界的知识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志领域则涌现出致力于整理“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深化宇宙论研究及哲学化“土著观念”的研究者,他们将重点重新放在“对象世界”(此时已作为认识主体存在)的本体论阐述上。民族志形态史,是两种并存面向之间关系结构的先后两次“反转”(alternations)构成的。近期提出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指的是第二次反转,这一转向意味着现代主义民族志形态的重建和更新,而这又进而意味着,民族志对于“对象世界”的客观化(本体化)既不可避免又有其价值。

  关键词:民族志 知识论的转向 新本体论的回归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work)”。①然而,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如后文将重点解释的,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②在本文中,笔者以这些特征的由来为线条,③素描出当下民族志形态的历史样貌,同时对这一形态进行具有自我倾向的评论。

  一、民族志:一种人文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欧亚大陆这个广阔的地域中,在诸古代文明板块(尤其是印欧,特别是欧洲,以及闪米特—阿拉伯、华夏)上,相近于民族志的“文类”,早在上古时期就与博物志一道出现了;之后,这些文明板块所涌现的旅行记(含与远征有关的记述及诸如朝圣行纪之类的记述)、方国—贡物志也带有后人说的民族志色彩。然而,民族志却特指一种人文科学方法,它的名号是近代学者据古希腊文综合改造而成的,用以形容一种近代史上再创造出来的“认识”与“文类”。民族志既指研究的过程(田野工作),又指研究的成果(作为志书的民族志)。

  作为人文科学方法的民族志,有了相当科学性的早期实践,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此前,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文明和进步的观念,随后,德国出现文化论,法国出现关于进步的“科学研究”,英国出现诸多文明论述,圣经学者对创世纪作出了新解释。在19世纪中后期,不少传教士对民族学问题产生兴趣,而民间古物之研究也演变为民俗学,接近体质人类学的论述也得以提出。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出现了民族志类的记述,进化论思想得以系统论述与传播。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蛮荒中人”与欧洲“文明人”之间到底属于祖孙关系还是属于异—己关系,再度得到关注。④

  对于19世纪的人类学(正是在这门学科下,民族志得以系统阐述),人们的主要批评是,那时的代表之作都是根据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移民等所写的“业余民族志”和史料写就的,人类学家自己是书斋中的学者,不做民族志研究,也不写民族志。这些代表之作,如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及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体现了古典人类学家的这些“性格特点”。然而,如一位民族志史研究者指出的,19世纪还是存在着不少民族志研究: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80年代库兴(Frank Kushing)对祖尼人的探究、波亚士(Eranz Boas)对因纽特狩猎—采集人的研究,90年代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对于澳大利亚土著的研究,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里弗斯(W.H.R.Rivers)对于托达人的研究。⑤这些古典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各有所长:摩尔根擅长对社会组织、仪式、政治、社会变迁的观察,且最早具有参与观察的精神;库兴最早用土著语言展开调查,且重视土著宇宙论调查;波亚士田野工作比较肤浅些,但在搜集故事和文献方面,功夫极深;里弗斯对于亲属关系谱系的研究法则形成了富有启发的经验。

  “做民族志”似乎始终是人类学家的理想。19世纪人类学兴起之初,一些人类学家已基于田野研究书写了一批重要的民族志;尽管泰勒和弗雷泽没有机会做民族志,但在19世纪70年代积极为英国民族志调查手册的设计出谋划策,⑥也积极鼓励学生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

  到20世纪初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这个名字紧密相连。1914年至1918年间,马氏在西太平洋进行民族志田野工作实践,并于1922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民族志文本。从他的工作过程和撰述看,这位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综合了19世纪民族志的几乎所有优点。马氏有摩尔根的参与精神和对社会结构的兴趣,有库兴般的宇宙论研究素养,而马氏对波亚士那样的故事、文献整理专长及里弗斯(马氏相当直接地受此师长的启发)那样的谱系学研究法,也充满兴趣。在田野工作中,马氏研习土著语言,活跃于他们的生活之中,努力从土著的观点理解土著文化。这些工作行为,日后成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程式。对理论概括有浓厚兴趣的马氏,还赋予民族志撰述以思想价值,他的民族志描述细致入微,但却总是充满着现实和思想关怀。⑦在其最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他借助大量民族志细节论证了经济不能摆脱社会而独存的论点;这个观点,既影响了许多同道,又影响了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波兰尼(Karl Polanyi),波兰尼的“嵌入”概念即主要来自马氏的民族志。⑧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与书写,一方面有里弗斯的方法学铺垫,⑨另一方面,还有在他之前早已进入其研究领地的前辈的“业余民族志”基础。⑩致力于创新的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再综合、再思考,给予民族志方法学规则富有开创性意义的展示。此外,马氏还培养出大批学生,他们多数从事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工作;其中,后来开启了牛津大学民族志风气的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写出《努尔人》(11),这是一部堪称20世纪民族志最高成就的著作。马氏的影响范围波及美国,使波亚士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格退居二线;更波及东亚、南亚、非洲与法国,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革新,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850年前后的美国人摩尔根,到1920年的波兰裔英国人马林诺夫斯基,经过70年的时间,现代民族志的传统得以建立。(12)

  民族志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1945),民族志迅速成长;此间,有了田野工作法、文本构成、比较价值的系统论述,在此基础上,民族志拓展了研究的地理区域覆盖面。在英国人类学界,学者们长期在大洋洲从事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拓展了“领地”,进入非洲、印度和中国研究领域;(13)在美国,若干著名大学与英国学界保留着关系,深受英国民族志工作风格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转向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其中包括中南美洲、环太平洋地区、南亚等地,不再局限于北美印第安人研究;(14)在法国,在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时代到来前后,带有浓厚民族学旨趣的年鉴派社会学家们,采纳从民族志研究得来的结论,并对之加以归纳、综合、比较,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社会理论渐次回馈于民族志,使之得以丰满。(15)

  二战后,美苏“第一世界”地位居高不下,势力与观念形态之地理覆盖面随之推展。在美国,民族志在文化人类学之下工作,在苏联,则在民族学中工作,有各自的研究“地盘”;在其“地盘”的覆盖范围内,被研究民族已渐次建成“民族国家”(第三世界的“新国家”),他们为了国族建设,已经培育出研究自己社会的民族志工作者;(16)而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志研究者,则主要还是在“他者”中进行研究。由于“冷战”,位于第三世界的众多田野调查地点,对外来学者关门,使身处“第二世界”的优秀人类学家丧失了从事实地民族志研究的机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遗憾,英法人类学家获得了开拓民族志新视野的机遇,他们有的通过民族志素材的综合比较提出新见解(如牛津大学和曼城学派人类学家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和“冲突理论”,(17)及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18)),有的对民族志的做法提出新的看法(如剑桥大学利奇提出的“过程理论”(19))。与此同时,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激发了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相互观望和刺激。在苏联社会科学研究者致力于批判地梳理“资产阶级民族学”的线索之同时,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受苏联民族学启发而致力于复兴进化人类学的重要努力,在这些努力中出现的“多线进化论”与“生态人类学”都实属重要的创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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