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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直播乱象的社会学分析
2018年07月04日 1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毕宏音 字号
关键词:网红直播;乱象;社会学

内容摘要: 近年来,“网红+直播”成为引发普遍关注的网络文化现象。随着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网红直播中低俗、造谣等失范越轨现象也时常发生。当净化网络社会文化环境已成为题中之义时,我们不仅需要阐明网红的发展脉络和一般特征,还应系统揭示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影响。

关键词:网红直播;乱象;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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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红+直播”成为引发普遍关注的网络文化现象。随着网络平台的迅速发展,网红直播中低俗、造谣等失范越轨现象也时常发生。当净化网络社会文化环境已成为题中之义时,我们不仅需要阐明网红的发展脉络和一般特征,还应系统揭示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影响。

  目前虽没有针对“网红”概念的权威性界定,但学界倾向于认为,网红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文字网红阶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此阶段的网红是个体化的,属于单纯依靠网络文学作品或网络文字获得网络影响进而走红的普通人。

  图文网红阶段,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在此时期,网红虽是依靠个体或出位、或搞怪、或无厘头、或励志的形象获得网络关注而走红的普通人,但类型已呈多元化,且常常引发有关社会文化、道德现象的讨论。

  图文视频融合的多媒体网红阶段,这主要指通过各类网络直播平台,提供销售、游戏、体育、娱乐、文学、教育等信息内容,获得一定的网络名声和财富的一群普通人。他们的出现不仅掀起了文化讨论,也引发了网红经济热潮。

  当前,网红的复杂特质增加了直播乱象的发生几率。

  首先,网红由引发文化现象的个体逐步转化为从事特殊经济活动的社会群体。这虽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职业,但这一新职业的重要特质在于“注意力控制”。当大量人群争夺“注意力控制”这一稀缺资源时,就可能导致群际间的排他性竞争,若不加约束,则容易诱发越轨行为。《2016网红经济白皮书》显示,截至2016年上半年,中国网红人数已超100万,其中进行视频直播的最多,占比35.9%。进一步研究发现,几十万网红利用视频进行直播并不单纯是文化现象,他们参与社会分工,从事着在网络上为社会(网民)提供物质产品(各类商品)或精神产品(娱乐、体育、教育、生活等信息),并获取相应报酬的工作,已显露出职业化特征。不过,在网红直播尚处于职业培育期时,若置法律和规则于不顾,则可能使得一些人为了抢占注意力而越界失序。

  其次,网红的社会角色交叠在真实与虚拟间,服务过程则模糊了内容与本体的界限。而对这一新职业和社会角色的认知不足,也会导致角色不清和角色冲突。相关数据表明,目前国内直播平台的直播活跃时间已扩展到24小时。这意味着网红是全天候存在于网上的社会群体。从社会角色属性来看,虽有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网红线下职业是模特和学生,但网红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群体,他们利用虚拟技术和虚拟空间进行全天候直播,其多重身份实际上已交叠在现实与虚拟间,且网络直播者更是这一社会群体的身份标签。从网络直播过程看,其提供的网络产品既是内容和信息,也是他们自身。这种打破了线上与线下、模糊了服务内容与服务本体的情形,可能造成网红对自身社会角色规范和期望的认识不清和认知冲突,导致要么难以平衡线上与线下的职业关系,要么完全混淆了身体与内容,而使得直播滑向物欲化甚至恶俗化。

  最后,粉丝、直播平台、运营团队、资本方等多方力量的叠加成就了网红,也使走红变得更具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网红本身的特质、能力和服务内容虽然重要,但能否签约直播平台、背后有无专业化团队运作、是否获得资本方的投资、粉丝量等因素,都可能决定网红成长空间和可持续性。当“走红”受到多方追逐功利和追求刺激的工具理性的驱使,难免催生网络乱象。

  从表面上看,网红直播乱象产生于新职业群体和新社会角色产生后的规范不足、角色不清及主客体的价值理性的共同缺失。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其背后还有着技术发展、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深层影响因素。

  网络技术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移动互联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发展,普通网民都能利用平台集成的便捷性、直播成本的低廉性、传播效果的可视性来轻松搞定直播,这从客观上大大降低了网红准入门槛。同时,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技术的广泛运用,多媒体融合技术的提速发展、开放和易学,使得草根自媒体与新闻媒体间的制作差距大大缩小。这为网红大量涌现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因准入标准的降低而极易带来把关弱化和监督风险。因此,提倡网络自由的同时,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监管、加强网络新技术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变得迫在眉睫。

  网红直播乱象的出现也来自于多重社会心理的推动。对网红来说,网络直播满足了自我表达、自我赋权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对粉丝来说,观看直播,则让许多人获得了寂寞闲暇的填充感。因此,一些网红依靠对粉丝反应的预判进行“印象管理”,内容、风格、话语、手势等管理自不必说,连拍摄角度、美妆、整容、打“擦边球”乃至秀“下限”,都成为某些人获得所谓“突出印象”的手段。粉丝则对网红时时追踪,不停点赞和打赏,以此获得心理充实和慰藉。推动网络直播兴起与扩张的,还来自于网红与粉丝互动所激发的存在感。当这种相互激发变得无度和无界时,就成为从众、极化等网络集体行为的重要刺激源。

  青年亚文化亦成为助推器。由于网红直播主体主要是年轻人,因此青年亚文化带来的种种影响不可低估。其中,“宅文化”和“网络娱乐文化”就是典型。“宅文化”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前主要指那些待在家中,沉溺于网络兴趣爱好,导致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青年文化。由于这些人将居家的虚拟生活当作惯常,将大量的“注意力”用在他们感兴趣的网络交往中,因此“宅文化”推崇者们对不同网络兴趣点的极端化追逐,无形中刺激了秀场、电竞等垂直网络直播秀的流行乃至泛滥。此外,“网络娱乐文化”作为闲暇生活的调节与文明形式的补充,本无可厚非,但当一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网络娱乐文化演变成过度娱乐化时,就如波兹曼所言,人已“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上述种种,无疑对通过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来营造积极向上、启迪思想、陶冶心灵、激励人生的网络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网红直播乱象,德法结合依然是关键。一方面,在网络社会中倡导以善恶美丑为评价标准的社会集体行为规范与道德监督,将有助于人们把集体的道德约束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自律行为。另一方面,法律始终是最权威、最有效的外在社会控制手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颁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无疑为促进互联网直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提供了准则。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毕宏音 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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