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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中实证知识和实践逻辑的辩证关系 ——以循证矫正处境化实践为例
2020年04月21日 09:53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郭伟和 字号
关键词:实证知识;实践逻辑;生活事件;反思性;社区矫正;

内容摘要:

关键词:实证知识;实践逻辑;生活事件;反思性;社区矫正;

作者简介:

  摘 要: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主张社会工作专业应该基于实证研究范式下的实验研究结论,采取有效的干预策略为案主提供服务。然而,日常生活的实践过程,包括专业实践过程,是在特定社会场域中被结构性关系所形塑,又被特定场域下的符号体系所掩盖的惯性化的即兴发挥过程。它有自己的实践逻辑,不受实验过程的控制,很难将实证科学知识直接应用其中。本文通过一个社区矫正案例展示社会工作专业如何把犯罪学研究指明的再犯风险的发生面向和风险要素等实证知识与当事人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轨迹结合起来,跟随当事人日常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压力事件,协助其对自己的行为习性进行反省和自觉,重新选择新的应对模式,逐步改变生活模式,降低再犯风险。

  关键词:实证知识; 实践逻辑; 生活事件; 反思性; 社区矫正;

  基金: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计划以及中央民族大学“一流专业”项目(XJYLZY191374)和“一流课程”项目(YLKCZY191393)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逐渐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措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1然而,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升社会治理的“四化”,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如何提供科学有效的专业服务,以北美地区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证据为本的专业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证据为本的实践”是一套基于实证主义认识论范式产生的专业实践原则,主要基于行为主义科学而提出一套可客观测量的指标体系,并用实验研究方法来验证其有效性的专业干预策略(Gambrill, 2006)。但是,当它运用于一个特定的社区环境时,就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和地方性知识,进行处境化实践。然而,如何进行处境化专业实践?处境化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证据为本的实践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提倡诠释性实践的学者认为,实证科学研究出来的实证知识很难直接应用于地方化处境,强调处境化实践是一种基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话的本体存在哲学(伽达默尔,2001)。本文并不想就证据为本的实践和诠释性实践进行抽象的理论争论,而是借助北美地区流行的循证矫正模式(evidence-based correction)在中国社区矫正领域的处境化应用的案例,试图回应专业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实证性知识和实践性智慧的辩证关系问题。本文认为,借助布迪厄提出的反思社会学技艺(Bourdieu & Wacquant, 1992)和舍恩(D. Sch?n)提出的在行动中反思的框架实验模式(Schön, 1983),中国社区矫正专业以及其他人类服务专业(广义的社会工作专业)可以超越北美地区循证矫正(证据为本的实践)的争论,把柯林斯(H. M. Collins)在讨论人工智能专业时提出的四种知识类型——事实性规则知识、启发性规则知识、操作性指导技巧和地方文化体会技术(Collins, 1990:115)和舍恩提出的行动反思(Schön,1983)整合起来,发展出一种富克(J. Fook)等人提出的能够把普遍性知识转化成新的在不确定性情景下创造性应用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能力(Fook et al., 2000)。

  一、北美“循证矫正”的产生背景及争论

  “循证矫正”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将广义循证实践模式推广到司法矫正领域后产生的新概念。它要求司法矫正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以往研究的有效证据来选择矫正手段,并且在实践中开展科学研究,积累新的证据,指导以后的司法矫正工作(MacKenzie, 2006: 20)。具体到司法领域,循证矫正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回应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犯罪社会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个神话:犯罪行为的个体差异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微不足道的,除非能够减轻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否则社会服务类矫正项目都是无效的(Andrews & Bonta, 2010:89)。根据循证矫正的代表人物安德鲁斯(Donald A. Andrews)、邦德(James Bonta)的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隔10年都有学者对发表的矫正项目评估报告进行系统性的回顾研究,尽管这些回顾研究中至少有50%以上的类似实验研究项目支持辅导性矫正项目有助于降低再犯风险,但是这些作者却无一赞同临床矫正项目。否定矫正项目积极效果的文献中尤为突出的研究是1974年罗伯特·马丁森(Robert Martinson)在美国《公共利益》杂志上发表的著名研究报告《什么有效?——监狱改革的问与答》(Martinson,1974)。尽管这个报告显示,在230个改革项目中至少有40%-60%的矫正项目是有积极效果的,马丁森却得出了没有一个改革项目有效的结论。除了上述来自犯罪社会学的批评之外,安德鲁斯和邦德认为,这些研究都采用了破坏知识的策略:凡是负面的研究结论都毫无疑问地被接受;凡是支持矫正效果的研究都遭到了严厉批评,因而产生了破坏其正面效果的作用,批评的手段包括怀疑其标准有问题、污蔑其治疗措施、贬低其理论基础等;另一个做法是把矫正效果的测量问题和概念化问题当作项目本身的效果问题(Andrews & Bonta, 2010:351-352)。

  显然,在循证矫正的背后是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之争。犯罪社会学关心的是相对宏观的变量,不管是其因变量集合犯罪率,还是其自变量,都是社会集体层面的概念和指标。比如,20世纪30、40年代流行的差别连接和强化理论(Sutherland & Cressey, 1960),50、60年代流行的社会失范和结构紧张理论(Merton, 1957; Cohen, 1965)、低下阶级文化理论(Miller, 1958)和帮派文化价值理论(Sykes & Matza,1957),都是从社会交往、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等范畴来分析偏差和越轨行为的。这些理论把社会环境因素当作个体行为类型的自变量,强调从社会环境出发来进行干预,进而影响个体行为类型,使其遵从社会规范。然而,犯罪心理学则是从心理动力和人格结构等范畴来分析个体行为的(Glueck & Glueck, 1950),认为这些范畴要比社会环境因素更容易控制和改变(Hirschi,1969;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能产生更加明显的行为效果。

  为了超越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北美犯罪学开始强调从实证研究出发,用科学有效的研究证据来支持矫正实务的决策和选择,发展证据为本的矫正模式(循证矫正),继而根据实证研究支持的能够降低再犯风险的显著因素整合成一种犯罪理论。经过这种实证研究和理论提升的循环过程,安德鲁斯和邦德提出了通用人格和认知社会学习理论,并将其作为犯罪心理学的新典范(Andrews & Bonta, 2010:138)。他们认为,影响个体行为的直接因素是心理动力理论和认知学习理论,而个体的心理动力和认知学习技巧来自其家庭、学校和交往群体的间接影响,至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则又是借助家庭、社交、学校和就业等中间变量起作用的。借助这个三重层次的理论模型,他们开发出了具体的评估工具(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提出了矫正工作的风险、需求和回应性三个指导原则(简称RNR原则)(Andrews et al., 1990),并开发了以认知行为策略训练为核心的司法矫正示范项目(Strategic Training Initiative of Community Supervision)(Bourgon et al., 2009),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而且经得起实证检验的司法矫正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循证矫正模式以其系统的理论、可操作的实务模式、扎实的实证研究证据,成为世界上流行的司法矫正发展的新方向。

  这似乎表明,在新一轮的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争论中,犯罪心理学通过实验研究,成功回击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犯罪社会学对矫正治疗项目的否定,重新肯定了针对个体的认知、人格、情绪问题的干预策略的有效性。但是,循证矫正实践模式中依然存在着实践和理论的矛盾:一方面在其一般理论框架中强调个体的再犯风险因素(反社会行动的历史、认知和态度)都受到社会情景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其操作实务中集中于个体认知、态度和情绪等因素的强化督导,忽视了对社会关系、家庭、教育和就业环境的干预。因此,循证矫正模式必然要引起新一轮的争论,只不过在新一轮争论中,没有人再否定矫正治疗项目的有效性,而是讨论如何能够发展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罪犯矫治和犯罪控制项目。

  二、循证矫正的争论和挑战:超越再犯风险因素控制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基于RNR原则建立的评估工具和矫正模式提出了质疑。美国犯罪和偏差行为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在2009年美国循证矫正大会和美国犯罪学协会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报告《质疑证据:对司法系统采用的风险评估模型的批判》。这个报告的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麦迪森大学犯罪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巴德(Cristopher Baird)。作为美国犯罪和偏差行为委员会副主席,他坚持认为风险和需求不是一类因素,不应该合并在一个评估工具里,如果复合在一起会降低评估工具的预测效率。巴德尤其怀疑安德鲁斯和邦德提出的犯罪动因需求概念(criminogenic needs),认为所谓的犯罪动因需求作为犯罪的动态风险因素是一个混淆术语,犯罪动因需求和再犯可能性的关系只是统计分析的相关性。当具体到不同个体时,犯罪动因是不一样的,需要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境来决定某种需求是否是导致犯罪的因素(Baird, 2012:61)。

  上述争论和挑战都基于循证矫正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矫正方法这个前提,真正的质疑则是对循证矫正的价值目标和科学方法的挑战。比如,循证矫正的首要目标到底是降低再犯率,还是保护社会?相比早期的静态风险评估,安德鲁斯和邦德等人虽然已经增加了犯罪动因需求和社会性保护性因子的评估,但是他们仍然是围绕降低个体再犯可能性这个核心目标来实践的。可是,个体再犯风险和社会功能恢复是什么关系?恢复社会功能主要靠矫正手段,还是靠发挥矫正对象的潜能和社会环境中的资源优势呢?矫正服务应该是以改变个体的再犯风险因素为主,还是以增强其潜能和优势为主?尤其在少年司法领域、家庭司法领域以及司法精神健康机构里,更应关注这些问题。有学者指出,基于再犯风险控制的有效证据通常会忽视罪犯的个人、家庭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中的优势和资源,应该采取优势为本、以家庭为焦点的干预策略(Shapiro, 2012: 75)。英国犯罪学家甚至认为,缓刑司法领域由传统的个案工作技巧转向片面的风险分析只是一个神话,一方面对再犯风险的甄别技术并无提高,另一方面却导致一线缓刑官的专业技术减弱,忽视了缓刑人员的真正需求,而且倾向于提高缓刑人员的风险级别,而不是提供真正满足需求的服务(Fitzgibbon, 2007)。

  进一步而言,在人类服务领域,人们不但质疑服务的目标定位和策略问题,而且对循证实践的认识论基础也提出了质疑。循证矫正是源于广义临床实践追求专业有效性的冲动。但是关于专业有效性的界定和实现途径,在临床实践领域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Boyes-Watson & Pranis, 2012; Payne, 2014: 56-58; Plath, 2013: 229-240)。大致来说,这个争论背后涉及到三种社会科学认识论范式:实证主义认识论、解释主义认识论和批判诠释学派认识论。

  证据为本的实践主要沿着实证主义认识论来界定和测量专业实践的有效性。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证据的有效性取决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控制。有学者指出,根据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存在一个证据科学性从高到低的排序,最优的证据来自随机分配的临床实验法(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其次是准实验法,然后是单个案评估,最后是案例报告(Rubin & Babbie, 2008: 31-32)。实证主义认识论不但假定专业实践证据效力的科学性存在着高低差序,而且假定人们的行动模式是技术理性的,也就是在实践中遇见问题首先要把问题转换成结构化的、可以回答的问题,然后搜寻有最佳证据支持的答案,进而批判地评估这个最佳答案的有效性、可用性,最后再把这个方法应用到实际的问题中,同时要对自己的应用过程进行评估以便进一步改善(Gambrill, 2006)。

  然而,解释主义认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所理解的社会环境的文化模式,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文化模式之间的循环演绎理解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模式。文化解释主义认为个体的行为模式取决于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理解了个体行为的意义体系,才能理解其行为的模式(格尔茨,1999)。所以,对应的行为改变策略多是一些针对地方文化模式的相对宏观的干预策略,比如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系探索的社区文化干预项目(Miller,1959)。进一步而言,在文化解释主义模式下,个体行动者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机械行为主义者,他根据内在信念价值和概念框架对现实世界的遭遇进行启发性(heuristic)解读和决策(Webb, 2001)。

  批判诠释学派进一步认为,文化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并不是提供一个可以随便选择的文化环境,而是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负载着的脱不掉的道德外衣(施瓦特,2007: 212),后者深深地影响着个人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因此,研究者不能假装价值中立,随便进出自己和他者的意义世界来描绘和呈现他人的意义体系,而应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围绕着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就他们所背负的传统和知识与之进行相互的批判反思,不断澄清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知识背景,以达到相互理解和实践的目的(伽达默尔,2001)。临床实践也不例外,实践人员在对自己的案主进行评估和干预时,并不是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来进行科学评估和干预,而是对彼此的道德判断进行澄清和批判的过程(Clark, 2006; Witkin & Harrison, 2001)。如果是这样,社会行动其实就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批判反思对话过程,而不应是共同让权给科学研究者,遵循科学研究结论的行动。就算是寻找证据,也应该通过参与式研究,把服务对象引入到研究过程中,让服务对象发声,并参与到对自己经验和行动的解释和对话中去(Humphries, 2003)。

  上述讨论告诉我们,即使是循证矫正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实证主义范式,通过一种化约主义的方法论把复杂的社会互动情景简化成个体行为的几个维度来进行评估,进而推荐一些简单有效的干预手段进行普遍推广。基于实证主义科学范式的循证矫正需要整合客观性再犯风险知识、工具性认知行为改变技术、文化解释主义提出的地方文化知识问题以及批判诠释理论提出的主体参与和反思对话问题,以提高矫正专业的实践能力。

作者简介

姓名:郭伟和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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