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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选】作为方法的概念史及其“鞍型期”假设
2021年04月22日 11: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郭台辉 字号
2021年04月22日 11: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郭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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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史作为方法

  概念史作为一种视角与进路意义上的研究方法,源于德国深厚而独特的社会史传统,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迅速推广。近十几年里,德国概念史方法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方兴未艾。方维规、孙江、黄兴涛、张凤阳等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多学科合作,推动概念史方法在东亚文化圈的运用以及东亚概念史研究的尝试。从对德国概念史方法的传承来说,方维规的研究可能最为直接。

  其实,德国概念史方法很复杂,不易驾驭。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与科塞雷克等代表人物延续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把概念史发展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方法。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在理解德国概念史作为社会史之方法的基础上,强调“基础概念”的选择理据,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丰富的一手史料,关注近代中国新兴的概念集群。

  作者的重点在于理解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与巨变,并没有过分突出概念史方法的新颖性,不愿意让研究工具的凸显遮蔽或冲淡研究内容的学术价值与厚重感,而是把方法融入到内容中。因此,本文以此切入,讨论所运用的德国概念史方法,进而评估概念史方法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有效性问题,并间接探讨中文或东亚概念史方法的可行性。总的来说,《概念的历史分量》既遵循概念史方法的规范性,又考虑其中国应用的特殊性。

  在规范性方面,作者高度重视德国概念史关于概念集群、概念丛、概念网络与概念结构的语义变迁问题,考察几组相关概念在特定时段内的语义关联和变化。具体来说,该书涉及近代中国思想在七个方面的结构转型,包括方位、文明、民族、政党、民主、经济与知识精英,通过这些基本概念来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变化。该著作多维度呈现概念集群的结构变迁,展示语言文字背后鲜活的抽象哲理与具体思想变迁过程,区分大小概念之间、上位概念与下属概念之间在特定语境中的关系变化。作者充分运用跨学科的思维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尤其把语言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方法应用的特殊性方面,作者意识到近代中国是“西学东渐”的高歌猛进时代。在近代急剧变化的“西化”与“现代化”时期,传统观念与语词迅速消退,新思想与新名词大量涌入。关键事件、基本概念与重要观念的变化过程大致处于同一进程,充分展示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交织、碰撞与交替。因此,在变化如此剧烈的历史时期,概念集群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与社会政治变迁的节奏一致,而且也充分反映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这意味着,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转型,需要确立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语境条件,并关注特定概念在西方的源生语义,尤其要重视转译后形成的汉语概念与原生概念之间的差异。作者充分发挥其掌握多语种的优势,在掌握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几组概念集群进行跨时空、跨语言、跨文明的深入比较,集中呈现近代中国思想的巨变与转型。

  然而,德国概念史方法得以可能,是建立在“鞍型期”的历史分期假设基础上的。《概念的历史分量》没有专门篇章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东亚地区推广过程中所面临的史观问题,但无不关联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试图从理论与方法上为中国概念史方法锚定一种历史过渡期的研究假设。在作者看来,科塞雷克的“鞍型期”在中国的历史转型结构可以大致对应王尔敏提出的晚清六十年(1840—1900)。因此,在确定历史分期的基础上,选择几组关键的概念集群,既充分反映中国近代思想的结构转型,又在语义与思想变迁方面来理解传统帝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通过这些概念的语义变化来印证其历史分期假设的自洽性。该书选择的概念集群大体上处于这个时间跨度,只有讨论“知识分子”概念的时间范围远不止于此,而是延伸到了三四十年代。接下来,本文以历史研究的双重假设为基础,重点评价科塞雷克的“鞍型期”方法论假设及其在中国的调适问题。

  二、“鞍型期”作为假设

  学术研究需要假设,旨在以某种基本共识的命题或价值系统为基础,确立一套研究链条完整的知识生产机制。学术研究的假设分为“学”(认识论)与“术”(方法论)两个层次。前者是为了确认“何为真”,作为普遍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或前置条件(precondition),用于评价知识生产的来源、性质、目的、意义与有效性。方法论层次上的研究假设是为了确立“如何可能”,便于开展研究而选择特定的“人为约定”因素(包括理论、概念、视角、方法、数据、材料等研究手段),但这些“约定”的假设是否有效,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验证(test)和证实(verfication)。

  历史事实没有假设,而历史研究必须假设。西方史学界最为典型的研究假设是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对于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观念差异与界限标志,引起历史研究诸多争论,根源在于不同史学理论家的研究预设不同。为了突破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分歧,史学界提出一种“历史过渡期”假设,认为社会形态从旧的固态向新的固态变迁与转型,在旧秩序的解体与新秩序的建构之间必然经过“液态化”的变化过程,而“液态化”意味着旧结构崩溃而新结构尚未成熟的历史过渡期。历史过渡期的方法论假设可以打破史学界关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既定框架,也消解了传统终结与现代兴起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但如果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对历史过渡期的讨论就更充满争议。

  以上述的方法论假设以及历史过渡期的具体假设作为理论铺垫,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鞍型期”假设。科塞雷克之所以对开创德国概念史方法有标志性意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为概念史方法的理论化提出“鞍型期”的方法论假设,据此进一步就“基本”概念的选择问题而提出时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的“四化”标准。科塞雷克认为,“鞍型期”是一种历史分期的研究假设,表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必然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在此时期,传统“经验”不断失效,当下的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逐渐受制于未来“期待”的引导。“鞍型期”的研究假设表明传统经验与未来导向之间的历史断裂线并不明显,而是作为一个“模糊地带”。概念史方法正是以此为研究假设,并在此“鞍型期”内,按照“四化”标准来选择重要的基本概念,既可以作为一种表征方式和痕迹,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变迁,本身又是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力量,推动历史的变迁。

  科塞雷克通过考察德国的概念史传统,认为德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社会变迁存在“鞍型期”,即从1750—1850年的一百年。基本概念在此之前受传统“经验”的束缚而语义稳定,而在此之后则受未来导向的指引,形成影响至今的新语义形态。只有在“鞍型期”里,基础概念散落在各领域的语义不够清晰,并且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传统经验与未来期待的语义成分相互冲突、碰撞但交织在一起。

  不仅如此,科塞雷克找到认识论层面的“元史学”预设来作为支撑。他从基督教传统的末世论与创世论的二元划分及其之间的联系寻找神学依据,并在康德历史哲学中得到支持,提出“元史学”预设,即人类的世俗历史过程存在“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两个维度。而处于当下的人们恰恰在二者之间徘徊,需要同时面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断裂与联系问题。其中,“现在”既是“过去”事实的终结,可以从具体空间的经验材料中找到证据,又是“未来”期待的起点,这需要从历史合目的性的、超空间的普遍历史来推理。只有在社会结构处于急剧变迁的历史时期,“过去”与“未来”才可能在“现在”汇合与交织,也只有在这个关节点的历史时期才能找到断裂与联系的内在机制,由此理解人类文明从过去通向未来的真实路径。

  三、“鞍型期”的中国遭遇

  《概念的历史分量》把德国概念史方法充分应用于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研究,把观念史与事件史统一到概念史。其“元史学”预设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分,进而确定晚清六十年为“鞍型期”,使之成为中国概念史方法的研究假设以及基本概念选择之合理性的逻辑前提。“鞍型期”假设把近代看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此之后,传统观念永远留在古代中国,深受西学影响的现代观念把中国拽进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该著作成功打通了中国概念史方法生成逻辑的四个互通环节,通过史料与史观的结合确立一个完整的研究链条,即历史预设—“鞍型期”—基本概念—语义结构。历史预设的确立恰恰来自传统“经验”的消逝与未来“期待”的指向间的二元分界,这又从“西学东渐”带来概念语义的结构性变化中得到翔实史料的支撑。

  然而,我们在把概念史方法运用到近代中国思想研究时,需要重新思考其背后的“鞍型期”假设。

  其一是现代性的目的性预设问题。科塞雷克的“元史学”预设认为在未来有目的的期待与过去的历史经验间存在断裂。但是,这个断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有着不同的发生时间与路径,只有深入到具体的社会政治空间才能理解具体概念变迁的“鞍型期”不一致性。在近代中国思想里,语词与语义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的西化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经验与未来之间也并非固定不变。概念史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视域和目的论预设。

  其二是政治史的优先性问题。科塞雷克虽然认为任何概念都有自己的生命、历史与变迁路径,但提出“四化”标准,强调基本概念的政治属性。他重视政治结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对于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政治结构的传统解体与现代重构为“鞍型期”标志,从而把概念史与社会政治史关联起来。那么,用政治史的分期来替代整体的历史分期,是否同样遭到兰克学派所遭到的批判,政治一定对经济、文化、社会、精神等领域的决定性地位吗?人类生活的各领域是否存在断裂与不连贯性?政治结构的转型是否必然如此深刻地投射到思想观念领域的断裂?

  其三是历史“鞍型期”的共识问题。传统社会—心理—文化结构的解体到现代的新结构奠定,之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研究理路都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关于近代历史过渡的时期划分也有很多分歧,比如王尔敏强调晚清六十年(1840—1900),在张灏看来,1895—19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金观涛、刘青峰主持的“数据库”集中在1830—1930年间。孙江把近代的下限推迟到1935年前后,对于唐德刚来说,近代开端的这种“鞍型期”需要两百年,至今远没有完成。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鞍型期”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假设,不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受制于研究者主观的问题意识或同时代集体的历史无意识,由此决定历史事实的取舍。因此,历史“鞍型期”问题在学术界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概念史研究可能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研究者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采用不同的研究假设,由此决定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层面的历史变迁的必要性,并强调不同时段的重要性,以表达特定概念的语义结构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位置。不同的问题意识需要不同的历史研究假设,并形成不同的历史分期,反之亦然,相同的历史分期背后存在某种共同的历史研究假设和意图。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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