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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典籍翻译构建全新法治文化空间
2021年08月20日 15: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亚芳 董晓波 字号
2021年08月20日 15: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亚芳 董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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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人类脱离蛮荒,步入文明,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自然的、物质的世界是我们的第一居所,而文化空间则是与物质世界不可分割的另一家园。20世纪70、80年代,苏联文化符号学创始人尤里·洛特曼提出了文化空间论,尝试以符号为基点体认文化现象,探索文化的本质,构建多层次、立体的文化符号系统。据其理论,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域。所谓符号域,指的是“人类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对自然世界进行重塑的结果,是人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有组织、多层次的空间”[1],其中,文本作为“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是文化空间构建“核心的核心”。中华法系绵延数千年,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法律典籍,这些经典文献是塑造中华法律文化的重要文本之一。在全球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法律典籍的翻译对建构全新的法治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法律典籍翻译构建法治话语权 

  据记载,远古苗民制“五刑”,此时已有法律出现。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以古代中国法为核心形成了东亚法律文化圈,凝结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法治精神、法治文明、法律实践的中华法文化空间欣欣向荣,在世界法域中绽放着夺目的光彩。然而,随着清朝的没落,中华法文化空间渐次凋零,逐渐归于死寂。与之同时,为救亡图存,改革变法是时势所趋,“西法东渐”使得传统中华法文化被现代西方法文化强势取代,法治理论和实践中“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征程中无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是现代国家的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华法治文化空间的生命力离不开过去,离不开被遗忘、被掩埋的法律经典。因此,要重塑传统法治文化空间,令其焕发新的生机,重译法律典籍势在必行。

  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和学者占据了翻译和阐释中国古代法律典籍的主动权,从“他者”的角度理解和体认中华法文化。相关的译作和研究成果是以西方法文化空间构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指导的,展现给国际社会的中华法文化形象往往是一种“西化”的、存在诸多误解、误读甚至是偏见的形象。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建立在双方具有平等话语权的基础之上的。重视法律经典的重译和研究,跳出西方法文化主导的解释和评价体系,从本土的、现代的视角解读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牢牢把握解读自身文化的主动权,才能真正增强中国的法治话语权。因此,法律典籍的翻译和研究肩负着挖掘传统法文化新价值、阐释古代法思想新意义、赋予旧法治实践新生命以及树立中华法治文化新形象的历史重任。

  法律典籍翻译增强法治文化认同 

  “文化是活的,从旧的当中诞生新的,我们越是能更好地了解过去,新的诞生就越可靠,这是对无回应的、无生命的、过去的尊重”。[2]法律典籍作为一种历史文本,一方面具有“记忆事实”的功能,能够记录、保存和还原过去的法治实践,客观地重现曾经的成败得失;另一方面能够传递信息,将客观事件背后隐藏的观点、理念和设想投射到新时代的语境中,在与新思想的碰撞中产生新的意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来源于坚定不移的文化认同,而要取得认同,就要对文化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重译经典,就是我们了解过去、获取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翻译和研究传统法律典籍,首先,要站在“过去”的角度看问题,以原文本的语言和逻辑规则为基础,从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宗教、哲学等多个层面对其进行复杂的解码,切实还原法律文本的真实面貌。其次,要从“现在”的立场审视经典,抛却“拿来的”,审视“我有的”,用新时代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来解构先人遗留的宝贵法治财富,沟通过去和现在,将符合时代需求、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法治文化精髓提取出来,探索构建中华法治文化空间的新方法。这些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思想和理念就是构建全新法治文化空间的基石,而在提取这些思想和理念过程中塑造起来的共识才是对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真正的认同。

  法律典籍翻译塑造共同法文化记忆 

  洛特曼提出,“文化符号方面的发展,确切地说是按照记忆的规律来进行的,过去的没有消亡,没有变为不存在。过去经过选择和复杂的编码后,被保存了起来,在特定的条件下将重新展现自己”。[3]法治文化空间的构造离不开对时间维度的综合思索和考察。无论是抛开时间,机械的、静止的法文化研究,还是不同时期法文化的简单对比,都无法满足构建新的法治文化空间的需求。法律典籍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记忆容量的文本,其中包含的关于过去语境的信息在进入现代语境中会被激活,从而产生出新的意义和影响。举例而言,传统法文化中“以法治国”、“以人为本”、“德法并治”等理念不仅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深深地影响和塑造了我们对于“法”的认知和理解,塑造了我们对中华法文化的共同记忆。

  “记忆的内容是过去的,但它却是现在的思维工具。……没有记忆就无法思考‘现在’和‘此时’……历史不只是过去的痕迹,也是现在的积极机制”。[4]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重译法律典籍不仅能够带我们重走前人的法治“长征路”,更能以古鉴今,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下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忧提供参照。在“古”与“今”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法治文化空间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败,对过去的共同记忆是驱使我们以“共同体”的身份反思和解决当下问题的内在动力,而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我们又会塑造出新的、共同的法治文化记忆,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强大生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大力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它根植于中华法文化沃土。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通过重译法律经典文本解读和阐释中华法文化,构建中国法治话语权、增强法治文化认同、塑造共同的法文化记忆是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题中之义。从传统法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古今融合中启迪思想,以“中国方式”讲“中国故事”,构建全新的法治文化空间。 

  注释:

  [1]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2]Yuri M.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0, p.104.

  [3]尤里·洛特曼:《文化的记忆》,2000年,转引自康澄:《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4]Yuri M.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0, p.24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法治术语翻译与对外法治话语能力建构研究”(20AY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

姓名:张亚芳 董晓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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