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 城乡研究
胡必亮 芮亚楠 张坤领:以市场力量促进乡村振兴 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创新治理模式调查
2019年09月17日 11:04 来源:《社会治理》2019年第8期 作者:胡必亮 芮亚楠 张坤领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  要】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很多优秀的村庄充分利用企业这样的市场化组织,探索创造了一些繁荣乡村的治理模式,其中村庄公司化就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之一,对于我国乡村的繁荣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为例,在进行长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一个内生于传统村庄(福星村)的现代企业(福星集团)是如何逐渐推进村庄公司化进程并促进村庄振兴的具体案例进行了理论和现实分析。研究表明,村庄公司化这样一种源于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创新,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乡村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乡村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同时改进公共产品提供状况,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本文认为,村庄公司化这种乡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在目前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乡村企业所激发的市场化力量与传统村庄各具特色的资源乃至文化因素实行有效整合,乡村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村庄公司化  治理模式创新  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的社会财富增加了,居民福利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增强了,但是,这也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挑战。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使得乡村的各种可流动资源或要素单向地流向了城市,比如,大量的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进入城镇生活和就业,乡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乡村的资本也被大量转移到城市。但乡村资源或要素“过度”流出后,很多村庄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导致乡村发展出现了很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基于此,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加以推进和实施。然而,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合理的治理模式对于乡村的振兴至关重要。

  从发展经验上看,我国新时期农村发展过程中,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在很多村庄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根据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特色村镇工作委员会、名村影响力研究课题组在第十七届村长论坛上发布的2017名村影响力综合排行榜①,绝大多数名村中都有强大的现代企业,绝大多数企业的名称中都有村庄的烙印,其中,不少村庄里还走出了很多上市的大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在2017年名村影响力综合排行榜里,排名前50位的乡村中,31个村庄里有注册资本上亿的乡村企业,占62%;前10位的乡村里,有9个村里有注册资本上亿的乡村企业。因此,如何创新治理模式,引导企业参与到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去,通过公司发展促进乡村发展,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市场力量应该在乡村振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有学者认为,乡村的治理结构中要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要积极地参与乡村振兴中,尤其是企业组织,其拥有充足的发展资金和建设人才,也具有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的参与,既能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又能快速重塑农村产业新业态,实现农村产业的持续发展②③。还有学者指出,乡村企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④,比如农业旅游公司的创建对于农村重新焕发生机具有重要作用,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⑤。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的企业组织在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但对于乡村企业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以及以什么途径发挥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

  因此,本文以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公司和村庄如何通过创新的治理模式,即村庄公司化,整合在一起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体化实体而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以企带村”的共生共长机制,并形成了公司与村庄之间比较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在我们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今天,这一案例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从现实方面来看,这种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企业与乡村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为我们深入探讨城乡统筹、乡村振兴以及进一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现实模式;从理论方面来看,对于这种“村庄公司化”的新体制和新制度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推进“企业(公司)—村庄”理论在乡村地域的深化与发展。

  一、村庄公司化与乡村振兴:一个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村庄与企业的发展关系逐渐丰富,而公司化其实是乡村企业和村庄共同理性选择的发展模式之一。

  (一)村庄公司化

  公司化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定义,大多数学者在运用公司化这一概念时都是基于现代企业组织的概念的发展与延伸,但是侧重点各有不同,概括来说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方向的运用。狭义来看,公司化就是企业制度领域的现代企业化,即古典企业在组织架构上向现代企业形式发展⑥⑦。广义来看,公司化就不再局限在企业组织领域,很多企业以外的组织也开始借鉴公司的组织运营模式,这些组织的利益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性比较大,其动机和行动都呈现出公司的特征,比如地方政府的公司化⑧⑨,学校的公司化⑩等。因此可以看出,公司化这一概念及其组织形式已经在很多领域有了广泛应用。但在乡村振兴和农村发展领域,相关概念的应用相对较少,胡必亮关于“以厂带村”的研究11及其关于“村企一体化(integrating village with company)”的研究12可以看作村庄公司化的理论雏形。

  本文所指的村庄公司化其实更接近广义的公司化定义,即是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村庄被纳入到了乡村企业的发展框架中,使村庄既具有公司的属性,又具有基层管理的职能。事实上,这种模式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与村庄或者说与更广义一点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村庄是企业进行生产生活的区域场所,企业的工人一般都是村庄里的公民,因此,村庄是企业生存和持续经营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13。对企业与社区合作关系的研究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见表1)14。企业可以为社区特别是给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村庄或社区为企业提供了经营场所、劳动力等要素。企业构建包括社区在内的共生网络、从事公共事务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获取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事实上,这些活动本身是一种无形资产的形成,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15,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16。因此,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对社区进行投入是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的有效方式,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践中,很多企业对社区这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格外关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努力寻求摆脱简单的慈善捐助模式,积极参与地方社区活动,使企业支持社区发展不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不断创新活动,适应社区发展17。如英国石油公司、可口可乐、星巴克等公司,他们减少纯粹的慈善捐助比例,注重对当地社区的投资,以支持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18。再如,Galaskiewicz在1997年的调查发现,总部位于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的企业的大约70%的慈善活动位于本市19。

  (二)村庄公司化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乡村地域中,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使得企业与村庄的相互关系受到一系列非正式与正式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影响。

  正式制度包括企业运营过程中涉及到的合约、组织和管理制度,以及村庄的民主自治制度等;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等,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乡村要大于城市20。企业这种市场化组织要在村庄的地域环境取得良好的发展,必须要适应这些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更加合理地处理好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各方面生产资源与乡村企业的关系。公司化模式是乡村企业与村庄融洽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使乡村企业以一个企业公民的身份获得了一定的乡村政治权力,有效缓解乡村企业与村庄各方面的矛盾,在企业获得收益的同时,村庄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持续稳定的收益,两者实现共赢发展(如图1所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实行基层民主自治,这为乡村企业作为法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能,即乡村社区公司化模式具有了生长的土壤。1998年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村民选举为经济精英参与村庄的权力分配提供了空间,这些经济精英在村庄发展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带动村庄的全面发展21。也就是说,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为乡村各个主体参与乡村政治提供了直接的途径。在这种基层民主制度的环境中,乡村企业成为乡村社区的“企业公民”。当乡村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时,乡村企业的经济权力就会对乡村社区的政治权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乡村企业通过村庄公司化可以更深入地参与乡村政治,获得更多的乡村政治、经济方面的收益。例如,有很多乡村企业由村里的精英村民控股或参股,他们具有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22。这部分人从小就深受以家族和乡情为核心的乡土文化的浸润,当这些人从企业创办中获得了经济收益后,他们可能会出于各种考虑要参与到村庄政治中去,村庄公司化便是方式之一。

  无论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还是外部与市场的对接中,乡村泛家庭化的倾向及其特殊的信任结构等乡土中国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对乡村企业的影响重大,因此,这也助推了公司化模式的形成。乡村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处理好乡村非正式制度获得更低价格的生产资源,降低交易成本,而村庄的资源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获得持久的收益。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投融资角度看,乡村的金融体系比较薄弱,村庄集体、个体农户的储蓄以及民间非正式金融可能是乡村企业原始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资金来源受到村庄共同体与区域性文化等乡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有机结合了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因而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风险也相对较小。

  第二,从土地角度看,土地是村庄重要的资产,也是乡村企业经营的基本投入要素。由于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很长时间都并不完善,那些需要土地较少的企业往往可以直接开办在农户家中,而需较多土地的企业则离不开村庄以及乡村政府征地、划拨或批准等方式的土地供给。乡村的土地也可以通过有效的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土地效益。

  第三,从劳动力角度看,村庄的农民构成了乡村企业的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一方面,乡村企业雇佣本地劳动力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如招聘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花费的成本等。另一方面,本地劳动力也可以在不远离亲缘和地缘的前提下,实现收入的增加和价值的实现。

  第四,从公共品看,这是社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企业重点关注的方面。对企业而言,良好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对提高企业职员幸福感与工作效率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乡村企业有动力提供并改善村庄范围内的公共品,村庄也会因此受益。

  因此,村庄公司化是乡村企业和村庄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表现形式,是处理好村企关系的有效方式,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乡村企业以企业公民身份参与到村民自治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以及经济权力,充分利用乡土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乡村重要的资源要素交易中降低正式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与此同时,村庄政治环境更加活跃,治理更加有效,社区内的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同时也获得了乡村企业对村庄发展的长期承诺。

  (三)村庄公司化模式促进乡村振兴的表现

  本文所探讨的村庄公司化不是简单地将村庄套用于公司的组织结构,而是对村庄内“企业—村庄”这一关系的发展探索,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引入公司制度这种市场化的制度,能够提高村庄的资源使用效率,促进村庄全面可持续地发展。简单来说,村庄公司化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乡村治理方面,村庄的基层民主政治中引入企业这一主体,使得村庄的治理决策更加市场化与科学化。公司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法人治理机构,以法人财产权为中介实行了经营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拓宽了经营人才的选择领域,克服了出资者个人知识能力对企业效益和企业发展的限制,用集体的科学决策取代个人的经验主义决策。因此,在村庄纳入公司框架以后,公司组织在基层民主生活中就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运用公司法人制度的优势提高村庄政治决策的科学性。比如,在乡村基层民主选举中,乡村企业可以通过企业的董事会、工会等组织决议推荐村长、村党支部的成员等人选;在涉及到村庄的土地、集体资产等规划与使用方面,乡村企业可以参与这些村集体的重大决策,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第二,在经济方面,村庄的规划建设更加注重市场逻辑,提高了村庄的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了村庄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村庄公司化后,村里的土地会进一步科学规划,改善传统乡村分散的状态,合理设置好居住区、生产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区;乡村企业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社区内的就业率以及村民收入水平;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村庄相应地也会产生集聚效应,村里的工商业也逐渐兴起;对于村庄而言,农业稳定对于村庄稳定也有很大的意义,随着村庄公司化,传统的乡村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在市场资本的支持下可以进一步向现代化方向升级发展。

  第三,在乡村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当村庄公司化后,乡村企业将更愿意承担村里的教育、科学、体育、文化、卫生、生态等事业的发展,强化共同体的理念。研究表明,社区关系、员工关系和员工多元化这些因素与企业绩效、企业竞争力正相关,且十分显著23。为了丰富职工与村民的生活,增强村民与职工的归属感,乡村企业可以通过建设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基础文化设施,提高教育、医疗等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增进村民的幸福程度。因此,公司化的村庄可以形成一个优秀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乡村整体的发展。

  二、福星村与福星公司

  (一)福星村

  福星村位于湖北省的中部偏东地区,原名“段夹村”,处于湖北省仙桃市和天门市的交界处,行政上隶属于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村距离汉川市区42千米,离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市区98千米。从地理位置上看,福星村并没有太大的区位优势,离城市较远,只是中部平原地区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从自然条件来看,福星村处于湖北汉川市沉湖镇西南角的一片河泽泥沼地带,由于地势较低,防涝抗灾能力有限,曾有“三年两灾(水灾)”和“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的说法。从人口构成来看,福星村完全是一个移民村。福星村在1997年之前原名“段夹村”,主要是因为在当时这个村姓段的人最多,全村总人口占比超过20%(1994年为20.26%)。村内的人口主要是明朝年间从江西迁移来的。最早的家族迁移到福星地区这一带已有600多年历史了,晚的移民也已经历了300多年的历史24。2018年福星村有村民小组13个,全村共有900户,人口4099人,农业劳动力共有2260人,占55.14%。随着外来人口的流入,福星村成立了一个社区居委会,当前管理4813人,劳动力3511人,占72.91%。从产业基础看,福星村具有悠久的铁业基础。铁业加工是祖先们从老家江西省带来的,很多村民们将打铁手艺称为“活命”的手艺。从解放后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福星村依靠集体的铁业经营,使得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福星村的村民开始大规模地将他们的大量精力投入到铁业经营之中,走上了一条农业与铁业并肩发展、具有鲜明村庄历史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之路。

  (二)福星公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顺应乡镇企业兴办的潮流,福星集团最早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原“段夹村”第九生产小组(当时叫“小队”)的谭功炎也与该村其他村民一样,从开始到全国各地收购废旧铁丝回来,然后用手工方法将这些废旧铁丝锤直,再用它们作材料打成铁钉或做成供建筑工程使用的预制件的附筋销售出去。1981年11月,谭功炎召集成立了一个8人的手工合作性质以“自愿、互利”为基础的铁木加工厂。由于它既不是村(当时叫“大队”)集体组织的,也不是村民小组(当时叫“生产队”)组织的,所以,他们的经营活动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村集体的直接支持。但是,它却得到了当时的复兴管理区(属于当时公社的派出机构)政府的支持,因此,这个铁木加工厂当时就直接冠以了“复兴铁木合作加工厂”的名字,名义上属于由管理区直接管理的集体企业,实际上却是具有很强的合伙性质的民营企业25。

  1985年11月,铁木加工厂通过盈利积累加上一部分贷款筹集了80万元,投资建设了两个拉丝车间,这两个车间也就是现在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分厂的雏形26。1986年,“复兴铁木合作加工厂”正式更名为“复兴钢丝绳厂”。从这一年开始,加工厂开始引进了机器设备,完成了从手工到机器化生产的转换。这期间,工厂无论是在原材料、工艺技术,还是生产管理方面,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通过艰苦的奋斗努力克服了这些挫折。如在生产管理方面,他们不断强化以成本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形成了一套具有企业特色、比较规范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这些新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使企业再次获得了良好的成长势头。湖北省政府当时还提出“外学邯钢,内学川绳”的口号,这是对福星公司管理水平的充分肯定。

  1993年3月份,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该企业正式改制为“湖北省汉川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这次改制,企业原有净资产4150万元全部转为股本,再加上县财政和县保险公司各入股100万元,面向社会吸收股金2000万元,共形成了6350万元的总股本,每股1元,共6350万股。其中,国家股100万股(财政局的100万元),占股本总额的1.57%;法人股4250万股(包括保险公司的100万元在内共4250万元),占66.9%;个人股2000万股(2000万元),占31.53%。个人股是面向社会按照1∶1.5的比例溢价发行的,因此而筹集到了人民币3000万元资金。及至当年年底,企业发展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企业人数从1983年的仅20多人发展到了1993年的2800人,企业总产值从1983年的仅30万元左右增长到了1993年的1.08亿元。两项指标分别增长了约140倍和360倍,年均增长63.9%和80.1%27。

  1999年5月26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A种股票5500万股,并于当年6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成功地从市场上募集资金2.8亿元。同年10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成为公司体制改革进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000年,福星公司从产业和产品两方面做出了战略调整,制定并实施了产业多元化、产品高新化的重大发展决策。在产品上,公司由原来的常规金属制品向钢帘线等高端金属产品调整;在产业上,除了金属制品,还开拓了房地产、生物制药业、电子等产业方向。通过实施这两个方面调整的战略,福星集团开始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不久,福星惠誉、福星生物、福星药业、福星机电等公司相继成立,福星集团迅速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目前,福星集团共有七大产业群,包括房地产业、金属制品业、生物药业、物流业、机械电子业、生态农业及金融业,控股1家上市公司和12个子公司,这些主要的子公司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均表现优异。2018年,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全国房地产企业排名第124位,福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丝绳制品企业排名第5位,福星智慧家生活服务公司在物业行业全国百强中排名第12位,福星生物科技公司在ARA/DHA制剂行业排名第3位28。截至2018年10月,全集团共有6936名员工。2017年,集团公司营业务收入239.03亿元,其中金属制品业收入12.24亿元,房地产业收入103.47亿元,当年底集团净资产达到了126.6亿元,净利润为12.02亿元。福星集团税后利润主要有两方面的用途,一方面用作企业发展、公共服务、村民福利支出,另一方面作为集团公司的未来发展公积金。根据福星集团的总体发展规划,“十四五”末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将争取达到800亿元。

  三、福星公司的发展与福星村的振兴

  随着村内这个土生土长的公司的发展,为了村庄和公司共同的利益,1996年年初,福星公司和福星村达成共同探索一条公司化发展模式的路径的共识。福星公司作为企业公民,更多地参与到村庄的基层民主自治中,村庄在土地、劳动力等很多方面给予公司发展支持,公司也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全方位振兴福星村。

  (一)福星村对福星公司发展的支持

  在这种公司化模式下,福星公司在土地、劳动力和管理人才上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企业扩张时期,村庄对企业的支持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奠定了企业壮大的基础。

  在公司建设用地上,据不完全统计,福星村及周边村通过各种形式为福星公司提供土地1285亩(见表2)。在公司化模式前,公司仅有一个300亩左右的厂房。在公司化模式实行以后,公司在村庄内的用地规模得以增加。随着公司财富的增长,从2009年开始,公司对被征地农民实行特殊补偿,除按征地时的国家政策规定给予补偿外,从征地之日起,每亩每年另给予1000元的补偿,因此,公司给予村民每年多达330万元的土地补偿金。

  福星村悠久的打铁历史不仅为福星公司早期的金属制品产业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也为公司提供了高质量、有认同感的劳动力。福星公司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经营金属制品,而福星村悠久的打铁历史使村民们普遍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基础,并对从事打铁业具有较高的认同感,这使得企业劳动力的质量较高,并产生了凝聚力。随着公司从手工作业逐步向机械作业转换,工厂规模逐步扩张,所需劳动力也逐年递增。2003年,公司的员工扩张至5000人,其中来自福星村的有1200人,占到了全部员工的24%。截至2018年11月,福星集团共有员工6936名,其中研发人员1502名。在福星地区的企业有新材料科技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机电设备公司、热电公司和现代农业发展公司。这五个公司员工总数约3442人,其中来自福星村的有934人,李花村的有452人,陈元村有54人,总计占集团在福星地区总员工的41.84%。此外,福星村还为福星集团下属的很多子公司提供了很多高级管理人才,使得公司文化一以贯之地得以传承。福星集团在福星地区之外的公司员工共有3494人,因为这些公司一般都分布在城市中,招聘制度更加市场化,因此来自福星地区的人相对比较少,但是各公司的管理人才来自福星地区的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福星惠誉、福星药业、惠之美、银湖科技和银湖物业这五家公司中,中层以上的员工总共438人,其中来自福星地区的有45人,占总管理人才的10.27%,并且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基本上都来自福星村。

  (二)福星公司对福星村的支持

  在公司化模式下,福星公司也积极履行企业公民义务,因而,福星村在组织结构、土地、劳动力、公共产品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提高了效率,进而基本实现了村庄的全面振兴。

  在产业上,福星村的一二三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济逐渐兴旺发达。在推行公司化模式前,福星村以小农生产为主,小部分村民在务农之余依靠打铁技艺接一些手工活,村庄集体资产薄弱。随着福星集团将福星村纳入公司发展框架中,福星村内的产业逐渐丰富壮大。在福星村的支持下,福星集团相继在村里成立了生物制药公司、现代农业公司、物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中,福星现代农业公司充分利用了集团公司的资本优势,通过建设标准化农田、规模养殖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动了福星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与此同时,村庄还吸引了很多原有产业上下游的企业,比如用于钢丝绳包装的纸箱厂和工字轮厂等,众多企业的入驻使得村庄人口呈现净流入状态,进而也带动了村庄服务业的蓬勃发展29。

  在生态上,福星村在充分尊重自然风貌的同时,着力打造一个宜居的城镇。在推行公司化模式前,福星村村民居住比较散乱,道路硬化率低。发展公司化模式以后,福星集团根据村庄的规划推动了福星村的旧房改造工程,使村民住上了整齐划一的楼房,并修建了共近35公里的12条村级水泥主干路和配套的花坛、景点及绿化带。此外,福星集团根据当地的自然风貌建设了福星公园、福星小城镇综合体,改善了医疗、教育等质量,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

  在乡风上,福星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村庄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方面,农民是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福星集团一直将提升村庄教育水平作为重要的责任之一。在公司化早期,福星集团在资金相对紧张时就对村庄内的小学、初中、高中捐赠教学设备,提升教学硬件条件。2016年,福星集团在村庄中建立了“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中学福星分校”,让村民在村里就能享受全省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福星集团积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司在村里建立起了一个可容纳超过4000 人的剧场,定期演出当地传统楚剧,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此外,公司还每年开展“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对这些家庭除了授牌外还纳入公司年终总结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树立了良好的新风气,有利于助推文明乡风的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在治理上,福星村的日常管理与建设过程中有赖于福星集团的支持,村庄整体治理十分有效。公司化模式强调了企业在村党支部、村委会和企业协同发展时的重要作用。在既是村民又是企业创始人的谭功炎的努力下,村庄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协同发展的公司化治理模式。在组织结构上,福星村的民主自治中引入了福星集团这样市场化的主体,化解了村庄与企业的很多矛盾,也让村庄的发展规划增加了效率。福星集团使得村庄产生了很大的集聚作用,沉湖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派出所都相继从万福镇迁至福星村,村庄内的工商业也逐渐兴旺。

  在生活上,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农村的建设,普遍生活都比较富裕。福星公司为福星村带来了净人口流入,促进了福星村的稳定发展。福星集团发展的多种产业为村民就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业到知识密集型的生物制药产业,集团定期为员工提供培训的机会,本村人进入企业工作享受一定优先录用政策。此外,福星公司的发展也带动了村庄服务业的发展。由于村里的人口众多,很多村民抓住机会在村庄中经营餐饮、住宿、服装等服务业,丰富了村民的就业选择。在公共品上,福星集团主动承担了福星村多项村庄公共品的供应,提高了村庄的教育、医疗、生活质量,增加了员工和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乡村发展实践中,很多优秀的村庄充分利用企业这样的市场化组织,探索发展出了一些繁荣乡村的治理模式,其中村庄公司化就是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之一,对于我国乡村的繁荣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长期以来,生长于村里的企业和村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套密切的关联关系,村庄公司化是“企业—村庄”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公司化让村庄和企业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的战略共同体,企业凭借村庄的资源得到很好的发展,村庄借助企业的力量得到全方位的振兴。村庄为企业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劳动力、经营场所等资源,企业为村庄提供了就业岗位,修建了公路、供水供电站等基础设施。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处理好与村庄的关系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争取更高的经济价值;从村庄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把自身资源和乡村企业的发展目标进行对接,可以获得除了政府资源之外的力量也就是企业和市场的力量来促进村庄的更好发展。很显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乡村企业与村庄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双方发展而言,既是一种演化的结果,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合理性。

  根据长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我们发现福星村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是从福星村生长起来的福星公司作为一个乡村企业,它的创立和发展与福星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福星村有历史悠久的铁业经营加工传统,并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民收入低,村民们在很大程度上愿意将土地转让给公司并到公司就业,从而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这为福星公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福星公司在成长过程中从产业结构、土地规划与使用、劳动力就业、社会发展到乡村建设和村庄面貌等各方面都改变了福星村的旧貌,促进了福星村的现代化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利用村里特有的资源禀赋,获得了自身的稳健发展;与此同时,企业作为一种不同于小农经营的新的现代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到乡村发展过程中,从而促进了乡村发展与振兴。

  本文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乡村振兴战略从国家层面上对目前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政策促进乡村发展,这需要鼓励多种主体参与,激发多样化的振兴乡村的新动能,尤其是企业这样的市场化力量。公司化模式是乡村企业和村庄互利共赢的治理模式创新,也是一种可以学习和推广的乡村振兴方式。当然,这种模式的推广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支持。第一,鼓励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为乡村基层治理留足创新的空间。乡村治理的主体原本应该是农民,但是当前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很难对乡村实施有效的治理,必须要鼓励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不仅要鼓励普通农民、乡贤等力量的参与,更应该鼓励其他力

  量,如市场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振兴。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为基层治理创新模式提供更多条件。第二,放宽工商资本入乡管制,为企业在乡村投资和发展提供便利。近期颁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指出,“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只有引入工商资本,才能引导企业这一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去。第三,优化农村地区的营商环境,为乡村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条件。营商环境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市场、服务质量、政策支持等各个方面,这些逐渐成为外来的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否流向乡村的决定性因素。优化营商环境,就像是筑巢引凤,有利于乡村吸引更多的资本、人才、技术的流入,进而有利于乡村企业的发展壮大,为村庄公司化发展提供便利,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芮亚楠,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助理;张坤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http://www.huaxia.com/xw/zhxw/2017/12/5563064.html

  ② 徐顽强、王文彬:《乡村振兴的主体自觉培育:一个尝试性分析框架》,《改革》,2018年第8期。

  ③ 王晓毅:《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④ Gladwin C H, Long B F, Babb E M, et al. Rural entrepreneurship: on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9, 71(5): 1305-1314.

  ⑤ Gronau W, Kaufmann R. Tourism as a stimulu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 Cypriot perspective. 2008.

  ⑥ 吴敬琏:《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⑦ 施天涛:《中国企业集团的公司化构造》,《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⑧ Qi J C.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2, 45(1): 99-126.

  ⑨ Walder A G.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5,101(2): 263-301.

  ⑩ Steck H. Corporat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Seeking conceptual clarit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3, 585(1): 66-83.

  11 胡必亮:《“以厂带村”与农村发展》,《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5期。

  12 Hu B.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M]. Routledge, 2007.

  13 Clarkson M E.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1): 92-117.

  Rogovsky N. 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mes: Partnerships for jobs and development[M].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0.

  15 孙天琦,魏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市场、准企业(准市场)和企业”的比较研究——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视角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16 Porter M E , Kramer M R .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Harv Bus Rev, 2002, 80(12):56-68.

  17 姜启军、苏勇:《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和社区互动机制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3期。

  18 Nwankwo E , Phillips N , Tracey P . Social Investment through Community Enterprise: 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igerian Water Resourc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3(1):91-101.

  19 Galaskiewicz J. An urban grants economy revisited: Corpor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Twin Cities, 1979-81, 1987-89.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45-471.

  20 党国英:《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2期。

  21 项辉、周威锋:《农村经济精英村民自治》,《社会》2001年第12期。

  22 周其仁:《大型乡镇企业研究:横店个案笔谈》,《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23 Hillman A J , Keim G D . Shareholder Valu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Issues: What's The Bottom Lin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2):125-139.

  24 本部分关于福星村的历史资料主要参考了胡必亮教授等著的《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一书,以及胡必亮教授所写的《“以厂带村”与农村发展》一文。

  25  同11。

  26 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40页。

  27 同11。

  28 排名均为截止2018年年底排名,具体名次由福星集团提供,仅供参考。

  29 截止2018年10月,根据沉湖镇工商局统计,福星地区一共有754户企业和个体户登记在册,绝大多数位于福星村。

作者简介

姓名:胡必亮 芮亚楠 张坤领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