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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守望相助美德的传承与发展
2019年11月13日 09:20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吴春梅 张梅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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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守望相助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重在传承传统互助精神,发展现代互助精神,在传统互助与现代互助的契合中升华,在体系重建中实现乡村互助的普惠式无缝隙供给。农民守望相助正在遭遇阶段性的趋工具化、趋碎片化双重困境,面临互助精神难传承、碎片互助难攻克两大难题。没有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与发展,就没有中国底色的乡村文明实践和中国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难以成就乡村振兴伟业。因此,要大力倡导“自励自助、互信互利、利他奉献”的农民互助观,不断优化“政府—乡贤—农民”共同参与的乡村互助制度供给,构建完善“国家—社会—农民”协同的新型互助机制,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促进守望相助由传统家常伦理向现代家国伦理延伸,适应新时代的道德诉求。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互助;守望相助;时代诉求;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9)05-0053-07

  [作者简介]吴春梅,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梅梅,华中农业大学政治与文化中心助理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9-03-0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农民互助新论的中国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AKS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农民传统守望相助是建立在生存理性和基于血缘地缘所形成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之上扎根于农民心中并时刻影响农民所思、所想、所为、所盼的基本行为规范,主导着传统小农经济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作为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基本构成部分,其经典描述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平时相与讲信修睦,寇至务相救援。庶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义”。彼此依存、真诚相待、邻里帮扶是守望相助的原初含义,它强调个人品德中的忠节孝义、修身自重,与人为善、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家庭美德中的孝父母、敬师长,睦宗亲、隆孝养,和乡邻、敦理义,谋生理、勤职业,端教诲、守本分,从宽恕、息争讼;社会公德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同、求大同。传统守望相助主张人们互爱、互利、互助,期望构建一个充满平等、互利、博爱的理想社会。

  然而,伴随着现代性的乡村嵌入,乡村一度出现了法理进情理退、权利进义务退、个体化进组织化退等现象,客观上导致农民守望相助这种朴素道德传统的日渐式微。乡村亟待加强适应新时代要求熔铸传统互助精神和现代互助精神的道德建设,强化公民层面的公共意识、权责意识、进取意识、法理意识、利他意识和独立精神、奉献精神、契约精神、公益精神,强化社会层面的合作共赢、公平竞争、奉献友爱、向上向善、诚信互助,以及国家层面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合作共享、安定有序、社会和谐、公共福祉。

  当代农村的道德重构亟待以情理为基础的传统互助精神在与以法理为基础的现代互助精神的有机契合中以崭新的形式回归并发扬光大。这对助力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失能老人、低保老人、特困供养老人养老以及“三留守”人员生产生活困难、空心村发展瓶颈等农村生存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重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互助体系,必须传承“守望相助、扶危济困”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必须领会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的精神实质,必须以全民、全面、共建、渐进为特点的共享发展为遵循,从利益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契合层面找寻突破口,助力乡村振兴。鉴于此,本文从农民互助供需结构性失衡入手,探讨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守望相助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农民守望相助传承与发展的双重困境

  在计划向市场、封闭向开放、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全面转型进程中,受到经济市场化改革、社会信息化驱动、文化多样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乡村出现了阶段性的多元、异质、不均以及解构与建构交织等典型特征。伴随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农民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守望相助赖以生存和发生作用的社会基础逐渐被消解。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正在遭遇阶段性的趋工具化、趋碎片化双重困境,面临互助精神难传承、碎片互助难攻克两大难题,亟待在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中找寻突破。

  (一)农民守望相助趋工具化,互助价值功能弱化

  守望相助是农民有无相通、缓急相济、患难与共的精神文化传统,并以不同历史形态内嵌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形塑着民间交往领域的农民价值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青壮年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和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守望相助传统受到不小冲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私利主导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农民守望相助趋工具化突出表现为互助行为的功利色彩过浓,乡村人情味趋于淡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组织化滞后而一度陷入不彻底的个体化困境,功利主义心态逐渐主导一些农民的行为选择,往往有利则合,无利则分。{1} 在利益驱动农民分分合合的情景下,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维系的基础逐渐由情感关系的亲疏演变为利益关系的远近,呈现出利益进而面子退的态势。村民之间晨夕相处、唇齿相依的传统人际关系逐渐被打破,个体权利维护基础上的利益交换日益成为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利益交换似乎在取代人情往来,“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也颇有市场{2},乡村社会已不乏精于算计的“经济人”。

  农民守望相助的趋工具化,导致互助价值功能弱化。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的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较为突出。乡村在基于传统关系理性的熟人互援互助向基于现代交易理性的信任合作互助的转型初期往往倾向于强调效率而忽视价值,导致互助形塑农民价值观的价值功能弱化。从农民的生存价值观看,“恋土重农”的乡土情结逐渐消解,“农本商末”的观念也发生逆转,“农辅工商”的兼业取向普遍化{3},发财致富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从农民的家庭价值观看,“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朴素生育观初现退隐态势,“优生优养”观开始被部分接受;“父辈权威”面临挑战,代际关系由晚辈对长辈的尊崇走向多元化,代际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从农民的集体价值观看,集体认同和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趋于弱化,表现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抽象“尚公”与具体“重私”{4}等方面。农民间的信任危机,干群间的怀疑与否定、邻里间的疏离与冷漠、血亲间的猜忌与算计{5}等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乡村互助体系的重建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农民互助精神的回归。

  (二)农民守望相助趋碎片化,互助保障功能弱化

  农民守望相助的碎片化依然是乡村发展的瓶颈制约,乡村亟待实现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超越以及基于熟人与生人全覆盖、私人与公共全领域、情理和法理全方位的体系化建构。现代性的嵌入逐渐解构了农民传统守望相助的社会基础。基于传统情理的血缘关系受到基于现代法理的利益关系的冲击,农民因此需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偏好选择。在一个过渡期内,多数情况下传统互助是零星的,现代互助亦是零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以及精准脱贫等战略的实施,催生了公共领域和公私混合领域的不断生长。适应这一新形势,无论是传统守望相助还是现代守望相助,都需要拓展其作用领域和作用空间。主要作用于熟人社会私人领域的农民传统守望相助需要在熟人生人全覆盖和私人公共全领域中实现突破。以互助能力为支撑的基于利益交换的现代农民守望相助亦需要在富人穷人全覆盖以确保弱者受助中实现蜕变。经济互助型老乡会、能人捐赠家乡公益事业、信任链下的老乡大病互联网平台众筹等衍生形式初步显示了互助精神在传统与现代对接中的时代价值和拓展张力。

  农民守望相助趋碎片化源于传统互助体系被解构而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互助体系重建滞后,村庄共同体意识趋于淡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小亲族、家族、宗族和村庄都是农民认同和行动的基本单位,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传统差序格局中,农民守望相助直接体现为差序化互助。在血缘共同体中,其内核是家庭内互助,然后由内而外向小亲族内互助、家族内互助、宗族内互助延伸。在地缘共同体中,其内核是村内熟人互助,然后由内而外向村外熟人互助、村外熟人之熟人互助延伸。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传统守望相助转变为依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实现的高度一体化的生产生活互助,但后期明显面临互助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本位的回归、市场活力的彰显、村民自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提高了农民发财致富的积极性,盘活了农村经济,但亦面临公共性消解所引致的农民互助精神阶段性式微的“互助转型之困”,农民心中的村集体渐趋虚化、弱化、边缘化。步入新时代,要突破农民“互助转型之困”,就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遵循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原则,重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乡村互助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程中促进守望相助由传统家常伦理向现代家国伦理的延伸,农民才能借助多种形式的互助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6}。

  农民互助碎片化突出表现为互助行为的去体系化且相互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缺乏,互助诉求强烈而供给不足。从总体上看,农民所提供的和所接受的互助都是不完整和不确定的,难以通过零星互助来满足,因而风险高而获得感有限;乡村互助体所承载的互助功能也是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正如现实中不同村庄提供的互助是差异化的和不均衡的。从现实表征看,不少村庄趋于原子化,自发性互助意识渐趋淡漠,需要农民承担义务的集体行动越来越难以开展,村规民约、宗法族规等熟人规范的约束、引导、惩罚作用不断减弱。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守望相助亦是碎片化的。与市民相比,多数农民工由于知识水平较低、能力不够、文化边缘,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融入难、社会交往难、社区参与难、心理融入难问题{7}。老乡互助有限,城市里的邻里互助、单位互助、公益性互助亦有限。他们尚在乡村留守的老弱妇孺,也迫切需要陪伴与帮助。

  农民守望相助的趋碎片化导致基于村庄共同体的互助保障功能弱化。传统村庄是相对独立、结构完整、功能完备、自给自足的同质共同体,村庄共同体几乎能满足村民各方面的基本需求,包括各种互助交换和情感联系{8},而如今的很多村庄却很难做到。传统利益反馈与现代利益交换是农民守望相助得以存续与重建的经济保障,权利与义务一致是不言自明的。从个体层面看,农民守望相助的趋碎片化是在重权利轻义务的不彻底的个体化进程中形成的,因而出现了阶段性的重利益交换而轻利益反馈、重即时的合作互助轻不以回报为目的的利他助他的倾向。更多的利己和更少的利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伴生有利则合、无利则分现象。一些原子化村庄的村集体事务治理中,村民于己有利就参与、与己无关就不参与,互助的中国底色在淡化。这会导致村庄共同体内村民自愿意义上的互助保障功能趋于弱化。从组织层面看,农民守望相助的趋碎片化,是在诸多村庄共同体难以适应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变迁和农民多样化需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出现了阶段性的农民对村“两委”低理解高期待低满足问题。当前乡村组织建设滞后,功能碎片化突出,地方共识缺乏,组织能力相对薄弱,难以发挥其推动农民守望相助传承发展和开展新型互助合作的纽带作用,难以满足农民所思、所想、所为、所盼的需要,由此必然导致共同体内组织感召力意义上的互助保障功能趋于弱化。村庄共同体的互助保障功能强化必须建立在组织和组织中的个体共同维护个体合法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基础之上。这需要针对不同阶层在物质交换与精神交流上的断裂现象着力提高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水平,提高农民在村庄共同体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农民守望相助传承与发展的时代诉求

  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这对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没有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与发展,就没有中国底色的乡村文明实践,就没有中国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难以成就乡村振兴伟业。

  (一)基于人性溯源,农民守望相助是建设和谐乡村的历史自觉

  1.主动承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实要求

  农民守望相助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文化底色,是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行为准则,有利于实现互助体内的共赢共存,增进村庄凝聚力、向心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农耕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农民守望相助传统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价值凸显。这种价值的挖掘利用既体现在农民守望相助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亦体现在农民守望相助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契合升华上,最终要落脚到以主体关系和谐、利益关系和谐、价值观念和谐为表征的和谐乡村建设之中。因此,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动守望相助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更好地植根于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主动承袭农民守望相助传统的一大内核是互助精神的传承发展,这是彰显于中华文明史之中的乡村文化精华和引以为自豪的民族文化精华。这种互助精神熔铸于道德意义上的是非标准、情感色彩中的温暖情怀、伦理意义上的仁爱礼让、生命意义上的共栖共生、价值观念中的敦亲睦族等等之中。它能包容对弱者的悲悯之心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能调节利益纷争中可能引发的权责失衡、义利失衡和情理失衡,能形塑思想观念多元化背景下集体行动的精神脊梁。只有这样,才能在乡村文化重建中留得住乡愁。

  2.积极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期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9}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积极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农民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积极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践行期盼,就必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关照农民利益诉求和精神寄托,夯实培育时代新农民的现实根基。守望相助是农民道德素养、精神风尚、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熔铸于其中的互助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统一性。守望相助外显于村规民约、族规家规、民俗民风等形式的良善文化传承实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的重要载体。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民的价值自觉和价值追求,助力乡村价值重塑。

  守望相助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农民精神世界、建设和谐乡村的一大突破口,可以彰显政府、社会与农民的互构优势。通过守望相助传统的传承利用和发扬光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民生产生活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守望相助支持下的价值认同、价值自觉、价值实践,在患难相恤、互济共生、重信尚义、互利共赢的环境中重塑农民价值观,引导乡村社会风气良性发展。乡人相约,勉为小善,推而广之,可以成就乡村道德之大善;文明相约,家国情怀,万众一心,可以成就乡村振兴之伟业。

  (二)基于实践诉求,农民守望相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

  1.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没有农民互助,就不可能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要强,农村要美,农民要富,就必须适应时代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共同上升为大家富裕的道路。积极探索以信任为基础的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完善“农户+”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努力服务于乡村振兴。近三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在推进农民组织化合作,其中,2017年提出要“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2018年提出要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进一步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2019年提出要落实扶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完善“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利益联结机制。将互助精神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始终,这是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中国式方略。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通过组织化路径,提供体系化的现代农业服务,突破小农户局限。农民合作社的产生发展,既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一般逻辑的内在动因,也是回应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实关切的策略。农民合作社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既要遵循“合作互助、利益交换、公正法治”的现代守望相助精神,亦要适度嵌入“邻里帮扶、利益反馈与熟人规范”的传统守望相助精神,推动情感联结向利益联结的嵌入。此外,要引导“传统小农”向“社会小农”转变。社会小农具有“内向互助,外向协作”双重特点{10},内向互助延续了传统小农村社互助的传统,外向协作涉及小农与社会体系的衔接。不管是内向互助还是外向协作,都是以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为基础展开的,都体现了农民守望相助精神的传承发展。

  2.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的必然选择

  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要求的必然选择。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乡村振兴要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激励、教育引导,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倡导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治理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11},确立农民主体性。因此,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针对性地探索村务共商、村庄共建、责任共担、红利共享、合作共赢、村民共富的实践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起适合农民群体的多种形式的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将体现合作关系的共商共建、体现权责关系的共享共担和体现利益关系的共赢共富落细落小到农民可接近的互助体之中。要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他们通过合作互助方式参与乡村建设,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2007年《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关于联合开展“村企共建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印发,中西部省份的试点推广表明共同体建设可以有力推进农村公共性的发展,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组织感召力。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概言之,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要落实到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离不开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发展。

  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与发展,可以提供以互助精神为内核的互助群体支撑、互助观念支撑、互助组织支撑和互助机制支撑。拥有互助观念的互助群体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的前提和基础,是乡村重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各类互助组织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的纽带和载体,是形成乡村互助网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基于情理和法理有机融合的乡村互助机制,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共富及其可持续的条件和保障。彰显其中的农民互助精神是利益相关者开展集体行动的精神文化基础。

  三、农民守望相助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民守望相助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道德诉求,传承传统互助精神,发展现代互助精神,在传统互助与现代互助的契合中升华,在体系重建中实现乡村互助的普惠式无缝隙供给,着力破解“互助转型之困”。“自励自助、互信互利、利他奉献”的农民互助观是对人民公社时期倡导“大公无私”和改革开放后一度出现的“私利主导”倾向的双重超越。优化“政府—乡贤—农民”共同参与的乡村互助制度供给可以将乡村共济落在实处,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构建“国家—社会—农民”协同的新型互助机制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互助、互助体互助、民间互助、紧急救助的乡村互助体系,弥补传统守望相助生人受助缺位、法理缺位、公共领域缺位和现代守望相助弱者受助缺位、情理缺位的弊端,着力实现农民互助的全覆盖、全领域和全方位。

  (一)倡导“自励自助、互信互利、利他奉献”的农民互助观

  互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交换活动。倡导“自励自助、互信互利、利他奉献”的农民互助观,旨在推动自助、他助与助他的体系化整合。自励自助是互助的前提,它能使自助者既易受助亦易助他。因此,农民要致力于提升自助能力和互助、助他的自觉性。互信互利是互助的基础,农民要自觉维护村庄共同体利益,共建属于你我他的物质精神家园。利他奉献是互助的升华,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展示了文化软实力在农民生产生活实践上的中国魅力。

  互助亦是具有厚实价值底蕴的社会交换活动。倡导“自励自助、互信互利、利他奉献”的农民互助观可以进一步从价值层面推动利己、互利与利他的体系化整合,提升农民个体的道德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12}因此,必须尊重农民合理诉求,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与此同时,个人根本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集体。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指出,“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念,倡导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益的理念,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国家、集体、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提升农民群体认同与凝聚农民共识的关键。过度强调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会导致农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不足,而过度强调个体利益又必然会导致民族凝聚力和集体向心力的不足。{13}这就要求农民积极参与集体生活,增进相互信任,在互济共生和互惠互利中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利他奉献是互助达至忘我的崇高境界,也是成就“大我”“大德”的必然选择。

  (二)优化“政府—乡贤—农民”共同参与的乡村互助制度供给

  守望相助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张力和厚实的乡土根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增强乡村治理能力,指导农村普遍制定或修订村规民约。在新时代,农民守望相助要借助“政府—乡贤—农民”共同参与的正式与非正式结合的乡村互助制度优化,来实现“外嵌”与“内生”的有机结合,确保守望相助传承发展中的规范性和灵活性,借助农村公共性建设来促进德治,实现文化教化、文化涵化与文化自觉的有机统一。

  首先,乡村互助制度要有效嵌入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战略相配套的诸多惠农惠民政策是乡村互助制度建构的基础保障。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既为乡村互助制度有效嵌入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创造了良机,亦为通过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乡村互助水平创造了良机。这是政府不断倡导各方协同开展“互助养老”新模式等举措的重要原因。完善乡镇组织、村两委、乡贤、普通村民之间基于互助体的议事协商制度有利于增进乡村互助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提升村“两委”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发挥乡贤在调解村里是是非非、家长里短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凝聚乡村互助的人心所向。增强村民的自治组织能力和提高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进乡村互助制度的活力和执行力。

  其次,乡村互助制度的内容要规范服众和彰显正能量。针对农民组织化水平较低和认识水平不高等事实,乡村基层组织要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农民自觉遵守乡村互助制度,自觉传承互助精神。推进村规民约的时代化使之成为现行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和乡村互助制度的重要载体。鼓励将弘扬孝道、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在政府、村集体与市场机构难以覆盖的领域,民间互助是重要的补充力量。同时,努力做到合规者奖励、不合规者受罚。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使正确行为得到鼓励、错误行为受到谴责。农村基层政府要切实将“善良为本、亲善为根、友善为乐、慈善为荣”等乡村文明实践落到实处并深入民心,建立“三留守”等困难群体的关爱服务体系,对在“三留守”互助、自组织抱团养老、资源共享、邻里互济中做得好的村民适时给予多种形式的物质或精神激励。“户户树新风,人人讲公德”的乡风文明理事会等组织要活起来,要对“好儿媳、好学子、好妯娌、好婆婆、好乡贤、好家庭”进行表彰奖励。而那些只接受别人帮助从不帮助别人甚至爱占便宜、损公肥私的村民应受到友善帮助、合情合理的规劝约束或适度舆论谴责。

  (三)构建“国家—社会—农民”协同的新型互助机制

  打破农民守望相助碎片化瓶颈,实现互助体系化,关键在于建构“国家—社会—农民”协同的新型互助机制,在三方互构中传承发展守望相助这一社会传统。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政府和社会要培育农民愿意参与的多种形式的互助体,发挥互助体的组织纽带作用,以利于实现难事共商、风险分担、利益分享、互助者共赢、弱者受助等目的。

  要协同构建新型互助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互助、互助体互助、民间互助、紧急救助的乡村互助体系。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具有组织、协调和整合功能,能够根据农村形势变化的需要,不断优化公共事务治理和公共资源分配。因此,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着力保障基本民生,提高农民公共福利。针对农村社会建设滞后问题,政府要在培育农村社会的同时逐渐退出不该进入的领域,同时优化政府与社会、农民的协同,实现合力构建新型互助机制的良好局面。

  政府和社会要着力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为所有农民应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风险提供制度性互助保障,间接提高其他互助类型的承受水平。政府要将精准扶贫脱贫政策适时调整为可持续的弱者受助、弱时受助政策,同时与社会协同,创新“合作+扶贫+慈善”的政府兜底型互助模式,使面临困难的农民都能借助互助体适时得到有效帮助,同时激励有能力帮助他人的农民尽力提供帮助。农民要依托血缘、地缘、业缘共同体,挖掘家庭、小亲族、家族、宗族以及朋友、同事、同学、校友等在邻里帮扶、温暖情怀中的积极作用,将民间互助切实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全过程之中。农民互助精神是实现守望相助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政府还要完善农村紧急救助制度,发展公益事业,用以应对社会保障互助、互助体互助和民间互助难以承受的重大灾情疫情,以最终实现全覆盖、全领域、全方位的农民互助格局,从整体上提升乡村互助水平。

  注释:

  {1}徐勇.如何认识当今的农民、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2}张荣华.当代中国农民的功利心态[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3}刘新玲、陈锦萍.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6).

  {4}吴春梅、席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困境与出路[J].科学社会主义,2014(6).

  {5}吴理财等.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157.

  {6}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4/c_113907206_2.htm.

  {7}江维国、李立清.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8}[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10}杜鹏.社会性小农: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7(1).

  {11}韩鹏云.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5.

  {13}吴春梅、席莹.农民公私观念演变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启示[J].学习与实践,2015(6).

作者简介

姓名:吴春梅 张梅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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