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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 ——基于大理光明村模式的分析
2021年02月25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宋婧 张立辉 潘文良 字号
2021年02月25日 14: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宋婧 张立辉 潘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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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理光明村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围绕“一片初心一棵树”的主线,着力推进“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3333”工作法+“五五”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可以为民族地区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同时,光明村发展中出现的支柱产业弱化、新兴产业异化、企业经营单一化等新问题及面临的新困境,也触发了新思考。要进一步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应从创新载体方式及落实巩固目标要求出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地区的乡村成为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和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大理光明村模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底蕴研究”(项目编号:17BMZ016)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一般项目“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20SYB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婧,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大理大学法学院讲师;张立辉,白族,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研究员;潘文良,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文化生态研究所所长。

  一、研究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民族工作的关键是团结,民族地区的重点是发展”。201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大理)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以来,对云南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大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研究产出了丰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他提出,要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1]。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发展各项事业。此后,乡村振兴的实践和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新的高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不断推进,学者们对民族地区开展乡村振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分类研究,杜姣提出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并立型城乡关系中,乡村振兴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自身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农村功能定位[2]。潘文良对云南民族地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分类规划推进的策略,根据不同乡村的具体情况划分为以扶持支柱产业为主的稳健成长型、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的快速打造型、以基本民生为限的公共财政兜底型等3层5类[3]。针对当前民族地区的发展存在“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王建民提出,应该认真分析和讨论民族地区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要考虑多样性、差异性,要凸显村民的主体性,要突出文化性;乡村应该是有文化、有人情味、温暖的村子[4]。王林生认为,民族地区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在探索资本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运动式”开发、“空心化”经营和“同质化”发展三种较为典型的不良趋向;为提升民族地区文化资本转化的质量和效率,应构建创意、文脉、共识、场景和资产为要素的发展格局[5]。凤兰勇认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存在家庭经营农业模式解体、特色经济发展受阻、民俗旅游服务业艰难起步、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等方面的经济困境[6]。吴晓萍也认为:“村落空心化、乡村文化日渐衰落以及乡村社区认同逐渐弱化”[7]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首要问题。应对不同类型的民族乡村开展乡村振兴的途径,康涛、周真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需要探寻如何通过村民责任、政府职责、社会责任的履行达成问题的解决[8]。萧放提出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俗文化传统助力乡村振兴主要有三大原则:保持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的品质特性,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文化移到乡村;对一些乡村的村落传统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要充分重视人、地、物有机复合,强调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产业业态三态并重的整体复兴[9]。秦红增、方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文化自信,要遵从农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文化自信生成的内在理路,以农村文化传承创新为基本手段,以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为关键节点,以保持农耕文化独特性为基本诉求[10]。

  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元特殊性、历史生成逻辑、类型途径已然明晰,研究工作主要聚焦国家制度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对当下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如何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等问题的实证研究还不够深入。事实上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因不同特性的实践落实呈现多样化态势。乡村振兴的重点为民族地区的乡村,而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振兴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为此,笔者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在大理光明村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田野调研,在深入的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对整个村庄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的载体和方式进行实证分析,期翼为民族地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提供借鉴。

  光明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苍山西镇东部,苍山西坡腹地,“万古天开”石门关旁,距县城12公里,全村总面积15.73平方公里,是一个地处高寒山区的偏远散居民族村落,地理位置山高谷深。村委会驻鸡茨坪村民小组,辖上院、下院、果木箐、长箐、大坪地、核桃园、鸡茨坪7个村民小组。有汉、彝、白、傈僳、傣等5个民族,有三个党支部,69名党员。2018年末全村共有304户1296人,人均纯收入达13191元。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0户76人,截止2019年12月已实现全村脱贫。村内核桃连片种植面积达一万两千多亩,耕地总面积867亩,林地9000多亩,森林覆盖率90%以上,古树核桃6000多株,挂牌保护500多株,被誉为“万亩核桃生态园”“云上村庄”“天然氧吧”,先后荣获全国绿色小康村、农业生态示范村、云南省省级文明村、大理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等荣誉。自云南省启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工作以来,光明村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目标,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为主题,围绕乡村振兴“20字方针”总要求,积极探索“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融合模式,团结带领全村各族人民群众,相知相亲相惜、交流交往交融。

  二、以民族团结促乡村振兴的光明村实践

  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不仅需要通过发展来推进,更需要依靠各民族团结一心来实现,民族乡村地区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民族团结、区域稳定的基础之上,只有实现团结和稳定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才能持续推进。光明村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团结带领全村各族人民群众以“一颗心一棵树”“多元共生一片林”为主线,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3333”工作法,助推乡村振兴的“五五”模式。该模式以党组织领导为核心,示范创建的“三带、三会、三场、三美”为载体,凝聚五个民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立足绿色生态、民族文化、核桃产业优势,以万亩古树核桃园为平台,通过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相知相亲相惜的良好民族关系格局,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主要通过“3333”工作法助推“五五”模式。

  

 

  (一)“民族团结+产业振兴”相融合的“产业五入”

  光明村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以发展促振兴,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中,秉持“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以“一家人”思想作为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途径,积极完善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制度,依法协调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问题,充分发挥各民族群众一起当家作主的主体责任,建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决策,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三会组织,建设营造“一家人”的氛围:一是组建“暖心公益会”以村党总支、村委会组织牵头,成立光明村公益服务委员会,整合政府、社会、农户三方力量,广泛吸纳项目、资金、人才、技术,发展乡村产业。二是成立“连心民议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各民族群众为主体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民主实施、民主监督议事制度。三是成立“合心管理会”,以村党总支、村委会牵头,成立光明村综合管理委员会,推进光明村综合治理,为各民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排民忧、解民难。在长期生产生活的交往交流中村民们建立起多民族议事决策、多民族当家理财、多民族约定村规、多民族群防群治等制度加强村庄民主管理。在坚持“小事村民议事小组讨论决定,大事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原则的过程中建立村庄民主议事制度,各民族的集体议事围绕遵纪守法、团结和睦、勤俭致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内容,制定出了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以展板、上墙公示张贴于村民活动中心和村内主要活动场所,加强政策的宣传教育,确保村规民约有效执行。

  在落实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目标过程中,明光村全面实施治理有效战略,让各民族群众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围绕高原特色核桃产业,五个民族的村民一起选举产生了由各民族代表组成的村民议事小组、村务监督小组和产业发展理财小组。开展“产业五入”实现产业振兴:一是以土地入股,让土地生金;二是以核桃入社,让核桃树变成摇钱树;三是实现产品入网,让土货变金货;四是院子入景,让村变美户变靓;五是以劳力入园,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创业。依靠核桃产业获得的资金,整合国家经费投入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了村庄基础设施和改善了人居环境,目前已完成党员活动场所和三场建设、修建起民族团结示范路和民族文化长廊,使得各民族群众走出家门、来到彼此身边,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搭建通道,增进团结友谊。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要求,实现各民族交融、共享、共担的“相互嵌入、团结互助”的和谐共生互助格局。

  (二)“民族团结+文化振兴”相融合的“文化五牌”

  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发展观。光明村以五个民族各有特色、相互融合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做阵地建设,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围绕文化振兴打好历史文化、核桃文化、民族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的“文化五牌”。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挖掘民族团结进步的内生动力,凸显民族多样性的优势与特色。2009年,光明村以举办第一届中国核桃之乡文化节为契机,以“三场”建设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载体:依托彝族歌舞广场建设,深入挖掘、整理、传播村落彝族阿查阿红等故事,创作各类民族歌曲作品,发掘民族历史文化的共同特性,通过血缘族源共享民族历史记忆。在挖掘传承本地传统民族歌舞的同时,村民们还积极引进彝族大刀舞、路路则、白族霸王鞭、藏族锅庄、傣族孔雀舞等多元的舞蹈丰富民族广场歌舞内容,不断凸显出民族多样性的优势和特色。依托核桃文化广场建设,以一年一度漾濞核桃节为契机,以核桃神树、情人石为支点,打造看核桃、话核桃、尝核桃的“核桃长街宴”,开展核桃开杆活动,“祈求”核桃丰产增收,延伸核桃文化内涵。在不断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增加文化产品的供给的同时,也保障了各族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了优秀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和创造性发展。

  2016年,光明村在云南省民委给予经费支持的基础上,开始推进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的建设,村委会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发的方式,采取“景区市场+民族文化传承人+农户”的市场驱动机制。经过三年多的培养,现在已经有两名省级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人获得认证,同时在引进外资进行村庄开发的过程中还建立起“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运行机制,对五个民族传统技艺、传统美术,民族风俗等通过“传、帮、带”进行生产性保护。这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也促进了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使各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过程成为相知相亲相惜的过程,从而夯实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基础,实现包容文化多样,增进各民族一体团结。

  (三)“民族团结+生态振兴”相融合的“生态五有”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优美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首要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光明村因地理位置偏僻,绿色植被葱郁,遭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形成了封闭保守的民族特性和“绿水青山”的自然风光,为此淳朴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也得以保留。这为当地发展绿色生态旅游提供了客观现实条件。在乡村振兴的建设过程中,村庄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结合民族团结示范创建的自然观、生态观、家园观,以“三美”(生态美、文化美、生活美)建设为目标,保持民族地区自然田园生态格局。同时围绕乡村振兴“生态宜居”要求,做好“生态五有”,即护林有队,建立一支护山队伍,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相关法律规定,守好绿色宝藏;管水有制,强化水资源保护,全面实行水费收缴制度,倡导节约用水,划分饮用、灌溉等水资源利用片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种田有标,严格控制农药使用、饲料喂养的范围和标准,坚决把农业面源污染降到最低,保证食品天然、绿色、无公害;植绿有责,明确农户、企业和村组职责,做好绿化工作,五个民族各选一名代表成立村级生态委员会守好自家“责任林”“责任山”,切实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力度,同时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保洁有员,培育一支保洁队伍,确保村内干净整洁。制度化落实“户清扫、组收集、村清运”工作机制,定点定时进行垃圾清运。增强群众保护生态、爱护环境、清洁家园等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生活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用绿色生态美丽家园拴住乡愁。

  (四)“民族团结+人才振兴”相融合的“人才五中”

  乡村振兴,人才是核心,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力保障。光明村注重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坚持大力培养,充分信任,大胆选拔和放手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着力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按照好干部“二十字”标准,把好标准关、原则关,注重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坚持大力培养,充分信任,大胆选拔和放手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三带”法:一是培养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经纪人,每个民族都培养不少于1名懂政策、有技术、能力强的能人。二是带好人。采取“能人+农户”,每户至少有1名能人挂钩帮扶,做到能人带户、能人带富。三是服务人。带头配合、支持和参与民族团结、产业振兴、乡村旅游、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使少数民族干部和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成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骨干力量。在坚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强化“懂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才称职”的意识,着力加强少数民族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出“人才五中”培养帮带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即:教学中育,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积极落实国民教育各项政策,提升整体人口素质;群众中培,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广泛开展各类技能培训,提高群众技术服务水平,建强一支农村技能人才队伍;企业中带,利用公司企业平台,加大务工人员的服务培训力度,并在企业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竞赛;项目中练,提升劳务实践能力,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中培养技术能人;社会中引,建强“三农”人才队伍,包括在吸纳外地人才的引进政策、留住激励人才的保障机制、创造人才发挥平台的条件上下功夫。当下已经在逐步建设起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扎实、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深受各族群众拥护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使之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为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打牢根基。

  (五)“民族团结+组织振兴”相融合的“组织五联”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民族团结统一的坚强政治保障,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光明村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夯实“组织带”和“党员带”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创新宣传教育理念和方式,强化思想阵地建设,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组织五联”切实把组织振兴抓实抓牢:以思想联员,夯实基层政治基础。通过火塘会、庭院会、林中会等形式,带领基层党员群众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通过班子联责,提升基层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把党员活动和服务“舞台”搭到自然村落、搬到农户家中、移到田间地头;按照发展联户,深化党建促发展,深入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基本方针政策,让每个民族群众都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强化管理联动,以“党建+”推进服务、建设、发展和治理,广泛开展“顶干”行动,带领全体党员冲锋在前、带头干,细化任务、责任到人;开展服务联心,认真做好“四站一室”建设,形成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合力,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同时通过党员带群众、群众自觉参与,形成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合力,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光明村这一个案为推进农村全面发展,激活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新动力、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脱贫致富提供了新的策略参考。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一是支柱产业弱化。核桃作为地方支柱产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规模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经验,综合效益低,产业链短,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在同类经济果林出现了品种日渐老化的情况,果品产量减少、果品质量不高;加上果蔬类农产品竞争压力大、容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特点,经济收入比以前相对减少。二是新兴产业异化。作为刚刚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和特色景观旅游村,光明村在利用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推广起来的“核桃林下花海休闲游”模式,主要通过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和公司进驻村庄,外资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种植了大片欣赏类花卉绿植、并对村落古老的民族建筑风貌进行了改造,修建了多栋具有一定现代气息的度假酒店和咖啡屋,但这些设施呈现出旅游景观风格单一化等问题,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山林土地的性状,消解了当地民族的传统农耕文化和生计生活方式,割裂了当地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关系。三是企业经营单一化。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发展生态旅游,引进外资公司企业经营在开发建设中一方面没有提前制定出科学完备的民族特色乡村建设规划和民族文化保护措施,再加上缺乏掌握国家民族政策、熟悉地方文化历史和各民族风俗习惯的管理人才,导致旅游产品单一化、同质化问题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经营企业没有积极发挥当地村民的智慧力量对当地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进行开发,使得村庄五个民族主体性、参与性和保持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等因素未得到充分重视,各民族凝聚感、村落感和民族自身的价值观、审美观等未得到充分保障,使得产业发展仍停留于表面。

  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振兴同发展共促进的基本经验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新的历史高度,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民族地区基本上为集“民族、山区、边远、贫困”为一体的落后地区,破解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新矛盾,不仅仅是依靠国家政策扶持和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更需要发挥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是推进民族团结创建工作迈上新台阶的总纲领。民族团结作为多民族国家为实现共同的理想或完成共同社会目标,凝聚、联合不同民族成员或民族内部力量保障社会合作的客观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互动中形成的自然过程,也是各民族彼此尊重、相互依存的良性互动历程。[12]民族团结作为民族关系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各民族追求社会结构稳定和实现社会团结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良好民族关系运行的正向成果,表现为多民族社会生活各层面合作或联合的社会行为[13]。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方向是做好一切民族团结工作的基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则发挥着“风向标”的示范引领作用。当下全国各地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各民族群众为主体,通过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综合举措,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性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践进程。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凝聚各民族人民智慧和力量的过程,也是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快又好发展的过程,更是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累累硕果的过程[14]。因而,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基础、交流发展,不同民族成员的思想信念、行为规范,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等都将直接影响着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实现。当前,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方兴未艾,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要实现两者同发展、共促进,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争取人心、团结各民族群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基础

  新阶段民族地区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首先应当正视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准确把握发展与团结、振兴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做好民族地区发展这项工作,关键是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让各民族群众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过程中,加深民族情谊,促进民族团结。“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民族团结的出发点是共同团结奋斗,落脚点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团结奋斗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点,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民族问题上的体现和要求,只有在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民族团结的主体是各族群众,核心是做好各族群众凝心聚力的工作。“抓不住人心,就搞不好民族团结、做不好民族工作。”实施乡村振兴,逐步扭转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地区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让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实现共同繁荣。只有切实将民族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以产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生活富裕为根本,充分挖掘民族传统议事制度和各族群众组织模式和治理智慧,发挥乡规民约的自我约束监督作用,依托各民族领头人和新乡贤的权威,将民族区域自治与法治有机结合,探索争取人心、团结民众的途径,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着力改善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满足各族群众对自身全面发展繁荣的需求和利益,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才能为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群众和人心基础。

  (二)尊重差异、缩小差距实现“两个共同”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围绕新时代“三农”问题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为推进农村全面发展激活民族地区农村发展新动力、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脱贫致富提供了历史机遇。当下民族地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都应当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为促进民族团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应当根据各自实际,采取形式多样、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打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通道。

  首先,应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牢固树立“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意识,始终坚定“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理念,持续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增强乡村“造血”功能。其次,民族地区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继续加大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生产,推进民族地区农牧业绿色发展,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机制,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凝心聚力,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第三,应着力创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社会条件,增加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求同存异”,把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凝聚在发展上,推进民族教育现代化,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第四,还应当充分发挥各村民小组、合作社、乡贤协会等各类组织的力量,充分调动和激励民族干部、族长头人等精英人才,挖掘民族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尊重各民族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最后,在深入推进村务、政务和党务公开,实现村民自治制度化和规范化,还需不断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激发各族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法开展村庄规划修编工作,提高各族群众参与村庄协同治理工作水平。转变单一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注重保持民族文化多元多样性特征,形成各民族利益关系的一致性,让各族群众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形成各族群众共谋发展促团结的局面。

  (三)共享共建、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的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乡村振兴需扶志和扶智,要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将帮扶政策措施与贫困群众参与挂钩,培育提升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能力。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最重要的阻滞因素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无法满足当地群众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现阶段,既需要着眼于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在依靠民族地区自身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各方面的扶持。民族地区如何解决发展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早在1992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提出了相应对策,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和帮助。支持和帮助的意义主要在于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地区因立足自然资源丰富的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多次开发、多次增值才能显示出经济上的综合效益。”[15]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助推乡村振兴,符合“以团结促进步”“以团结促发展”的根本要求,广泛持久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对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是改变贫穷状态、防返贫防新贫最有效的途径,通过乡村振兴实现生活富裕这也是民族地区消除贫困,进一步建设美好家园,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途径。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同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习总书记再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心就在于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思想为指导,“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6],理解好美好生活的内涵,找准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通过团结带领各民族群众共同建设,探索出一条自我发展、摆脱贫困实现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我国实现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也是铸牢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条件和物质基础。民族地区只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与全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形成相对均衡又相互融合的市场经济共同体,才能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保障。

  (四)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共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规划》强调要“以各地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为此,民族地区在下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决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少数民族群众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进程中掉队”的重要指示,进一步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新型民族交往关系,以共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目标,挖掘、整合具有产业价值的各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特色产业,推动民族民间工艺品、民俗文化体验、民族节庆与特色会展产业的发展,促进民族创意与特色农业融合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在同一区域内共同生产生活、共享社会资源,激发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要利用传统民族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聚集民族团结正能量,增加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使“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的意识不断强化,民族团结进步信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民族地区在继续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尊重各民族生活形态和传统习惯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深入加强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一是激活和建立民族村落的各类组织,以传承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二是充分发挥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引导各民族村民积极参与生态宜居的民族特色建设,着力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使得民族乡村既能拥有现代化的生活,又有能记得住乡愁的民族文化多元多样性,从而夯实各民族建设民族特色村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乡村振兴在民族地区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振兴也将同时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水平,达到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双赢”。

  四、结语

  民族团结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凝聚力,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之一。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基石,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和共同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物质保障和内在动力,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不仅需要通过发展来推进,更需要依靠各民族团结来实现,民族乡村地区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民族团结、区域稳定的基础之上。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是同频共振的关系,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在稳定中促进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同时乡村振兴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来源,也将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只有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才能持续推进,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最终在民族地区建立起各民族共建共享共有的美丽乡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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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周竞红:《实效之求: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与载体》,《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0期。

  [14]陈乐齐、李俊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5]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8页。

  [16]崔晓琰、扎西:《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姓名:宋婧 张立辉 潘文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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