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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农民发展新动向
2013年10月29日 19: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8日第512期 作者:杨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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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农民农”概念由“三农”专家曹锦清提出,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从发展角度看,“农民农”作为一个新兴群体,随着土地流转的制度化推进,其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形态结构更加多元。

  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一部分农村人口被城市各行各业所吸收;另一部分农村人口虽离开了家乡,但仍在城市郊区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群体是“农民农”群体。“农民农”概念由“三农”专家曹锦清提出,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他们承租城市扩展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被闲置的农田,继续从事农业活动。从发展角度看,“农民农”作为一个新兴群体,随着土地流转的制度化推进,其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形态结构更加多元。

  2011年12月,笔者在上海郊区的六灶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调研,着重考察六灶镇“农民农”的生产生活状况。笔者对六灶镇的2个村庄进行了访谈。在调研中发现,最早到上海的“农民农”是在1990年前后,当时该镇仅有4户“农民农”,而2000年后,“农民农”的数量与日俱增,在2005年达到了300户。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农”现象呢?原因是,农业税减免之后,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转型,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居民对蔬菜的需求增大,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价格普遍提高。从而,大量低文化、年龄偏大的外来农民在大城市郊区从事农业生产。

  年龄集中在40—60岁之间

  “农民农”的年龄基本集中在40—60岁之间,与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相比,这类人群在体力上处于弱势。体力的弱势状态决定他们不能成为城市各企业的首选对象,企业偏向选择身体素质相对较高的20—40岁的人群。“农民农”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与人生归属感,如有强烈的挣钱养家意识,面临人生选择时多为子女着想,在选择职业时不仅考虑到自己的生活来源,还考虑到要为儿子盖房子,以后不给子女添麻烦等,其对人生怀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45岁的陈大海和42岁的文丽丹来自安徽六安,1997年来到上海,他们都是小学毕业。起先夫妻两人在一个生产钉子的工厂上班,在这个厂一共干了10年,2007年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城郊租菜地种菜,现在夫妻两个租了4.2亩地。文丽丹说起工厂上班的事便开始诉苦:“洋钉厂太脏了,上班的时候噪音大,耳朵都要用塞子塞起来,人受不了,工资也不是太高。关键是,打工不自由。再说,打工是帮老板赚钱,虽然他们给我们发一点工资,但是你知道我们帮他赚多少钱啊!打工是帮别人赚钱,种菜是帮自己赚钱。赚了钱,就是为了给儿女买房子,希望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生产模式以家庭经营为主

  “农民农”群体的生产模式多为以夫妻两人为主的家庭经营生产,其种植结构相对稳定,生产规模也比较固定,一般为4—5亩地,收入一般为每年2万—3万元。稳定的收入为“农民农”群体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由此提升了该群体从事城市农业生产的决心。收入的稳定性也为“农民农”群体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45岁的姚伟金和40岁的孙长莲来自安徽寿县,都没有上过学,于2000年来到上海。开始的时候姚在工地做小工,孙在工厂上班。夫妻俩在亲戚(孙的哥哥)介绍下,于2007年开始种菜地。如今夫妻俩在奉贤前胜村租了4.5亩地。在谈及种植收入如何时,孙说:“我们种植蔬菜的结构很稳定,收入也还可以。在每一季的蔬菜种植结构中,我们至少都种两种蔬菜。这样既可以防御天气灾害对蔬菜的影响,也可以抵御蔬菜价格波动的风险。”

  “农民农”群体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其主要来自于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以及国家每年对每亩土地补助的136元。虽然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水平相对较低,但其能为“农民农”提供保底的生活,在成为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后,“农民农”的心理安全度提高。

  60岁的杨伟新来自四川达县,他于1993年来上海种植蔬菜。在问及以后是否还种植蔬菜时,杨伟新说:“年轻人都在企业工作,环境好,待遇高。我们这些种菜的都是老头子了,身体也不行了。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又是养老保险,又是各种粮食、蔬菜补贴。对于我们这样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地域间流动性高

  “农民农”的流动性高。一个是行业性的,一个是地域性的。行业性的流动指很多人不断地离开或者进入该行业。流出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的人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有的人因种菜折本,且老家有事情,必须长时间回去。地域性的流动往往是因为地块的因素,比如碰到拆迁,“农民农”就必须换地,这属于被动性更换;还有就是土壤老化,不再适合种植蔬菜,必须更换,这属于主动性更换。被动性搬迁造成的损失往往相当大,大规模的被动搬迁甚至能影响一时一地的蔬菜市场价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仅六灶镇一个村一块地一年就有20户离开,回家另谋职业。一般而言,“农民农”在同一地点最长的耕作时间是七年,最短的是一年,平均的搬迁频率是三到五年。

  近年随着农药、土地租金等生产成本的增加,“农民农”种植蔬菜的收入逐渐减少,给他们带来一定压力。这一群体为供应城市居民新鲜蔬菜提供了保障,许多被抛荒的农田和土地正是由于这一群体的种植才得以利用。如果不能为其提供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农民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会减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种植蔬菜的“农民农”年龄集中在40—60岁。当这一群体年龄增长后,发达地区的土地由谁来种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而且,“农民农”离开自己的家乡,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大城市的周边,此种社区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区,“农民农”群体之间已无熟人社会的传统农民的关系。由此,从事农业生产或渐渐变为职业的象征。可以认为,“农民农”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一问题应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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