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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2016年10月18日 08:35 来源:《社会》 作者:张桂金 张东 周文 字号

内容摘要: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代际继承的比例在高级非体力职业阶层中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一般非体力职业阶层代际继承明显以及体力劳动职业阶层代际继承比例下降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代际流动模式发生变化,随着两代人之间的代际流动模式向三代人之间代际流动模式的扩展,其统计数据表现出“80后”“90后”群体的职业阶层已经显著地受其祖代职业阶层的影响,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则孙代职业阶层越高.

关键词:职业阶层;世代;影响;教育;代际流动;研究;分析;中国;流动模式;样本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关 键 词:社会流动/多代效应/祖代效应/对数线性模型

  标题注释:感谢中山大学王进老师对本研究的悉心指导以及梁玉成老师在《博士高级统计学》课程上提供的LEM统计程序上的帮助;也感谢《社会》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张桂金,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张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周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一、引言

  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长期感兴趣于社会的代际流动:即看个人的社会地位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出身。换言之,理解不平等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人们代际流动是减弱还是增强了代际间的职位、报偿和地位的固化关系。通常来看,代际间高的流动比例会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而高的代际地位维持比例则会放大一个社会位置的成本和优势,从而增加社会的不平等程度(Mare,2011)。如果代际的维持会因多代效应而增强的话,这种逻辑会更加真实。例如,一个孩子可以从他社会地位较高的祖父母那里获取优势而不用管他父母的社会地位。质言之,多代效应的强度对于不平等议题来说是一个固有的问题,不管是讨论财富、健康、知识还是生存机会。梅尔(Mare,2011)指出,当前的代际流动研究通常局限于两代之间,而忽视了祖代成员和其他扩大家庭成员的影响。他认为,基于核心家庭的研究可能只适合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忽视了家庭世系在生产和维持社会不平等方面的重要性。与欧美发达国家中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不同,亚洲社会中扩大家庭的作用更为突出,家庭成员的代际流动更可能受到祖代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多代效应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应该能在亚洲社会被证实(Zeng and Xie,2014)。

  中国无疑是一个扩大家庭或者扩大家庭成员间互相支持占主要地位的社会(Chu and Yu,2010),祖代对孙代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然而,目前中国的代际流动研究无法绕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制度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流动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代际流动的模式和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李路路,2003,2006;李春玲,2005;高勇,2009;李煜,2009;李路路、朱斌,2015),但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在两代人之间,缺乏多代流动的视角。基于此,本文从多代流动的角度重新探讨转型背景下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检验当下中国的代际流动是否存在多代效应。本文利用2012年的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祖代对孙代初职获得的影响主要存在于“80后”“90后”这两个年龄段出生的人群,①而对于之前出生的人群并无显著影响,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效应已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

  二、文献回顾

  目前代际流动的领域中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基于两代人:父母和孩子。与此相比,只有少量的研究探索三代及以上家庭的代际流动模式(Ridge,1973;Goyder and Curtis,1977;Beck,1983;Denham and Smith,1989;Warren and Hauser,1997;Erola and Moisio,2007;Roksa and Potter,2011;Sharkey and Elwert,2011;Jaeger,2012;Lindahl,et al.,2012;Chan and Boliver,2013;Modin,et al.,2013;Mare,2014;Zeng and Xie,2014)。多代流动的研究之所以较少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经验数据的缺乏,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者否认存在多代的直接继承效应,即认为资源的代际传递只存在于两代之间。在研究代际流动的理论视角中,“工业化假设”(industri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将带来更多的社会流动(Goldthorpe,1964;Blau and Duncan,1967;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Piketty,2000),个体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个体的教育水平;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分工的细化,新产业的出现以及职业结构和地位结构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社会的高流动率。按照“工业化假设”的设想,社会的机会结构将趋于平等化,社会呈现开放的特征而代际再生产的特征将减弱甚至直至消失。早期有关多代流动的社会学研究基本都遵循着工业化假设(Duncan,1966;Glass,2001;Prais,1955),即认为不存在多代流动的直接效应,自致性因素特别是教育水平才是造成职业分层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代际流动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社会地位只受到上一代的影响,换句话说,祖父母和孙代子女社会地位存在联系是因为祖父母影响了父母,而父母又影响到孙代子女。如果代际影响确实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那么多代影响的复杂过程就可以简化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在控制了父母的特征之后发现,祖父母对孙代子女影响的净效应不显著(Hodge,1966;Warren and Hauser,1997;Erola and Moisio,2007);贝克与托马斯模型(Becker-Tomes Model,参见Becker and Tomes,1986)则从多代流动效应的稳定性这一角度出发指出,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代际之间的传递效应是易“挥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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