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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
2020年06月17日 10:14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作者:张勇 字号
关键词:三线移民;三线厂矿;文化适应;文化变迁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三线移民;三线厂矿;文化适应;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三线移民经历了迁入初期的不适之后,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文化适应,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线移民文化和三线厂矿文化。从本质来看,三线厂矿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和典型的“文化孤岛”。社会与文化上的区隔使得建设时期的三线移民并未真正融入当地,三线移民文化及厂矿文化也不是迁出地和迁入地文化的简单嫁接与融合。直至改革开放,三线厂矿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文化孤岛”和“单位社会”失去了依存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壁垒,三线移民和三线厂矿才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关键词:三线移民;三线厂矿;文化适应;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建设。建设期间,大量一线地区(沿海和东北地区)和部分二线地区的工厂、工人及家属迁移到内地,由此形成了数百万的三线移民。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迁徙运动,无论对这些迁移者的命运与生活,还是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及文化,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对于三线建设中的移民问题,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进行了研究。其中,陈熙、徐有威从人口迁徙过程的角度,对上海皖南小三线移民的动员、迁入、安置、回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上海小三线移民尽管在皖南落地二十余载,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王毅以重庆地区为例,主要依据档案资料,从工资奖金、物价、劳动福利、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论述三线内迁职工面临的社会生活问题,并分析了重庆市委及相关部门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这些学者的研究并未专门关注三线移民的文化问题,而实际上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三线移民经历了诸多方面的文化适应,其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那么,内迁之后三线建设移民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文化适应?各自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三线移民文化与三线厂矿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三线移民文化及厂矿文化是否就是迁出地文化和迁入地文化的嫁接与融合?要想解答这些问题,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重点区域,在收集各类资料和从事实地调查、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拥有数十万的三线建设移民。因此,本文主要以重庆地区为重点,兼及其他地区,通过阐述三线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及表现,来剖析三线移民文化和三线厂矿的社会文化本质,并讨论不同移民类型和迁入地的区隔与融合问题。

  三线移民内迁初期的不适

  三线移民大多来自沿海地区或发达城市,他们基于不同的考虑内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在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及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都存在极大差异,因而他们在内迁初期多有不适。

  从外地迁入重庆地区三线企业的移民 ,首先最不适应的就是当地的气候和地形。许多外地迁徙到重庆的三线职工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潮湿、酷热,而他们怕热、怕潮。位于大山深处的晋林厂“因为海拔高,有1000多米,天天都是下毛毛雨”,职工很不习惯。江津的晋江厂同样建于山沟中,这里的内迁职工大多来自山西,他们发现“山沟里冬季阴冷潮湿,出太阳的日子少,阴天或雾天多,往往连续几天绵绵雨”,“每到夜晚,就让在冬季有暖炕的北方人着实难受一番”。重庆地区属于山区,许多三线军工企业更是建在大山深处,周围群山环绕,地形崎岖不平,艰苦“情况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一位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晋林机械厂的职工说:“这里交通非常不方便。我后来到厂里,登到山顶,所看到的全是小馒头山,除了山没有别的,真的是大山深处!”就连重庆市郊改扩建企业的三线内迁职工,一时也对此无法适应,认为“这里夏天热得要命,蚊子毒咬人疼,冬天又潮又冷”,“这边全是山路,每天走路都要很小心,更别说自行车了”。

  三线移民在迁入初期对工作条件、生活状况也显得极为不适和失望。晋林厂“在那个洞子里头,第一看不清楚,第二关节炎很严重”。从天津内迁到重庆的改扩建企业——重庆起重机厂的职工发现,到了该厂,“工作条件真的是差呀”,“(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工厂,而是几个私营老板合资搞的一个条件简陋的厂,虽然工人也很多,规模也不小,但生产效率极低,生产水平也不高”。

  三线企业遵循“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因而初期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普遍很差。他们坦言:“在那么困苦的情况下白手起家,条件很差。说老实话,我们在山沟里生活非常苦!没有正常的生活渠道,副食品供应特别艰难,当年一个月一斤肉。而且厂里的水含有多种矿物质,我们喝这种水每天都感觉饿。”尤其是从沿海发达城市来的三线移民,更会对迁入地的生活条件不满意。有的内迁职工觉得宿舍条件差,如内迁人口较多的重庆机电厂职工及家属认为他们的“宿舍小,家具摆不下。宿舍质量差,大小便很不方便”。甚至有人说:“重庆在我们眼中不过就是个大县城而已。而那时候这种落差,让我们对重庆的环境、各种生活条件都很不满意。”内迁到重庆晋江厂的职工陈志强在回忆建厂初期的艰苦生活条件时,更是感慨颇多:

  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不好。第一,重庆气候太潮湿了,睡一晚上起来连被子都是湿的;第二,喝水没有自来水,只有田坎里的稻田水,生活极其不方便;第三是没有厕所,我们有时候上厕所都只有去农民家,或者就在没人的地方解决了,当时真的没有办法;第四,当地没有设置蔬菜队,我们吃的菜都是汽车从外面运进来的,我第一次吃到的藤菜是汽油味的,因为拉菜的车要拉汽油回来,所以就染上味儿了。当时真的是物资缺乏,粮食要跑到二十里地外去买,买菜都要去7公里外的夏坝或去10公里外的广兴买……不习惯的地方太多了,吃、住、行种种都不适应!

  迥异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使得晋江厂的很多支内家庭最初都不愿意搬迁过来。即使已经内迁到重庆的三线职工,一些人仍产生思想上的波动。由于远离家乡,条件差,生活不习惯,有的企业“部分职工到厂后不够安心”,甚至“要求调回老厂”。通过有关部门的政策解决和工厂多次做思想教育工作,并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磨合之后,内迁职工才逐渐适应了三线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文化。

  三线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其表现

  三线移民内迁之后的文化适应,既有对迁出地文化的继承与延续,也有与迁入地文化的适应与融合,这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社会关系、群体心态等方面体现得较为明显。

  (一)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外地移民迁到三线地区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问题。大多数内迁职工及家属原本的方言,与迁入地重庆的方言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他们与重庆本地的职工和周边居民在使用各自的方言进行交流时,就会存在一定的障碍,甚至产生了一些笑话或误会。不过,这种语言交流的尴尬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后来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外地移民和本地职工及居民相互学习,使得工厂内外的语言交际发生了变化,并形成了极具三线特色的“厂矿普通话”。

  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三线移民为了减少对外交流中的障碍,会对其所使用的语言进行相应的调整,常常会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在家庭内部以及老乡之间,他们会以家乡话进行交流。如杭州内迁而来的职工,“相互之间都是讲杭州话”,“在家里面就更要讲杭州话,跟孩子也是说的杭州话”。在和工厂其他地方来的职工交流时,通常会使用带有各自地方口音的厂矿普通话。“大家相互交流说普通话,对外窗口、正规场合都说普通话。”在和当地居民打交道时,则会使用普通话,或者学说当地话。正如晋江厂的支内职工所说:“在厂里,职工们一般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但在私底下面对自己的老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讲家乡话。在重庆待的时间长了以后,我在面对重庆人的时候,偶尔也会说些重庆话。”

  三线移民的迁入,使得三线单位内部及其周边人群形成了移民迁出地的方言、迁入地的方言和厂矿普通话等多种语言形式,相互产生影响。如在以上海人为移民主体的工厂周边,当地农民之间流行着“鸡毛菜”“塔菇菜”“不搭界”“乡下人”等上海方言词汇。一些上海来的三线移民,也积极向当地人学习方言,因而他们的上海话中也时常夹杂着一些当地方言。

  三线移民不论一代还是二代,大部分都会讲几种语言。据调查,在有的三线单位,双语型的厂矿职工比例占了总数的78.5%,多语型的厂矿职工占了215%。三线移民一代和二代所使用的语言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晋江厂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是普通话比较多一些;到70年代以后,重庆人、四川人多了以后,说本地话就比较多一些了。由于外地人在重庆、在晋江厂待的时间比较长了,基本上本地话他们也能听得懂。老一辈的人呢,他们听得懂(重庆话)了,基本上还是不怎么说,他们的后代就要说得多些了。三线建设者的下一代,在重庆长大的这批人,小孩一般都是家长是哪个地方的人,就说哪里的话。到后来时间长了,跟大家在一起了,有时候也会重庆话了。

  从代际差异来看,三线移民一代主要以家乡话和普通话为主,虽然有的也能讲一些迁入地方言,但多半“乡音难改”,有少数人至今仍只会讲家乡话。三线移民二代则主要以普通话和迁入地方言为主。他们由于从小就在三线单位生活,从幼儿园到中学,厂矿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交际语言,所以他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大大增加,许多“三线二代”能讲一口流利的厂矿普通话。如晋江厂的小孟到重庆的时候才两岁,如今她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她的口音是那种混着东北话、山西话及重庆话的普通话”。移民二代也在当地的环境中学会了重庆话,有的甚至说得很“地道”。

  语言社会学认为,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产生社会效应。有研究者指出,在三线工厂相对封闭而又相对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他们会因为频繁的语言接触而发生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转变,进而导致自身语言的变异;抑或是形成一种新的交际语言,即带有极强语言特征的“厂矿普通话”。迁出地的家乡话、迁入地的方言和厂矿普通话三者在这一特殊群体中长期互通,相互影响和融合。

  (二)饮食

  饮食是三线移民面临的另一个需要适应的问题。从东北、沿海等地区内迁而来的移民,饮食口味与迁入地重庆差别较大。例如,内迁到重庆起重机厂的天津人更多习惯的是北方口味,“由于饮食的差异,我们喜欢吃面,南方喜欢吃米饭”,“吃不惯辣椒”。内迁到晋江厂的山西职工“喜欢吃面食和醋”,他们发现“重庆人喜欢吃腊肉和豆花,口味偏辣”。内迁过来的上海人最初在饮食上也不习惯,“吃不惯重庆麻辣,也不像重庆人那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不会在餐桌上扯起喉咙、唾沫横飞地划拳”。在有的上海人看来,“麻辣伤胃,烈酒伤肝,大块吃肉不利养身,饭桌上划拳不卫生”。内迁到重庆的杭州人亦如此,因为“杭州饮食偏甜,口味较清淡纯鲜;重庆饮食多麻辣”。

  除了饮食的口味外,三线移民的一些饮食习惯也与迁入地重庆有较大的出入。从山西内迁到重庆的职工觉得,当地的饮食比较丰富,“家家都可以做一桌很丰富的宴席;北方人就不行,吃得很简单,观念不一样”。重庆本地人认为,上海职工“请客很讲究,每道菜虽然分量不多,但品种丰富,而且少而精,一顿饭下来,既能吃饱吃好,还不浪费”。杭州人买菜、做菜的习惯也不一样,“在买菜的时候,重庆人习惯大块大块地买,但是杭州人就是半斤几两地买。杭州人做的饭菜都是盛小碟就上桌了,有精巧细致、江南人家的秀气之处,不像重庆人这般豪放”。

  很多三线移民保持着一些家乡的饮食习惯,因而来自不同地方的职工都会做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食物,风味各异。例如,重庆晋江厂有的职工回忆,在春节期间大家轮流坐庄,各显身手,“到我家,我动手做上两道苏州的传统菜——熏鱼和蛋饺来招待大家。到张发春家,他的拿手好菜——烧白和夹沙肉也颇受欢迎。到了校长顾锡生家,他让女儿顾丽娜包上山西水饺,使我们南方人品尝到了北方味道”。除了主菜外,三线职工也会做很多具有家乡口味的小吃。

  面对着饮食习惯的差异,有一些内迁三线移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家乡口味。例如,有的上海人一直在饮食上“保持着上海餐饮的清淡”。时至今日,有的杭州内迁职工的厨房依然是杭州风格,“有白砂糖,但没有豆瓣酱,也没有花椒、辣椒等调料”。而另一些移民家庭,在部分保留家乡饮食口味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当地的口味和食品。一位上海移民讲到家庭饮食习惯的变化:

  我家保留了比较有特色的上海菜,像油面筋包肉、荠菜馄饨等。我知道重庆人嗜辣,但我不太能吃辣,所以家里的口味还是以清淡为主。在重庆待久了,我也逐渐接受了以前不食用的食物,如折耳根、火锅等,但太辣的食物我还是不能接受。由于儿子们从小在重庆长大,所以他们比我们老两口更能吃辣。

  这是长期交往中,三线移民和当地人的饮食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在上海人、杭州人的影响下也开始接受螺蛳、河虾等食品了。

  迁入地的饮食口味及习惯对三线移民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外来移民们慢慢适应了重庆当地的口味,有的也能吃一些麻辣了。尤其是单身职工在与本地人结婚后,饮食习惯开始发生变化。有的移民表示,“在与妻子结婚之后,虽然妻子做饭口味会迁就着他,但生活中免不了会做一些重庆口味的饭菜”,因此他也开始适应重庆的口味了。双职工家庭大多数时候是买菜在家做饭,因此家乡的饮食习惯沿袭得较多,但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已习惯了重庆口味。正如杭州内迁三线职工坦言:“我们以前做菜做出来都是杭州口味的,现在我和夫人有的时候吃杭州口味,有的时候也能吃稍微带点辣的,但是不能多吃,我们下一代基本上是重庆口味。”

  这种饮食上的适应其实是外地职工及家属和本地人相互学习、文化融合的结果。四川锦江厂的上海支内职工“向非沪籍邻居传授了烧红烧肉、香葱烤大排、煎炒素鸡”的方法,而他们也“向四川邻居学会了自制川味香肠、烟熏肉,学成了烧炒多道川菜”,自觉受益匪浅。在重庆晋江厂,当地人向山西人学习包饺子、刀削面,还有山西特别的“合子饭”——把所有菜和饭混在一起乱炖,最后重庆的当地人也习惯这样吃了。外地移民在三线地区饮食的适应和变迁,就是一个土客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三)风俗习惯与文化娱乐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包括群体性格、节日、婚姻、丧葬等方面的内容。三线移民内迁后,一方面延续了家乡的一些习俗,另一方面受迁入地文化影响,习俗趋于在地化,并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具有三线厂矿特色的一些习俗。

  三线移民在三线单位工作、生活时,仍延续迁出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传统。例如,晋江厂山西内迁而来的职工用饺子招待客人,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吃饭时,女性和孩子都不得上桌。

  在群体性格方面,上海人的“精明”在与当地人打交道时也显现无疑。上海人“不论男女,购物买菜砍价都很厉害”。不仅如此,“八成人家都备有一副杆秤,每次买菜回家,他们不忘称一下是否缺斤少两”,如果吃亏了,“准会提着菜篮返回论理”。因此,本地人“几十年与‘阿拉人’打交道,不仅领略了‘阿拉人’的精明,还学会了‘阿拉人’的节约习惯”。

  三线移民在长期社会交往中,也受到当地文化因素的影响,性格、习俗逐渐具有当地的一些特点。例如,一位重庆青山公司的子弟在谈到该厂习俗变化时指出:

  重庆人梗直豪爽,外地来到青山公司的成员也受到一定熏陶与感染;又如当地重“礼尚往来”,久而久之青山公司的员工和家属也就入乡随俗了;在节气习俗方面,已有部分青山人大年十四过元宵和璧山人一致,但也有保持大年十五的;婚丧习俗则完全本地化,依当地风俗行事。

  三线单位里人们的节日习俗,既有迁出地文化节日的影子,也深受本地习俗的影响,并且在三线厂矿独特的社会环境中,还形成了具有鲜明厂矿文化特色的一些习俗。以春节为例,三线厂矿在进行贴春联、守岁、吃饺子、拜年等传统春节活动的同时,会做花灯,晋江厂人“一般都用薄竹片和皱纹纸制作”,然后“牵上电线,接一个25W的小灯泡放在灯笼之中,把它挂在门口的过道上”。厂里的团拜和拜年活动其乐融融,并与一般的农村和城市社会不同。它是在三线企业的熟人化关系网络和社会主义集体化生活背景下,由移民文化、本地文化与集体性的厂文化混合而成的。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三线厂的人们大都没有什么迷信风俗讲究,一切从简,简简单单,朴朴素素。风俗文化经过混合后变得十分简单,没有满月、三岁、圆锁、搬家等等那么多麻烦的名堂,结婚单位车间一顿席,葬礼厂里一个追悼会,人们在简单的仪式中表达着更纯洁的情意”。

  三线工厂内的文娱颇有特色,一些娱乐生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学生玩游戏,“四川籍同学喜欢抓子”,“北方来的同学则玩一种丢布包的游戏”,“跳皮筋是天南地北的同学都共同的项目”。

  三线厂矿大多位于偏远之地,加之时代的限制,因而“三线人”在文化生活方面比较匮乏,“除了8个样板戏和屈指可数的几个电影以及千篇一律的报纸内容,其他都是严禁的”。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工厂也会组织一些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当然,最吸引职工及家属的就是看电影。“放电影可是山沟文娱生活的一件大事。每逢影期,每个职工家庭全体出动去广场观看露天电影。孩子们更是早早地吃完晚饭,拿着小板凳到广场占据一个好位置。”在那个物资和文化都十分匮乏的年代,工作之余看一场露天电影,对“三线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享受。他们认为,那时看露天电影,“尽管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寒风刺骨,不过比起封闭的山沟,赶个场都要走七八里地的三线人而言,还是非常值得的”。

  三线移民和其他的职工及家属一样,过的都是三线厂矿里封闭而又独特的集体文化生活。他们的文化娱乐与工作、生活一样都带有浓厚的三线厂矿集体生活的色彩。最明显的莫过于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节奏都统一于工厂里的军号声和广播:

  作息时间大多就是靠这每天早中晚的军号。上班的工人、干部是如此,上学的学生是如此,就连在家的家属、老人也是如此。只要军号声一响,整个工厂就开始伴随着动人的《东方红》乐曲苏醒,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节奏去工作,在《国际歌》声中入梦……上班工作、上学学习的迟到、早退都是以军号的结束、开始为准的,再没有其他的时间依据。

  这种集体性的文化生活是特殊时代的社会环境作用于三线企业的产物,企业又通过组织这些文体活动来丰富职工及家属的精神生活,并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发挥政治动员、经济生产、社会控制等单位组织的功能。

  (四)社会关系与群体心态

  三线企业大多位于偏僻、闭塞的环境之中,几代人在此环境中成长,三线移民与其他“三线人”的社会关系都呈现熟人化、网络化。例如,重庆晋林机械厂“总共编制只有2000多人,所以全部都是熟悉的面孔,都相互知道,每个人都认识。最后发展得就像一个部落一样,亲上加亲,相互联姻,最后大家转弯抹角地、‘’都是亲戚”。经过几十年的积淀,“职工都生活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中,这张关系网,无论在时间的纵轴上,或在空间的横轴上都可以无限地延伸,每个职工家庭,便是关系网上的纽结,有的父子变成了同事;上下级变成了亲戚,谁和谁都不能不沾亲带故”。在三线企业内部,血缘、姻缘、业缘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三线企业这种内部化的社会关系,在婚姻关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三线工厂“职工的配偶来源更多的是本厂内部,和外部结婚的少”。三线企业出现婚姻关系的内部化,是因为偏僻、闭塞、孤立的环境导致人们寻找婚姻伴侣的圈子极小,不得不在内部“解决”。就如晋江厂职工所言:“因为圈子小的原因,我们厂双职工的比例很高。其实厂内也像一个小社会一样,绝大部分的交往甚至通婚都是在厂内进行的,因为也没有办法出去。”由婚姻关系所形成的亲属网络,和其他社会关系一道,共同构建起了三线企业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种三线企业内部熟人化、盘根错节式的社会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使得“三线人”注重相互间的关心和亲情。如同晋江厂人所言:

  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山沟里。三线厂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工厂领导好比是“家长”,每个人都好像是家庭成员,人与人之间像是兄弟姐妹,父一代、子一代的传承,工厂的命运联系着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在这个“小社会”里有一种自然产生的亲情。

  随着交往的增多,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被打破,或者说隐藏起来,更多呈现出内部融合的态势。“生活时间长了,南北方人慢慢地都融合了,就像一家人一样,关系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和现在城里人住楼不一样,厂里走家串门、互帮互助是经常的事儿。”此种人际关系和氛围,使得许多外来者都深感这里“民风淳朴”。一些长期生活在这些企业中的职工搬到城市后,仍非常怀念这种“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甚至难以适应城里冷漠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造成企业内部血缘、姻亲关系复杂,带来管理上的问题。有的家庭在同一企业的各种亲戚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人,使人们相互依存的关系非常明显。这就导致企业在内部管理和改革中很难撕破“面子”,打破“人情”,做到严格管理。

  相对于三线移民在单位内部的紧密交往,他们与周边居民的交往则较少。由于三线单位的封闭性和保密性,工厂严禁周边村民进入生产区,与当地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三线移民也往往远离所在地的主流群体,与所在地社会的互动十分有限,封闭的群体生活导致其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单一甚至匮乏,“对于对外沟通、社会交流缺乏渠道”。有研究者调查发现,这些外地移民社会交往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当单位这一避风港难以给他们提供有限的生活保障,需要他们从当地获取社会资本时,社会关系网络的匮乏常常使其与当地人交流力不从心。

  包括三线移民在内的“三线人”,长期处于封闭、自给自足的单位“小社会”中,整体意识、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使其群体气质趋于保守、惰性,具有内敛、祥和的“单位人”“厂矿人”气质。同时,三线单位特殊的生活环境也形成了“三线人”独特的心理状态和群体性格。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建设时期,“三线人”尽管面对所处的闭塞地理位置和迁入地落后的社会面貌时,常会产生孤独感与失落情绪,但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优势使他们又具有一定的心理优越感,因而其群体性格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即优越感和自闭性兼具。改革开放之后,当三线企业陷入困境并逐渐衰落时,“三线人”自然会心理失衡,情绪沮丧,群体性格更加内向,群体心态显得混乱而迷惘,个体心理出现躁动和不安全感。因此,三线移民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且艰难的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张勇 工作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 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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