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 观察者
理解情绪劳动:从异化到治理术
2020年12月14日 10:41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20年第5期 作者:潘冬冬 曾国权 字号
2020年12月14日 10:41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20年第5期 作者:潘冬冬 曾国权
关键词:情绪劳动;异化理论;治理术;新自由主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情绪劳动;异化理论;治理术;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为情绪劳动原初的理论基础,异化理论在解释情绪劳动时存在着绝对论、适用领域局限、批判与保守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与之相反,治理术概念,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以其对主体性的关注及对社会压迫的多元理解,克服了异化理论的单向度,可以更好地解释情绪劳动带给个体的双面影响、情绪劳动过程的动态性及个体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情绪劳动的多元适用,提供了一种理解情绪劳动的动态的、多维度的及多方向的理论视角和情绪劳动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范式。对于当前中国的情绪劳动研究而言,基于治理术视角探讨情绪劳动的政治经济比较、情绪劳动的文化比较、情绪劳动规则的谱系演变及情绪劳动中的个体抵抗,是未来研究可以着重加强的地方。

  关 键 词:情绪劳动;异化理论;治理术;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潘冬冬,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曾国权(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 100875)。

  争议中的情绪劳动:从一场学术争鸣谈起

  2009年,英国社会学会的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杂志第3期,围绕着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概念刊载了保罗·布鲁克和莎伦·博尔顿的两篇争鸣文章。两篇文章有很多争论点,核心问题在于霍赫希尔德提出情绪劳动概念时的一个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布鲁克坚持情绪劳动概念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①,博尔顿则认为情绪劳动概念仅仅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松散的连接,布鲁克“奇迹般地在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概念中发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②。尽管双方争论激烈,但是在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中,还是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理论上的难以自洽。就博尔顿的观点而言,一方面她拒绝情绪劳动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将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劳动过程理论作为其观点的理论之源。对于布鲁克而言,尽管他想在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捍卫和发展情绪劳动的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但是这明显难以解释不同领域、部门和职业的情绪劳动及其带给个体的复杂影响。

  事实上,情绪劳动概念的理论基础问题并没能在这场争论中很好地得到解决。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情绪劳动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异化理论在解释情绪劳动时存在着哪些局限?这些局限又该如何弥补和解决?随着服务工作从业人员的大量增多和情绪劳动概念的广泛应用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厘清情绪劳动的理论基础,对于情绪劳动研究的发展和深化,都十分重要。我们认为,对于情绪劳动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尤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以其对主体性的关注及对社会压迫(subjugation)的多元理解,提供了一种理解情绪劳动的动态的、多维度的及多方向的理论视角和情绪劳动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范式。

  情绪劳动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

  情绪劳动概念由霍赫希尔德提出,起始于其对空乘人员工作的研究。霍赫希尔德认为空乘人员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过程中,还从事着一种情绪劳动。“这种劳动要求个体通过引导或者压抑自己的感情来维持外在的表情,以在他人身上产生一种合适的情绪状态”④,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劳动”。在提出情绪劳动概念前,霍赫希尔德还提出了“情绪工作”的概念。⑤她区分了私人领域(private)和公共领域(public)的情绪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私人领域的情绪管理被称为情绪工作或者也可以直接称为情绪管理;公共领域的情绪管理则被称为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指的是“管理情感来创造一个公众可见的面部和身体展示,情绪劳动被出售来获取工资,因此有交换价值”;情绪工作指的则是“私人领域同样的行为,具有使用价值”。⑥

  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概念涉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互动主义等理论传统,但是一般认为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个是戈夫曼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就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言,通过对比19世纪生产墙纸的工厂中童工的劳动与20世纪航空公司乘务人员的劳动,霍赫希尔德认为两者都在劳动中与自身分离:前者是与身体和体力劳动分离;后者则是与情感和情绪劳动分离。⑦由此,霍赫希尔德在马克思体力劳动异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情绪劳动的异化,即情绪不再属于劳动者私人所有,而是成为一种产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和过程的异化、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的异化、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⑧霍赫希尔德的情绪劳动体现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

  就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而言,霍赫希尔德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着一整套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所谓“情感规则”,是指“通过建立管制情绪交换(emotional exchanges)的权利和义务的感觉,来指导情绪工作的一套法则”。⑨个体需要根据情感规则在特定情况下做出特定的情绪行为和表现,以避免被认为是情感不正常者(affective deviant)。⑩为了使情绪展现符合特定的情境,个体可以采取两种策略来对自己的情绪和情绪展现进行管理: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前者指个体仅仅改变自己外部的情绪表现,来伪装出适当的情绪;后者指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在感情,来产生适当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是改变了的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11)在霍赫希尔德看来,无论是表层扮演还是深层扮演,都需要个体对真实自我进行压抑进而产生一种虚假自我,个体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自我异化、情绪失调等问题。(12)

  异化理论:情绪劳动的传统视角及其局限

  情绪劳动的概念一经提出,便由于其灵活性和作为分析工具的实用性(13),马上被运用到各种相关行业及工作的研究中,并在这些研究中得到精炼和发展。然而,也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对情绪劳动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了争议,并对其进行了批评与修正。在所有批评中,最多的争议集中于情绪劳动的异化理论基础。

  (一)异化理论的绝对论

  最初关于情绪劳动的研究,多支持情绪劳动对雇员有害的观点,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一些形式的情绪劳动对雇员的健康和福祉(well-being)有害,而其他形式的情绪劳动对雇员没有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积极的影响。(14)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批评霍赫希尔德仅仅关注情绪劳动带给雇员的负面效果而忽视正面效果。这些批评就其本质而言,是反对霍赫希尔德在情绪劳动中使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把霍赫希尔德的观点标示为绝对论,拒绝个体的情绪商品化是完全异化的观念。(15)

  这些批评的逻辑进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雇员在情绪劳动中并不总是在扮演,很多时候个体也在自然地、自发地和真诚地流露自己的感情,这不会引起认知和情感之间的冲突进而引起失调(16);另一方面,霍赫希尔德对体力劳动和情绪劳动的类比过于简单,忽视了雇员在后者中所拥有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17)概括而言,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情绪劳动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对雇员的福祉有害,雇员也经常从提供良好的服务及与顾客的社会互动中获得大量的工作满足,而这是异化理论所难以解释的。

  (二)异化理论适用领域的局限

  虽然情绪劳动概念最初是基于对经济领域的服务业的分析,但是情绪劳动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随着情绪劳动概念的流行,对情绪劳动的研究也进入诸如政府部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非营利组织等领域中。然而,这些领域主要属于社会公共事业而非完全受市场原则支配。尽管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下,这些领域从业者的工作越来越类似于服务业雇员,但是其劳动过程仍明显区别于服务业雇员,他们工作的首要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非营利。(18)

  情绪劳动的研究对象从服务业向社会公共事业的这种扩展,加剧了情绪劳动异化理论基础的危机。异化理论侧重于资本对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如果坚持情绪劳动的异化理论基础,将使得情绪劳动概念的应用只能局限于资本市场领域,似乎很难将其应用到对于社会公共部门中劳动的研究中。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同部门和群体之间劳动的性质、目的和社会作用并不一致。(19)在公共部门中,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资本和营利(20),因此不存在资本和市场原则下强烈的异化与剥削的工作特质。

  (三)批判与保守张力中的异化

  异化理论主要包括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三个学科的理论传统。早期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社会学的研究,而20世纪工业社会学家对异化的研究和运用,更加侧重于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21)就情绪劳动而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取向的批判视角相比,心理学取向的分析某种程度上已经从界定情绪劳动特定特征的工作场所及组织环境中脱离出来(22),丧失了情绪劳动概念最初提出时对于宏观社会发展和转向的关注及其所持的批判立场,其更加倾向于保守和合理化现存的社会制度。(23)

  虽然直接参照马克思的作品来讨论异化,但是霍赫希尔德经常在更加个体而非社会的层面上来使用异化概念,这使得她的探讨更接近于心理学和个人导向的异化。(24)正如布鲁克所言,对于“在不替代情绪商品化的整个过程或者重组劳动过程的情况下,情绪劳动的代价能否移除,霍赫希尔德是模糊不清的”。(25)霍赫希尔德的很多观点似乎逐渐“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系统的方面”走向了“一个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可以被治愈的个体化的、病理学的条件的假设”。(26)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为经典的理论之一,异化理论试图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生活经验,强调劳动过程中个体控制和自我实现的缺乏,指出了异化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各种破坏性的影响(27),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不过,尽管马克思充分探索了异化和剥削的各种形式,但是仍旧倾向于相对静止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劳动过程及权力关系。(28)同时,异化理论侧重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对个体的影响,其对于压迫的理解主要是来自经济系统(29),即市场经济部门中的压迫,这导致异化理论难以有效分析经济部门以外的诸如政府、非营利组织等部门中的劳动问题。

  事实上,对于情绪劳动概念的异化理论基础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普赖斯(Price)就提倡从异化转向客体关系心理分析(object relations psychoanalysis),以涵盖情绪劳动可能的报酬性的一面。(30)然而,这种提倡更多是一种从宏观取向向微观取向的转变、从宏观社会结构向微观社会互动过程的转变,未能摆脱固有的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二元分割与对立。从一个更好地沟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的角度而言,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尤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提供了一种理解情绪劳动的新视角。

  治理术:理解情绪劳动的新视角及其突破

  情绪既是个人生活的中心,同时又深受社会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规则、权利和义务的改革,同时也是一场“情绪改革”(emotional reform)。(31)对情绪劳动的理解,离不开对新自由主义及其逻辑的深刻把握。在法国思想史家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治理术。从广义上来看,这种新的治理术是对于“行为的引导”(conduct of conduct)。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一种新的主体诞生,这种主体呈现出一种向经济人的回归,但是却明显区别于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经济人。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人侧重交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则侧重竞争。借助“人力资本”概念,福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人重新定义为一个企业家,通过形成人力资本,寻求加强其竞争价值。在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人是企业家,是其自身的企业家。(32)作为一种企业家主体,个体在新自由主义社会具有自由自治、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等鲜明特点。相较于异化理论,治理术对权力关系和主体的这种理解,使得其在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更好地解释情绪劳动。

  (一)情绪劳动的双面影响和后果

  传统的异化理论主要是基于对剥夺个体情感和情绪的福特主义和前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分析,进入后福特时代,这种压制性的逻辑被一种生产性的逻辑所取代,个体由此获得了情绪管理及表达的自由,情感情绪体验更为丰富。相较于异化理论下情绪劳动的单一负面后果的解释困境,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可以更好地解释情绪劳动带给个体的双面影响和后果。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下,个体从被权力所规训的消极主体,渐渐转变成为现代性进程中通过工具性的自我规训和治理来改善竞争力并获得快乐和成就、同时也承受风险和痛苦的积极的企业家主体。(33)作为企业家主体,个体需要为其情绪状态负责,个体也经常从有效利用情绪智力和其他社会性品质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个体呈现为日益极端分化的情绪体验的统一体。(34)个体的沮丧、自责和绩效焦虑契合情绪劳动带给个体的剥削和异化的负面体验,个体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则契合情绪劳动带给个体的正面体验。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体两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情绪劳动过程的动态性及个体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

  不同于异化理论,治理术提供了相对动态地研究权力过程及此过程中的互动的契机。(35)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语境中,权力所面对的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主体。这个主体的首要特点,就是其能够自由进行选择。与之相呼应的,正是霍赫希尔德所谓的情绪劳动中女性服务业雇员的“自由选择”(free choices)的叙述。(36)不过,福柯意义上个体的这种自由选择,并不是一种本体论或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而只是新自由主义治理个体的一种工具。

  不同于早期对于权力的压迫性理解,对于后期的福柯而言,权力不再是一个拥有物,而是关系性的,不再是结构性的,而是不断建构和生成的。(37)权力与抵抗是相伴而生的,所谓治理术,就是统治他人的技术和自我技术的结合。这种伦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技术,使得个体对权力的抵抗成为可能。面对权力的统治,个体可以通过多种自我技术来“关怀自我”(care of the self),想象和实践另一种生存的可能,进而对情绪劳动中的剥削和异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抵抗。治理术下情绪劳动中的雇员是可以进行情绪抗争的能动主体。

  (三)情绪劳动的多元适用

  在福柯看来,压迫不能被缩减到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单一维度(38),其是立体的、多维度的。治理术概念下,福柯对压迫和权力结构的定义已经扩展为包括资本雇佣劳动经济权力结构在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性别等的全方位的结构。它与知识有着紧密联系,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并弥散在整个社会里(39),而并不单单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市场、政府或社会部门中。

  治理术本身意欲打破和消融的,正是传统的不同社会部门划分的根源。公共与私有、国家与非国家、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边界,通过一系列的冲突、延续和新的建构,在治理术场域中被创造和重新界定。(40)因此,相较于异化理论对情绪劳动局限于市场经济部门的分析,治理术的理论视角使得情绪劳动与不同职业、部门尤其是公共部门的兼容性问题得以解决,大大扩展了情绪劳动概念的适用范围。

  (四)治理术的价值无涉

  对于新自由主义,福柯并不是简单批判,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真理体制(a new regime of truth)放到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41)也正因为如此,关于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即福柯本人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42)然而,尽管观点各异,但是就福柯原初的话语和表述而言,其对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术的分析,是价值无涉的。治理术的这种价值无涉和价值中立的特质,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异化理论在分析情绪劳动时所处的批判与保守之间的张力和困境,同时也使得治理术成为一个理论矿脉,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大的思考空间及进一步运用该视角推进研究的可能”。(43)

  总结而言,针对异化理论的绝对论,治理术可以更好地解释情绪劳动带给个体的双面影响和后果、情绪劳动过程的动态性及个体的相对自主性和能动性;针对异化理论适用领域的局限,治理术下的情绪劳动具有更为多元的适用;针对异化理论所处的批判与保守之间的张力,治理术本身处于价值无涉和中立的地位。概言之,作为一个沟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的价值无涉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可以更好地解释情绪劳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理解情绪劳动的新的理论视角。

  从异化到治理术:情绪劳动研究的范式转变

  当前,对于情绪劳动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沿着三个理论视角开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互动论取向和后结构主义取向。其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取向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中,后结构主义取向则主要是运用福柯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治理术来开展探讨。不同于异化理论的单向度,治理术提供了理解情绪劳动的动态的、多维度的及多方向的可能。(44)事实上,即使是在对于传统的劳动过程的分析中,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取向也越来越流行。一些研究者将福柯的治理术作为克服布雷弗曼(Braveman)劳动过程理论对于主体性的忽视的一个有效补充或者替代。(45)所以,尽管在当前情绪劳动的研究中治理术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取向在情绪劳动的研究中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它使得通过雇员的主体性来理解情绪劳动的重要性成为可能。

  就具体的理论观点而言,治理术取向的情绪劳动研究强调情绪是一种社会文化经验和文化产品,重视社会因素在情绪形成和表达中的作用,认为通过对情绪劳动问题的调查可以揭示一系列的工作场所的过程和动态,包括权力、权威和不平等的再生产。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更大的权力话语及日常社会互动是如何影响情绪劳动的。在研究对象上,适用于对包括雇员、家政人员、医生、教师等在内的情绪劳动中的一线服务性、专业性、关怀性三大职业群体开展研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上,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组成部分:以谱系学为方法,将情绪劳动规则视为一种历史的、协商的建构,探讨工作场所情绪劳动规则的形成与变迁;以权力关系和话语为对象,分析个体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在情绪劳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关怀自我为立足点,关注情绪劳动中个体的应对策略及个体如何对情绪劳动过程中的压迫和异化进行抵抗。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收集上,主要使用质性和民族志方法,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丰富的传统进行自然主义探究,使用访谈、观察、日记和各种人工制品等来收集资料。(46)

  对中国情绪劳动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情绪劳动研究范式从异化到治理术的转变,对中国情绪劳动的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和启示。如何从治理术的理论视角对当下中国的情绪劳动进行研究和探讨,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议题。上文主要对比了异化和治理术两种理论视角下情绪劳动的后果、情绪劳动的适用领域、情绪劳动中个体的能动性及个体的抵抗等多重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绪劳动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结合相关的问题和研究范式,以下主要从情绪劳动的政治经济比较、情绪劳动的文化比较、情绪劳动规则的谱系演变、情绪劳动中的个体抵抗四个方面,来阐释后结构主义范式对中国情绪劳动研究的影响和启示。

  (一)情绪劳动的政治经济比较

  情绪劳动的政治经济比较主要是从一个横向的截面来审视不同国家/地区、不同领域/部门乃至同一领域/部门中不同地位群体的情绪劳动,并进行比较分析。从异化到治理术的范式转变,实际上赋予了情绪劳动概念更强的政治经济情境适用性。这种政治经济情境适用性,既包括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境适用性,也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适用性。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境适用性方面,情绪劳动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美国空乘人员工作的研究。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异化理论,情绪劳动的概念在应用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过程的研究时会受到局限。实际上,关于情绪劳动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霍赫希尔德本人也已经注意到了:关于情绪劳动的研究,“起初看起来似乎仅仅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相关,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被管理的心(the managed heart)的工程并不是不知道的;热情的‘劳动英雄’之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载的情绪标准正如同年度空中服务人员对于资本主义航空业所承载的标准一样多”。(47)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产权和劳动关系的基本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逐渐趋同。(48)然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大量存在,仍旧显示着中国情境的复杂性。

  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性质部门之间的适用性方面,治理术视角下情绪劳动普遍适用于市场部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等不同性质的组织。市场部门的服务业雇员,受制于企业的营利性质和目的,不得不从事、付出大量的情绪劳动;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而言,时下中国政府正在倡导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解决政府机关人员“脸难看”要求其进行一定的、必要的情绪劳动(19);事业单位的教师、医生等专业群体,其践行情绪劳动主要是出于特定职业的专业行为准则。然而,这些专业行为准则正遭受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下的消费者和顾客导向等理念形成的明显的冲突,这导致这些群体情绪劳动的内涵越来越复杂。尽管从异化到治理术的转变下,不同部门的从业者都要付出情绪劳动,但是其情绪劳动的性质、动机及作用等,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职业不同性质部门的从业者而言,其情绪劳动的情况也可能差异巨大。如分别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课外辅导机构工作的不同教师群体,其情绪劳动的规则、目的与性质,位于以公共性和市场性为端点的连续体上。对这些不同的情况开展一定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新的发现。

  (二)情绪劳动的文化比较

  情绪劳动的文化情境性和适用性问题,是目前情绪劳动概念受到批评和引起争议的一点。情绪劳动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霍赫希尔德基于美国情境的研究,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其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情境中不同文化的影响。(50)一般而言,社会学理论通常有着特定的文化偏好,这表现在对于特定的情绪意识形态和规则的强调中。不过,即使是在文化取向的框架中,目前关于情绪与特定文化的分析也并不多。(51)由现实情绪与情绪规则所要求的情绪之间的出入所引起的情绪挣扎在不同文化中可能非常不同,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感规则。以同属东方文化的日本为例,日本人高度重视感知他人情感和需要的能力,因此对日本人来说,情绪劳动更多是内置的。(52)然而,在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将情绪管理看作是自我控制的外在形式,因而情绪管理策略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抵制,因为它可能导致人际互动的异化及虚伪。(53)

  不同于美国的个人导向文化,中国同日本一样,都是一种关系导向的文化,这使得在中国,情绪劳动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情绪劳动可能相对不那么明显和突出;二是情绪劳动的含义可能更为复杂。如克罗内(Krone)等在对中国工厂管理者的情绪进行研究时发现,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及社会主义制度形塑的情绪管理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商业化形塑的情绪管理非常不同。中国工厂管理者的情绪是“恰当社会化”(properly socialized)的,他们展示控制情绪的行为举止,并不是因为他们被付了钱来如此做,而是因为作为管理者,这样的行为是合理和必要的。情绪束缚彰显着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身份认同、工厂的经济健康以及个体和社会的成熟等。(54)此外,在情绪劳动策略的运用方面,不同文化中的个体也非常不同。来自关系导向的中国文化中的个体,更经常地使用深层扮演而非表层扮演,并以此来提高工作满意度。(55)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文化上的社会主义传统(56)、本土的“人情”和“关系”等(57),都对情绪劳动有着特定的影响。相应地,在之后的情绪劳动研究中,文化因素的探讨和比较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三)情绪劳动规则的谱系演变

  不同于情绪劳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比较的横向探讨,情绪劳动规则的谱系演变主要从纵向谱系学的角度来审视情绪劳动。在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市场化政策的推行。这一政策的推行,具有双重意义。其一,在于从组织的角度来看,推动了产业结构、单位性质与运作机制等多方面的转变。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超越传统的农业和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及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成为大规模情绪劳动和服务出现、开展的基础。单位性质与运作机制方面,传统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其性质与运作机制也发生变化。市场化理念下对这些组织的服务性的强调逐渐超越其传统的管理性、成为主流后,个体情绪劳动的付出也就不可避免且呈现出日益增多的态势。其二,在于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推动了个体主体性的转变。作为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的施行,意味着治理策略的转变,旨在使公民转变为自我的企业家。(58)这一转变过程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体制的弱化甚至解体。单位体制的这种弱化和解体,同时导致了单位人的性质的转变。以依附性、风险厌恶、厌恶竞争性和平均主义心态为特征的“单位人”向以自主性、风险承担、竞争性偏好和机会公平偏好为特征的自我企业家式的“后单位人”转变。(59)私有化和个体化逐渐崛起,个体在获取自主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国家在推动某些市场化机构改革进程中转嫁给个体的风险和责任,(60)其情感情绪体验更为多样、丰富。这种个体主体性的转变,与组织性质、运作机制的转变相耦合,使得中国情境下情绪劳动规则的谱系演变展现出复杂的轨迹。从宏观的社会组织形态到具体的某一类乃至某一个组织,对其情绪劳动规则的纵向考察,对于揭示组织和个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及其具体的情绪互动,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不过,目前关于这一方面的纵向的、长时间段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四)情绪劳动中的个体抵抗

  此处对于抵抗的理解主要是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性质的抵抗,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个体化的、日常生活的抵抗,而非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冲突对抗。从治理术的理论视角来看,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和话语体系,无论是国家政策、市场经济还是文化传统,都是一种对于个体行为的引导。然而,这些不同类型的话语之间甚至同一话语内部,既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协同配合,也存在着特定的张力和冲突。这使得个体在主动或被动遵循这些话语体系所构建的情绪劳动规则的同时,也为其运用不同的话语资源及特定的策略进行情绪抗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在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市场化改革、传统儒家思想遗产等,诸多方面话语、元素的存在,使得个体的情绪劳动处于一种非常多元、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之下。这种复杂性,对于个体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使得个体的情绪在不同的权力、体系中进退维谷、艰难挣扎;另一方面又为个体进行情绪抵抗提供了特定的话语资源和空间。譬如对于教师而言,传统的儒家教育思想为其抵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话语霸权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61)

  实际上,在对中国的情绪劳动进行研究时,无论是宏观方面的政治经济情境抑或文化情境,还是微观方面的个体的主体性抑或个体的抵抗,都构成了情绪劳动研究的复杂图景。这样的复杂图景,是单一的异化理论视角所难以完全解释的。福柯的治理术,对于社会结构和个体主体性的关注,起到了沟通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能动的良好效果;而福柯式诸如自由选择、企业家主体、关怀自我等丰富的概念工具,则为具体的分析提供了相应的架构。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运用治理术将情绪劳动嵌入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关系脉络中进行分析,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上述四个具体的方面,则是未来研究可以着重加强的地方。

  ①Paul Brook,"In Critical Defence of 'Emotional Labour' Refuting Bolton's Critique of Hochschild's Concept,"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23,no.3,2009,pp.531-548.

  ②(18)(19)Sharon C.Bolton,"Get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Emotional Labour Process:A Reply to Brook," Work,Employment and Society,vol.23,no.3,2009,pp.549-560.

  ③(52)Arlie Russell Hochschild,Preface,in Alicia A.Grandey,James M.Diefendorff,Deborah E.Rupp,eds.,Emotional Labor in the 21st Century:Diverse Perspectives on Emotion Regulation at Work,New York:Routledge,2013,p.viii,p.xiv.

  ④⑥⑦⑨⑩(11)(12)(47)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6-7,p.7,p.17,p.56,p.214,p.35,p.90,p.11-12.

  ⑤Arlie Russell Hochschild,"Emotion Work,Feeling Rules and Social Struc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5,no.3,1979,pp.551-575.

  ⑧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59页。

  (44)Sarah Benesch,Emotion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Exploring Teachers' Emotion Labor,New York:Routledge,2017,p.60,p.77.

  (14)Paul E.Spector,"Introduction: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Emotional Lab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vol.36,no.6,2015,pp.747-748.

  (15)Paul Brook,Gertraud Koch,Andreas Wittel,"Thirty Years after Hochschild's 'Managed Heart':Exploring the Commodity Frontier,"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vol.19,no.4,2013,pp.275-282.

  (16)Blake E.Ashforth,Ronald H.Humphrey,"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s: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8,no.1,1993,pp.88-115.

  (17)Sharon C.Bolton,Emotion Management in the Workplace,Basingstoke:Palgrave,2005,p.61,p.48.

  (20)Karl Marx,The Grundrisse,London:Penguin,1973,p.451.

  (21)(23)(39)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6页,第67页,第292—293页。

  (22)Amy S.Wharton,Back to the Future,in Alicia A.Grandey,James M.Diefendorff,Deborah E.Rupp,eds.,Emotional Labor in the 21st Century:Diverse Perspectives on Emotion Regulation at Work,p.301.

  (24)L.Frank Weyher,"Re-reading Sociology via the Emotions:Karl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Estrangement,"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55,no.2,2012,pp.341-363.

  (25)(26)Paul Brook,"The Alienated Heart:Hochschild's 'Emotional Labour' Thesis and the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of Alienation," Capital & Class,vol.33,no.2,2009,pp.7-31.

  (27)Chris Yuill,"Marx:Capitalism,Alienation and Health,"Social Theory & Health,vol.3,no.2,2005,pp.126-143.

  (35)Johanna Oksala,Foucault,Marx and Neoliberal Subjects,https://www.theoryculturesociety.org/johanna-oksala-onfoucault-marx-and-neoliberal-subjects/,February 16th,2015.

  (29)(38)Jakub Nalichowski,"'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and 'Ever-Expanding Market':Situating Foucault's Concept in Modified Marx's Theory of Valu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PR General Conference,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Prague,2016.

  (30)Heather Price,"Emotional Labour in the Classroom: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vol.15,no.2,2001,pp.161-180.

  (31)Evelien Tonkens,Ellen Grootegoed,Jan Willem Duyvendak,"Introduction:Welfare State Reform,Recognition and Emotional Labour,"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vol.12,no.3,2013,pp.407-413.

  (32)Michel Foucault,The Birth of Biopolitics: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1978-1979,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226.

  (33)杨大春:《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4)Christopher Hanley,"Neoliberalism,Emotional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nd Adam Smith:Reading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longside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History,vol.47,no.2,2015,pp.105-116.

  (36)Arlie Russell Hochschild,"Emotional Life on the Market Frontie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7,2011,pp.21-33.

  (37)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Vintage,1977,p.194.

  (40)Cǎlin Cotoi,"Neoliberalism: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vol.1,no.2,2011,pp.109-124.

  (41)(43)张美川:《福柯的治理理论及其启示》,《社会理论学报》2016年第1期。

  (42)Daniel Zamora,Michael C.Behrent,eds.,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

  (45)Theodore Lewis,"Braverman,Foucault and the Labor Process:Framing the Current High-skills Debat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vol.20,no.5,2007,pp.397-415.

  (46)Sarah J.Tracy,"Becoming a Character for Commerce:Emotion Labor,Self-Subordination,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a Total Institutio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14,no.1,2000,pp.90-128.Michalinos Zembylas,"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esearching Emotions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 Method in Education,vol.30,no.1(2007),pp.57-72.Amy S.Wharton,"The Sociology of Emotional Lab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5,2009,pp.147-165.

  (48)王晓晖:《劳动过程理论:简史、核心理论及在中国的运用》,贵州省社会学学会“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社会学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49)朱海燕:《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服务中的情绪劳动?——读〈公共服务中的情绪劳动〉》,《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6年第2期。

  (50)Batja Mesquita,Ellen Delvaux,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Emotion Labor,in Alicia A.Grandey,James M.Diefendorff,Deborah E.Rupp,eds.,Emotional Labor in the 21st Century:Diverse Perspectives on Emotion Regulation at Work,New York:Routledge,2013,p.251.

  (51)Jonathan H.Turner,Jan E.Stets,"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Human Emo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2,2006,pp.25-52.

  (53)淡卫军:《情感,商业势力入侵的新对象——评霍赫希尔德〈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社会》2005年第2期。

  (54)Kathleen J.Krone,Ling Chen,Diane Kay Sloan and Linda M.Gallant,"Managerial Emotionality in Chinese Factorie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11,no.1,1997,pp.6-50.

  (55)Qin Zhang and Weihong Zhu,"Exploring Emotion in Teaching:Emotional Labor,Burnout,and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vol.57,no.1,2008,pp.105-122.

  (56)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57)苏熠慧:《从情感劳动到审美劳动:西方性别劳动分工研究的新转向》,《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6期。

  (58)Li Zhang and Aihwa Ong,Introduction:Powers of Self,Socialism from Afar,in Li Zhang,Aihwa Ong,eds.,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2.

  (59)王宁:《后单位制时代,“单位人”转变成了什么人》,《学术研究》2018年第11期。

  (60)苏常:《新自由主义语境下中国新工人的养生实践》,《二十一世纪》2018年第167期。

  (61)Hua Huang,Sou-kuan Vong,"The Confuci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Resistance:A Narrative Study in Macau,"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vol.11,no.1,2016,pp.l-22.

作者简介

姓名:潘冬冬 曾国权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