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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志愿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路径 ——基于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分析
2022年01月30日 10: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迟帅 字号
2022年01月30日 10: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迟帅
关键词:互联网;爱心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志愿服务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互联网;爱心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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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互联网促进了新型志愿服务形式的出现。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的社会救助方面,互联网慈善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以不同于工业化慈善的方式提高了草根组织的运转效率。这主要体现在互联网慈善组织的分散性和灵活性,并有助于加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运行,上下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相互整合共同促进了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的发育和完善,并促进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本文从行动视角分析了互联网慈善组织的发育过程,通过两个案例揭示了互联网慈善组织的志愿服务模式及其爱心行动,这些爱心行动打造了互联网慈善的共同体意识。总的来说,互联网慈善促进了慈善组织的多样化,有助于政府与民众联合打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互联网;爱心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志愿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月8日国务院重新修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中第二条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这里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了定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从政府决策角度而言,公共危机引起集体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凸显出决策者面临的决策情境的三种必要的认知:威胁基本价值、紧急性和不确定性(Stern,1999:8)。因此,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不同行动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服务供应方面有三种主要关系模式:管制、协商和社会化(Schwartz & Shieh,2009)。对于民间组织和国家之间的互动,除了不同关系形式的总结和分类之外,尚且缺乏对于这些关系的动态发展视角的分析和描述。同时,对社会组织的定义比较困难,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界限模糊。本文所要讨论的志愿者服务组织就属于一般的社会组织范畴。有学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远近区分社会组织自主性和独立性程度,如从社会团体是否注册角度看待这些关系和社会力量的变化(Schwartz & Shieh,2009)。在慈善救助组织中,红十字会是准国家组织或半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相对,在国际上常使用所谓“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描述官方通常所说的“民间组织”(张紧跟,2012:199)。本文则使用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表述志愿者服务组织。

  中国慈善机构并不能独立于国家和政治机构,慈善形式的多样化也决定了我们从广义上理解志愿服务的内涵。志愿服务作为广义的慈善捐赠,捐助的时间和服务难以量化,也可以独立称为志愿服务。人们对慈善的认识需要拓宽,广义的慈善不仅包括捐钱捐物,还包括志愿服务和义工救助行为。有学者批评将慈善与捐赠等同起来,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慈善包括捐赠但不限于捐赠,除了捐钱捐物之外,慈善还应包括无偿劳动,中国学者常常也将“捐赠时间”称为志愿服务(张进美,2015)。慈善服务在外延上可以包括志愿服务。根据《慈善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慈善服务是指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志愿无偿服务以及其他非营利服务。当前社区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中,慈善服务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专业能力相对较高。这类组织运作的主要资金来自政府购买、委托或资助以及慈善捐赠(胡小军、朱健刚,2018:77-86)。从广义上看,慈善服务和志愿服务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一致。

  因此,本文对于志愿服务的讨论是基于广义的慈善捐赠和救助活动而言,这些活动是由一系列临时性组建的社会组织志愿发起和推进,用于救助那些处于困难状态的社会群体。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是一种自愿的,不追求经济效益,而且意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行为(朱健刚,2008:9)。尽管慈善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并与中国文化相适应(Zhou,2019:193-204),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慈善活动在中国被视为非法和有欺骗性的(田凯,2004:64),因此以上志愿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和配合。2008年被称为中国NGO(指非政府组织)元年,这是因为地震带来的巨大破坏力需要众多资源和人力投入,地震引发了大量NGO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当地社区资源开发和利用,政府允许更多志愿服务组织的参与,为随后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机会(Kang,2017:1648-1672)。在志愿服务方面,2018年,全国志愿者总数已达到2亿人次。6230万名志愿者通过143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贡献志愿服务时间总计为22.0亿小时,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823.6亿元,与2017年度比较,增加50%以上(杨团,2019)。尽管志愿服务范围规模在逐渐增加,但是志愿服务组织性和制度化相对缺乏。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京晶团队完成的《中国在线捐赠者行为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在线慈善捐赠的研究不足,当前在线捐赠主要还是“一次性捐赠”。这说明中国慈善组织性不足。民间慈善组织往往是因应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需要而产生,并在危机结束以后解散。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的暴发引发了新的公共安全危机。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传播,采取紧急措施封城。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2020年4月8日零点,离汉通道管制措施解除,中间历时76天。这期间,武汉成为一座孤岛,排除各种困难进行抗疫,而群众生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物资供应和配给方面不仅需要各方支持,还需要充分调动武汉内部人力分配资源。这不仅需要政府的统一指挥,还需要红十字会的协调努力,而此次疫情的暴发也暴露出红十字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和志愿服务还需要充分发挥各级群众自身的力量。而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团体在此次抗疫斗争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追踪志愿者组织如何在此次事件中建立并协助金钱物资和时间的捐赠,从事志愿服务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这些志愿者团体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成立的,由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人组成,但同时却表现出很强的专业化和积极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此次抗疫斗争中统一指挥资源和人力的调配。解决困难群众问题,一是可以依靠统一的政府行政指挥,拨打电话联系政府机构,民政局等部门统一登记安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9号)通告就如何做好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要求各区政府对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提供食宿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就学就医方面提供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困难救助,同时呼吁各区招募志愿者,从事社区防疫等工作,并给予一定工作补贴。志愿者不仅可以在协助政府防疫工作方面发挥作用,同样也可以协助政府应对本地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这就涉及政府救助之外的慈善救助和公益志愿服务,尤其是在居家隔离的特殊条件下,追踪志愿者队伍如何寻找、识别和服务各色困难群众保障武汉市民的正常生活,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危机时期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志愿者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并不一定沿着传统慈善的形式进行,而是会体现出新的价值观念。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慈善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型慈善形式,即所谓工业化慈善(industrialized philanthropy),不同于传统慈善的特点在于,这种慈善形式规模较大,涉及人数众多,动辄数百万;利用现代理性化和科层制生产和调配慈善物资,使用会计、名册记录物资人员信息,招募和组织成员,利用现代媒介手段等;这种慈善一般脱离地方社会生活和私人社会联系,而依赖于一种新的自我感觉并基于跨国的普遍善举而作出独立自主的决策,以时间和金钱的形式体现出自身价值,这种普遍和独立的自我身份的形成平行于韦伯和涂尔干那种古典社会学所描述的工业化社会中身份的形成过程(Weller & Huang & Wu,2017)。而在此次疫情中,志愿服务群体既不同于传统慈善,也不是工业化慈善,他们并未脱离地方社会生活和私人关系。然而,志愿服务也让他们发展出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和自我认同,通过捐赠时间、金钱等形式参与了抗疫救灾工作,并获得了新的身份意义。

  二、互联网慈善的爱心行动与共同体意识

  以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将从不同行动者的关系协调问题入手,理解志愿服务的行动逻辑如何与自上而下的制度运作相结合。理解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行动之间的衔接问题,需要把握不同行动者的关系问题。行动分析聚焦于行动者在应对自身困难和挑战时的行动策略选择,结构分析则聚焦于制度结构下的宏观视角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关系协调其实牵涉到以上两种分析视角的弥合问题,并在其中突出不同行动者的结构重点,以此透射出沟通二者的关系逻辑。如在慈善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社区慈善的研究,突出了社区基金组织领导力的重要性,而将社区基金会战略选择方向划分为捐赠人服务(Donor services)、媒介(Matchmaker)和社区领导者(Community leader)三类。提升社区领导力被认为是社区基金会的最终战略聚焦点(Graddy & Morgan,2006:605-630)。这是因为社区基金会能够快速响应社区需求信号,灵活性和时效性强。各类社区自治组织及志愿团体可以在社区基金会的引导下逐渐发育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及制衡机制,共同应对和解决社区中的关键问题,推动社区公共权力结构的转变。

  鉴于封城所形成的隔离效应,本项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再是传统的面对面访谈,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上访谈,即在网上进行在线访谈,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观察志愿者群组之间的沟通活动。经介绍,笔者加入了志愿者小组群进行参与式观察,根据基金会加上迎春花开小组提供的武汉志愿者名单选择志愿者并在私下访谈了其中的活动积极分子,访谈人数为40人。研究时间是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3月2日,总共40天时间,重点研究对象是迎春花开志愿者服务中心和武汉空巢老人服务小分队,两个群体的核心参与人数分别在300人和130人以上。在此期间,志愿者服务大概3000名空巢老人。志愿者的主体和基本构成是城市白领青年。已有研究也表明,新一代抗疫志愿者的媒体形象更加多元化,媒体也更注重从个体价值层面塑造志愿者的高尚形象(徐鹏、都佳,2020:24-29)。因此互联网成为他们相互构成的主要媒介。也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志愿服务”传播了志愿服务信息,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效率和精神培育,并推进了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张莉萍、慎荣翔,2019:68-72)。参与志愿服务的目标存在多种,有纯粹为了公益目的而来做好事的,也有创业青年锻炼和积累经验,还有受到疫情影响乃至家庭承担不幸而借此希望帮助更多人的志愿者。

  武汉封城所带来的困境促进了志愿者团体的共同体意识。学者指出当代志愿运动的内在意义,即所谓志愿行动指向志愿者自身的意义框架已经发生了变迁(朱健刚,2008:278)。在灾难面前,广大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并非基于个人安危,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的过程。对汶川地震的志愿服务研究表明,广泛的公民参与并非只是同情心的自然流露,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显示出志愿服务由于避免触及敏感的道德和政治议题所面临的尴尬处境(Xu, 2017)。绝大多数志愿者来自于本地城市居民,他们形成了行动意义的命运关联,从事志愿服务,努力打造爱的共同体。在此分析的群组也就是这些志愿者所努力打造的小的共同体,通过志愿服务他们将自身与武汉的困难群众联系起来,并与物业、社区居委会、红十字会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关联,以自己的行动打造更大的共同体。

  (一)迎春花开志愿者服务中心

  此志愿者小组主要负责联络和沟通物资捐赠,将捐赠者所提供的物资输送到所需要的困难群众那里。众多类似的志愿者小组在短时间内迅速成立并四处联络捐赠人,将他们所提供的蔬菜、大米等食物,以及手套、口罩等各种医疗物资分发到医院和社区居民手里。

  “Tangrong 2020.2.29:因为全湖北省有15个我们这样的工作群,全部都是用这个迎春花开小组的名字来开展工作的。你们愿意填报到我们组也可以。我们迎春花开志愿者在行走的路上。一开始是碰到微笑明天基金会。这次基金会,也从春节到今天至少捐赠超过500万以上的物资。到现在为止,虽然账上已经没有钱了,但是他们还在做中药的专项捐赠。就是每一批物资从前期的需求收集到后期的物资发放,我们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期又遇到了我们的Michael。他也一直努力在志愿者的路上,这个群的群主以前是他。因为突然间发现有一天我成了这个群的群主,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看到了迈克尔之后,我就看明白了。所以我们有了一支运输的车队。我们自己的迎春花开的这个志愿者小组,本身团队里面也有14个人负责这个信息的搜集、核对、确认,然后物资的分配,志愿者沟通,基本上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所以这次微笑明天基金会做这个志愿者收集的时候,也把我们和他们并列在一起,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承认。因为昨天开始,我们在统计手术帽、护手霜、女生的用品。这些后期民间很多的志愿捐赠者都在接龙做捐赠,那么我们前期收集到的捐赠出去的这些医院,我们就能够快速地分发下去。从上次的这些需求到制作出来送达湖北,全程只需要十天时间。就是从我们没有过任何经验的民间的人士来说,把一个工作链链条做的如此的(完备)。”

  “迎春花开-Shiqi(2020.3.1):我们的一个运作情况是这样子。我最开始是在迎春花开,后来因为迎春花开主要做信息的对接,因为我也在武汉,我想更好地深入到一线和实际协助到更多需要协助的人。所以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国威应急救援队。然后我们主要是会让朋友,以及身边的一些更有力量的爱心人士捐赠防护物资,比如说防护服、防护面罩、护目镜、消毒水等等。生活物资的话我们有对接,山西、云南、四川,还有湖南那边那些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我们协助这个对接分发。”

  在此可见,志愿者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志愿组织进行物资募集和捐赠工作。本身这些小组并不专业,却能迅速适应形势需要,从而在短期内完成整个工作流程。志愿者通过接龙服务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性,参与分工合作,对接基金会和各地医院以及困难群众。这些志愿者都是临时从武汉各地召集,响应困难需要而组建更多小组。为了搜集困难群众信息,会根据需要进行重组合并。如以上提到的原来的群主Michael,作为各个志愿者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在较早介入志愿者沟通方面扮演了协调指挥作用。原来组织的志愿者团体较小,而在遇到新的负责人后,迅速与另外一个团体合并。

  “Micheal 2020.2.29:我们是两个团队合并的,黑马自愿者服务中心和迎春花开,我原来在黑马志愿者服务中心,现在统一的(原因),主要是微笑明天基金会的捐赠,主要是为了大家的效率更高。就是因为之前,这种志愿者就有点乱了,消息很重复。现在大家合并到一起之后,就更专业,指挥起来会更有序,现在这个效率就高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合并呢?这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

  两个志愿者团体合并的原因如下:资源整合,之前团体收集和发布信息容易重复,不同志愿者团队之间收集的信息容易重复。便于与基金会的对接,并与基金会更好取得联系和进行交流。队伍更加专业高效。合并以后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了信息分散和重复,便于组织和指挥。临时成立的志愿者小组也有寻求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冲动,但是这些也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资源和信息的对接。

  志愿者联盟的成立,主要为了完成不同任务的分工合作以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众。这些既提高了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也有效应对了困难和问题的突发性。在合并之后,群员信息只有三种人:母婴店老板、志愿者、孩子的父母,基本工作包括:提供快速发货的正规母婴产品,帮扶困难母婴。这就为疫情当中的母婴提供了专业高效的服务机会。负责人说,“没事的时候保持安安静静的,这样挺好。希望疫情过后,还能继续帮助贫困母婴”。这些状况表明小组成立的应时性,尽管有着在疫情过后常态化的需求,但是他们更多是在有事情况下发挥作用。这些服务母婴群的志愿小组的工作模式也可以复制到其他群体,并用来帮助孤寡老人等,如他们先后组建了空巢老人群和残疾人群等各种群的志愿者服务小组。

  “星星之火&Liu Xiyuan 2020.3.13:我组织了星星之火志愿者小组,有20多个人,1月底开始做的,先是帮助联系医护物资送医院,后来长江日报有个快速就医通道,CT确诊就可以48小时有人联系你帮忙安排就医,当时武汉就医很困难,只认定核酸检测,我就建立了一个群,有志愿者帮助他们,我们这边有人统计报上去,就会有人联系他们安排就医,我们就是加速发酵,让更多的人能早点就医,同时进行的是关爱老人,帮助大家买廉价菜,免费爱心菜派送。我不想再去讨论当时的过程,很残忍很痛苦,那是最痛苦的一段,我没有做过任何文字记录……我坚持到现在,太多阻力,但是我不是一个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很多,我们等待胜利。”

  临时成立的志愿者小组在从事志愿服务的时候必然遭遇专业性和有效性的困难和阻力,但也因为爱心行动的付出而克服这些阻力形成更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上访谈人是其中一个志愿者小组的负责人,成立了在线志愿服务群,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投入其中进行分工合作,完成物资发放和信息沟通,成效显著,不过由于很多阻力,志愿服务的过程并不容易。

  在此次抗疫活动中,政府慈善救助和社会公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首先,正式慈善组织和政府部门在抗疫过程中人力资源有限。如红十字会在初期运送和分配物资存在效率跟不上等诸多问题。这也使得不少捐赠人寻找更能信任的关系和人员,并通过他们捐钱捐物。临时成立的志愿者小组此时正好接应这些捐赠者进行物资分配。他们通过非正式关系介入到这场行动中来,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拓展了物资供应渠道,因为靠单个人努力这些志愿服务难以为继,花费甚多。而所需的财务资金长期来看只能依靠基金会和更大的慈善机构才能维持,基金会运营需要政策配合。不过临时成立的志愿者小组募捐资金规模同样巨大。有志愿者反映,微笑明天基金会仅医疗设备每一次捐赠都不止500万,总捐赠额超过20亿。

  其次,志愿服务组织的常态化和正式化存在多种困难。疫情本身的严重性似乎并不允许一些非专业人员出入公共场所,因此需要设置准入门槛和通行证,包括注册获得正式志愿者身份证明等,这些都需要相关的人财物方面和政策方面的支持。然而疫情的暴发和武汉迅速封城以后,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并不能够借助少量专业人员和政府组织得以解决,因此需要加入大量志愿者,而实际上大量城市白领加入进来成为志愿者,这也是由于特殊原因所致。第一,只有在此次特殊时期才能扩充志愿服务队伍,由于疫情,复工复产复学时间推迟,人们才可以通过加入志愿者队伍无偿捐赠时间。第二,封城切断了武汉与外界的常态沟通,人们只有通过相互支持才能共渡难关,青年志愿者加入志愿服务本身也就体现他们较高的自觉性,从“加油武汉”到“今天,我们都是武汉人”(刘少华,2020),这些呼声也都在努力打造共同体意识。

  再次,工业化慈善只是工业社会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社会慈善的根本特点,尤其是慈善与身份的自我塑造之间的关系。各地驰援武汉,医疗队和救助队,包括军队、医院,蔬菜、口罩物资车队以及直升飞机和大飞机运输,确实反映了工业化慈善的特点,但是工业化慈善并不一定呈现完全的规模效应,利用理性化和科层制的模式,如何将这些物资分发到武汉各个社区,并进行精准的分配,在当下各自隔离的紧急情况下,无法完全依靠政府力量进行登记注册和统筹运作,红十字会已经在这次救灾活动中暴露出种种问题(吴为、马瑾倩,2020)。也有人反映各地物资通过长途跋涉运抵武汉一时却无人接收,甚至发生抢夺物资的现象,这可见慈善救济的落实从政府动员各地捐款到最后拿到困难群众手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还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这其中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过程。在此慈善救济的基层动员和志愿者队伍配合当地的社区工作可以说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途径。如在此成立的武汉空巢老人服务小分队帮助服务困难群体。

  (二)空巢老人服务小分队

  空巢老人作为困难群体的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道军威苑小区,该小区现有居民7500人,其中低保户170户,高龄老人60户,独居老人100多户,其中很多为残疾和双残疾户,另外还有多户为精神病患者家庭,众多老人群体当中存在以下突出困难:

  一是家庭照顾不足,急需要社会服务,而这些空巢老人本身是难以出门领取救助,本人生活困难,不少还有着各种病史。老年人活动能力下降,免疫力弱,需要有人照顾,本次疫情对于老人的威胁更大,老人容易感染得病,一旦得病救治起来更加困难,这些病史会加重医疗和病人负担,甚至危及人的生命,不少老人也都因为这次疫情感染患病,一些人先后离去。因此关爱这些老人是对抗疫情的关键措施之一。

  二是在政府封城以后,武汉市民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困难,而空巢老人的困难显然因为这次疫情而雪上加霜。这其中包括那些由于封城而滞留在外的武汉人,他们的父母也缺少人照顾,因此需要想办法进行社区服务。

  三是老人们一般不懂网购,没有办法上网买菜、买米等生活必需物品。期间很多居民家里基本没有食物储存,只靠咸菜生存。由于没有口罩,子女不在身边,不能出门,小区居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

  针对空巢老人的上述问题,志愿者组织人力响应他们的困难需求。

  “Luohao 2020.3.1:你们知道吗?这个独居的老人是我帮助的第一个老人,因为帮了这个奶奶,她的女儿和我们一样也在帮助小区里面的老人。这才是帮助空巢老人的初衷,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影响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才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疫情当前,全封闭状态,对于一些空巢老人来说,他们不会团购,子女不在身边,生活上遇到了困难,社区有时候也没有全部都顾及到,他们成了急需要被关爱和救助的极弱群体。不忍心看见老年人因为出不去急得哭,不忍心看见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面条,建立此群,募捐物资,配送到下沉社区,由小区内下沉志愿者送上门,帮助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谢谢你们。目前只针对主城区。”

  首先,志愿者选择的目标群体都是处于极度困难的弱势群体。这是由于志愿者人力和资源有限,并不能够全面照顾到各种人的需求。志愿服务的出发点即是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他们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更美好”。因此,出于对这些独居老人的同情,建立有爱的生活共同体,这些志愿者先后加入到互帮互助的志愿者团体当中。如受到帮助的人因为这种情感共鸣而出去帮助更多的人。为了帮助他人,则需要建立更大的群体募集资金和物资,然后通过分工合作帮助他人。因为距离限制,这些志愿服务也主要是在主城区展开。

  其次,志愿服务共同体的爱的情怀需要克服市场和政策的阻力才能发挥更大效力。在帮助他人的路上,志愿者会遇到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如社区和物业等,并不一定允许或配合他们的工作。联系社区和物业缺乏身份认证,存在沟通困难,缺乏公信力,一些志愿者缺乏经验,需要在实践中增加认识。如志愿者在联系物业和社区希望获得社区居民里困难群体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时,有些社区拒绝提供。

  “安安心2020.2.28:哎,网格员说没权给,让我找社区,社区说领导说了,不能泄露居民信息,让我找各楼盘物业再试试。给物业算是完了,我们物业的爱心菜,根本没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就丢物业门口地上,路过的随便拿。”

  捐赠方、志愿者、困难群众之间构成了公益慈善的爱心共同体。而在其中物业、居委会、政府机构涉及沟通成本、政策成本,成为连接或阻碍三者达成公益服务解决困难问题的中介环节。社区居委会领到民政局等政府部门接收的蔬菜物资,即使努力有所作为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物资分配需要人手,通知社区群众过来指定位置免费领取物资,也容易导致群众聚集,增加接触感染风险。对此志愿者除了与社区积极沟通之外,还要区分志愿服务的不同梯队,整合和优化配置资源和志愿者队伍,如有组织者建议“第一梯队优先重点照顾老旧社区,有物业的我们放第二梯队”。将不同层次的志愿者队伍整合进入由市场和社区所分割的公共领域,集中突破制度限制进行精准定位。

  首先,志愿者与捐赠者之间建立了爱心共同体。捐款者被称为爱心人士,志愿者所募集的物资来自于全国各地,被称为爱心物资。不仅如此,提供给老人的蔬菜也被称为“爱心菜”,还有爱心手套、爱心捐款等,提供捐赠的人更愿意在疫情期间给更需要的人们送去温暖。通过爱心交流的方式,二者之间很快建立了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并不容易在正式的程序组织面前得以建立,在看到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之后,不少捐赠者更愿意将他们手中的钱和物资捐给这些临时参与救助的志愿者们。

  “潘盼2020.3.1:这个美女是我刚刚就说我们爱心捐款。她买的第一批爱心手套要捐那个医院。本来是跟她沟通好了的,然后他们负责派送。尽管当时我给她打电话,她说被隔离了。就这一阵子吧。这几天刚刚恢复。她没有防护服,我就给她准备了防护服,她到我这边来取,我也送了她一些礼物,希望她更爱自己。但是我跟她中午见面,她还没吃饭吧。我跟她见面其实想亲手把我这个给她的,但是她老远就叫我站住了。然后放在地下,然后她自己来取。”

  其次,志愿服务的风险并未阻止这种信任关系的延续,反而成为他们参与公益事业的催化剂。以上访谈中,提供爱心捐款的捐助者同时也做了志愿者,这也是爱心共同体能够得到巩固的重要原因,很多志愿者本身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者同时出钱出力。但是因为缺乏防护服,捐赠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容易感染病毒也成为社区所顾虑的因素,就是这种志愿服务本身的危险性可能会成为抗疫的阻碍。而捐款人与志愿者之间的共同体意识并未减弱,负责物资派送的志愿者会更珍惜周围的同道人,相互之间会注意保持距离,认真遵守隔离要求,避免由于不专业而帮倒忙的问题出现。

  再次,志愿者服务队伍的公益慈善还需要协调与正式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捐赠方、志愿者和困难群众所构筑的爱心共同体必须要统一服从正式组织制度的安排和指挥。在慈善救助方面,红十字会以及各个社区按照工业化的慈善救助模式,听从政府的统一指挥,调集各种资源和人力赶赴武汉展开抗疫救援,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具体执行层面,如何充分满足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则需要更进一步调动基层民众的积极性,或者说志愿者的公益慈善究竟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照顾到困难群众,这也是危机面前的重大考验。

  三、结语

  武汉封城以后的抗疫斗争需要调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力量,政府与民众紧密联系共同抗击疫情维护社会秩序。政府自上而下的统一指挥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地资源和人力,努力促进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负责运送分发物资的各级具有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也在发挥效力,从武汉慈善总会到红十字会等,负责接收和发放各地驰援物资。而民间自发的抗疫志愿者的志愿服务在此也起到了补充作用。这些志愿者们最初多是出于对自身社区共同体的关心,希望发挥自身价值,这些力量如何在抗疫前线与后方协助政府工作,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每次灾难对于每个志愿者的考验,政府也要充分考虑草根性质的志愿组织的积极性。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前,有学者发现国家可能会为了社会控制需要,对民间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将其吸收到官方组织体系内,这些组织也往往会强调与政府的合作(陈天祥、徐于琳,2011:155-168),这是因为草根组织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实际上,这些草根组织由于数量众多而且相对独立,往往处于政府的科层化力量之外,他们组织力量的增强是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来自民间的慈善组织更多保持着草根的离散性,在遇到危机和困难时候迅速出现,而在事情过去以后逐渐消退。不过这种离散型的志愿团体并非仅仅是松散的组织,而是有着相对较强的生命力和实践能力,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更多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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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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