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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差异、适应性与绩效期待 ——空气污染诱致的居民迁出意向分异研究
2016年11月28日 08:56 来源:《社会学研究》 作者:洪大用 范叶超 李佩繁 字号

内容摘要:基于北京市电话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以雾霾为标志的空气污染问题频发,确实引发了居民担忧,部分居民也因此萌生了迁出意向,但居民雾霾迁出意向的分异却不能完全为环境因素所解释.一)迁出与否的影响因素依据分析路径,我们首先建立了如下的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的建立主要是考察居民是否萌生雾霾迁出意向(考虑过自己或让子女迁出)的影响因素。那么,对于因雾霾而考虑迁出的那些人而言,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他们在意向上选择是个体迁出还是举家迁出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基于前述的雾霾迁出意向分类,建立了以雾霾迁出意向类型为因变量的mlogit回归模型。第三,居民的雾霾防护行为会催生雾霾迁出意向并促使他们考虑举家迁出,而雾霾减缓行为对雾霾迁出意向没有影响.

关键词:雾霾;迁出意向;影响;研究;移民;风险;空气污染;北京居民;环境迁移;政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经验观察和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移民的因素之一。基于北京市电话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以雾霾为标志的空气污染问题频发,确实引发了居民担忧,部分居民也因此萌生了迁出意向,但居民雾霾迁出意向的分异却不能完全为环境因素所解释;雾霾迁出意向较少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影响;适应雾霾的不同行为模式对雾霾迁出意向具有不同影响;对政府治霾的信心可以显著抑制雾霾迁出意向。基于对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环境风险变化的动态性关注,本研究进一步尝试发展关于环境移民研究的新视角——绩效期待理论。

  关 键 词:雾霾/环境移民/环境公正/行为适应/绩效期待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研究”(13JJD840006)、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环境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雾霾及其治理——以北京市雾霾治理为例”(14ZHFD02)的资助。

  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环境社会学研究所;范叶超,李佩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生态环境状况对人的约束作用除了可以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和认知体验等多个维度被观察到,还可能改变一定时空范围内人口的分布情况,形成“环境移民”,即“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包智明,2006)。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对于选择迁移行动的个人而言,这通常不仅意味着居住环境的改变,还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和社会适应等移民安置问题;在宏观层面,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必定会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人口和生态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本研究的背景是由生态环境恶化引起的环境移民现象,研究的重点是近年来居民在以频繁发生的雾霾为标志的空气污染影响下迁出意向的分异及其原因。据政府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在按照国家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只占9.9%,未达标的高达90.1%。①由于雾霾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像“北上广”这样人口集中的城市因此沦为了雾霾“重灾区”。受雾霾问题驱动,近年来“逃离北上广”迅速成为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一,环境移民意向和行为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②据媒体报道,在当代中国,确有一小部分精英人群迁出一线城市,移居乡村或移民国外。除了对交通堵塞、生活成本高等现代“城市病”的厌弃外,对大都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忧惧和失望也构成了这些人“背井离乡”的初衷。③

  以雾霾为表征的空气污染在多大程度上会催生居民的迁出意向?居民外迁倾向分异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理论与政策意涵是什么?我们选取近年来雾霾问题比较突出的北京市为个案,基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一项电话调查数据,本研究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

  一、文献回顾

  (一)环境因素对于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人口迁移的相关研究中,生态环境因素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情境变量。④社会学家彼得森(Petersen,1958)将迁移划分为四种类型:由生态推力引发的迁移、由迁移政策引发的迁移、由个人更高抱负引发的迁移和社会动量引起的迁移。其中,由生态推力引发的迁移是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反应的最初级迁移,其表现形式又可分为往返迁移(wandering)、拓疆迁移(ranging)和逃离故土(flight from the land)。那些因为环境因素而发生迁移的人则被冠以“环境移民”、“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归园田居者”(back to the wilderness)等标签(Hunter,1998;Myers,2005)。

  传统移民研究中的推拉理论认为,迁出地与迁入地在社会经济条件优越性和政治社会环境稳定性方面的差距形成了相对应的推力和拉力,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人口迁移(Lee,1966;Portes &,1989;李强,2003)。将推拉理论应用于环境迁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认为,迁出地的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恶化会形成一股环境推力,而迁入地较高的环境质量与和谐的生态系统构成了环境拉力,随后就发生了自发性的环境移民(Bogardi & Renaud,2006)。修正过的推拉理论对于环境移民现象的解释在一些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谢长哲和刘本杰(Hsieh & Liu,1983)基于美国65个大都市的迁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相比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于更高环境质量的追求能够更好地解释美国短途的州际迁移。鲁文尼等人(Reuveny & Moore,2009)对跨国数据的分析表明,用耕地退化、人口增加和自然灾害来测量的环境状况退化在解释人口外迁的模型中影响十分显著,是不同国家居民选择外迁和移居他国的重要推力。马瑟等人(Massey et al.,2010)基于尼泊尔的数据研究也发现,陆地面积退化、柴木和材料获取难度的提高、人口密度的增加等环境状况退化指标与当地居民选择短途外迁存在强相关关系。

  推拉理论考虑到了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客观社会经济属性差别,但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影响迁移主体做出迁移决策的中间因素。例如,在一些环境迁移案例中,移民往往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大都市迁往环境质量好但经济欠发达的小城镇,这与经典推拉理论描述的迁移方向完全相反,这种方向的倒置需要更加合理的解释。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推拉理论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迁移,但却不能回答为什么有些在同一时空情境中、面对相同环境危机的人不选择迁移(Richmond,1993)。换言之,为什么环境推力对同一社会的人群做出迁移决定存在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见,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自发性环境移民存在明显的理论短板。

  针对以上问题,沃尔波特和斯皮尔(Wolpert,1966;Speare,1974)等人提出的压力门槛理论(stress-threshold theory)给出了一种解释。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迁移决策是对“压力”的一种应激反应;个体在居住地体验到的压力程度都存在一定的临界值(即“门槛”),当体验到的压力超过这一标准时,迁移行动就可能发生。其中,环境压力是个体体验到的最重要的居住地压力之一,是个体迁移决策的重要参照标准。具体来说,个体在面对环境风险时,会基于自己对风险的认知建立相对简化的事实模型(simplified models of reality),当感受到的环境风险在阈限之内时不会做出迁移决策;相反,当环境压力超过能够承受的极限时,环境迁移就发生了。基格特等人(Kiecolt & Nigg,1982)基于美国洛杉矶1450个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居民对居住地环境问题危害的评价程度以及环境风险认知水平与他们的迁移意向成正比。在较近的一项研究中,湛东升等(2014)分析了北京居民对于居住地环境的满意度与其流动性意向之间的关系,发现居住地环境质量有助于促进居民对于居住地的总体满意度,进而抑制流动意向,这从另一个侧面为压力门槛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与推拉理论相比,压力门槛理论区分了迁移者和不迁移者两类人群,将人们的迁移意向视为他们对于环境危害认知水平突破忍耐极限的应激反应,因而较好地回答了为什么一些人会考虑迁移。但这一理论对于“不迁移”(Fuguitt & Zuiches,1975)这一现象的解释还不充分。概括来说,压力门槛理论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没能考虑到迁移成本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二是窄化了个体面对环境风险的行为选择类型;三是忽视了环境状况的动态演化特征。以上问题除了说明迁移决策的复杂性,也提示我们应该关注居民环境迁移意向的分异。环境迁移意向的分异不仅可以体现在是否考虑迁移,还表现为迁移类型上的差别。例如有研究发现,虽然与其他地区相比,那些环境危害较为严重的区域对新移民的吸引力明显下降,但人口外迁情况却没有同等突出;尽管从常理上推断,老居民因为更加邻近风险源,会比新移民感受到更多的环境压力(Hunter,1998)。事实上,居民环境迁移意向的分异并不能完全被环境因素所解释,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一分异产生的原因,则需要探寻其他影响环境迁移意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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