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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理念下劳动力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农民工为分析对象
2020年08月26日 12:07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李 明 刘凤义 字号
2020年08月26日 12:07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李 明 刘凤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从学理上看,能否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性质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剩余劳动的水平和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程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农民工劳动力质量总体看有所提高,但与农民工创造的剩余水平和城市劳动力的“标准质量”相比,农民工劳动力质量亟待提高。从根本上看,提高农民工劳动力质量,必须通过坚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实现。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李明,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凤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共享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研究”(17AJL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兴起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高质量的劳动力与之相适应,可见,劳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虽然我国劳动力质量年均提高率为0.2%,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持平,且显著高于亚洲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异。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这就指明了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大军向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因此,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成为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对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经济学而言,绝大多数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关于收入(张俊山,2017②;陈珣等,2014③;王美艳,2005④;周蕾等,2019⑤)、教育培训(张苏等,2011⑥;毕先进,2014⑦;王德文等,2008⑧)、健康(卢海阳,2018⑨;Chen,2013⑩;胡安宁,2014{11})、住房(张黎莉等,2019{12};侯慧丽等,2010{13};熊景维等,2018{14})、社会保障(汤兆云,2016{15};李迎生等,2013{16})等方面影响的研究上,这些研究对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都有一定的价值。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不同历史时期,对其研究的重点也不相同。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民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来展开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一个方面。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从劳动力再生产基本理论出发,提出研究劳动力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问题,以期为解决新时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学理性借鉴。

  一、农民工劳动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农民工劳动力也是商品,农民工劳动力高质量发展就表现为劳动力的高质量再生产。因此,在本文中劳动力高质量发展与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在含义上是一致的。劳动力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再生产活动的重要前提,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数量,也包括劳动力的质量。其中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水平,不仅是检验生产力进步与否的关键要素,也是衡量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尺度。劳动力再生产质量能否真正提高,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剩余劳动的水平和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也趋向于从数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迈进。因此,从质量视角研究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

  1.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含义

  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思想,可以把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概括为三部分,这三个部分相对地区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问题。{17}首先是补偿和恢复现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能力,这是确保劳动者能够继续提供劳动力的基本条件,是基本数量的保证。其次是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劳动力数量维持和增加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所有者都会死的。……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18}最后是积累和提高劳动者本人和下一代劳动力的社会能力,如技能、健康、教育、休闲、自我发展等方面的再生产,这是劳动力再生产质量方面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9}。可见,前两者体现劳动力的数量再生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后者体现劳动力的质量再生产,是劳动力不断发展的体现。因此,从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质量和数量的相互关系意义上说,劳动力的高质量再生产是指劳动力不仅要把劳动者自身和下一代劳动力的数量再生产出来,还需要更好地再生产劳动力的质量。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价值时曾指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20}。对于劳动力商品来说也有一个“标准质量”的问题。什么是劳动力的标准质量呢?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21}。这是标准质量的基本内涵。标准质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由于这些拥有“平均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的标准质量劳动力在该专业中占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这些劳动力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可见,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再生产这类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就是必要劳动,再生产这类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时间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所获得的生活资料能够满足其在生产过程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这种劳动力的恢复程度代表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成劳动者所需的消费资料受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影响,因此,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究竟属于哪个层次,或者说由哪几个层次构成的,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的特点。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最初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劳动力主要是消耗自然力,这个阶段劳动力“自然力”消耗的平均恢复程度体现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而补偿或恢复高于自然力消耗程度的劳动力被称为高质量再生产。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智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运用越来越多,这时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和建立在其上的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不再是单纯的由自然力补偿的程度来决定,而是由“自然力”和“社会能力”共同补偿来决定。由于社会能力的培养是社会化过程,文化、教育、培训等具体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内涵也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的特点。

  2.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前提

  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客观上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有不断提高的内在要求。劳动力再生产质量能否真正提高,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前文指出,具有社会平均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生活资料能够满足其在生产过程中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这种补偿程度体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质量。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总劳动在扣除用于再生产标准质量劳动力的劳动即必要劳动后所剩余的劳动越多,意味着用于可供劳动力消耗的剩余产品也越多。因此,剩余劳动的增多为更好地恢复或补偿劳动力的消耗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即剩余劳动是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再生产的生产力前提。

  但剩余劳动增加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高质量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是否能够按照高质量方向来实现,取决于社会制度属性所决定的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转化的程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关系是由统治阶级基于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决定的。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地压低被统治阶级的生存资料,甚至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降低到生存底线以下。可见,在这个时期内几乎不存在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的转化,此时被统治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被压到最低,甚至普遍出现劳动力的过度使用、粗放使用和破坏性等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关系和价值规律普遍地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必要劳动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下,一般用维持劳动者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现为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是必要劳动之外的、由雇佣劳动新创造的部分价值,表现为剩余价值。如果用劳动时间代表价值,工人必要劳动时间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表明劳动力价值和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一样的。此时,如果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4小时内能够再生产出符合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就只是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没有体现质量的提高;如果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资料价值均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把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为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缩短为2小时,显然,此时必要劳动时间的6小时是超过符合社会平均质量水平的4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劳动力再生产质量就会提高,因为剩余劳动中的2小时转化为必要劳动。因此,在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的转化程度,就成为衡量劳动力再生产质量能否提高的尺度。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从以前社会追求使用价值目的变为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追求价值增殖具有无限性,这就决定了资本家对劳动的贪欲是无限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使用更加具有过度使用、破坏性使用等特点呢?不完全是。这是因为虽然资本的本性要求资本家对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尽量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竞争机制,又形成了相反的力量,即资本家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不得不通过提升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甚至是超额剩余价值。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再生产质量水平是由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与封建社会相比,劳动力再生产质量不会被压低到必要劳动以下。

  而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与以前所有社会有了本质差别,由于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虽然还客观存在,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发生了彻底变化,剩余劳动除了必要社会扣除外,最终是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必要劳动。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价值增殖,转变为满足人民需要。由于剩余劳动都转化为必要劳动,所以社会主义生产不再是仅仅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劳动力再生产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总的来说,要想实现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客观上需要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供必要条件:一方面要建立高水平的生产体系来增加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增加为人们提供了数量更多、种类更全的物质产品可供消费;另一方面还需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来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通过将剩余劳动更多地转化为必要劳动来增加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和提高劳动者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水平,从而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质量。

  二、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在质量上的特点

  农民工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出现的。农民工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零工、散工、半日工、日工等半商品化的形式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前文指出,劳动力能否按照高质量方向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取决于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社会条件和社会因素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要辩证地认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问题。一方面从农民工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纯粹依靠务农收入的农村家庭相比,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收入,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和质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身份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是对传统农民的解放和发展,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历程;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相比而言,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与农民工劳动力商品特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属性相关。

  1.农民工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与剩余劳动的产生

  农民工是农民在从劳动力非商品形式向商品形式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力半商品化形式的特殊群体,其使用价值的特点不仅在于能够劳动,更突出特点是能够从事不同产业的劳动,即在农业、工业等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劳动技能或劳动能力,他们的劳动技能具有多样性特点。{22}但无论是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工业生产方式,作为蕴藏在劳动者个体之中的劳动能力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耗费,即耗费一定量的肌肉、神经和脑力等,也就是说两种技能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一般劳动基础,但是处于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两种劳动能力是否可以相互转化是由不同的社会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所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重要特点。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留了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让农民既可以进城外出务工,也可以回乡务农,实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双向流动。农民工这种既可以自由进入工厂务工、也可以自由返回乡村务农的形式,体现了他们劳动技能的可转换性。进入工厂可以提高整个家庭的货币收入,弥补经营农业带来的低收入;返回乡村务农可以通过土地上农产品的产出,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农民工正是拥有了这种进入和退出的双重自由,才不至于像印度、拉美国家那样在城市中出现大量的贫民窟现象,社会才能保持相对的安全和稳定。{23}

  农民工这种劳动技能的多样性和可转化性,总体上体现的是一种低技能的劳动力,尤其在资本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来获得剩余的时期里,农民工的这种低技能、多样性、可转换的劳动技能恰恰可以带来“人口红利”。

  2.农民工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特殊性与剩余劳动的分配

  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多样性决定其价值补偿方式的多元性。前文已指出,处于劳动力半商品形态下的农民工不仅拥有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能力,还拥有基于工厂体系的工业生产能力,与农业生产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价值补偿方式分别为土地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于以商品形式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来说,只要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主就必须按照维持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价值给予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假定我国城镇工人在某一时期内维持家庭劳动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用劳动时间还是用货币来衡量生活资料的价值,代表我国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标准质量的城镇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的,用线段(a——b){24}表示。

  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与相同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城镇工人相比,会与城镇工人一样得到企业主按照维持城市劳动力标准质量再生产所给予的工资性收入(a——b)。但处于劳动力半商品化形式下的农民工,由于拥有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在农村可凭借土地经营权来种植土地,从而获得土地收入。可见,农民工家庭的总收入应在工资性收入(a——b)的基础上增加土地收入(b…c),从而使得代表总收入的长度应表现为(a——b…c),至于(b…c)部分具体是多少,暂且不论,因为这个量不改变我们分析问题的性质。但资本从追逐利润的角度,恰好利用农民工两种收入之间的互补关系,将农民工拥有的土地收入(b…c)作为其在城市中维持标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进而只通过补偿与城镇工人工资收入相比剩余的一部分来作为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a’—b’)。因此,与相同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的城镇工人相比,农民工维持城市劳动力标准质量再生产所需的生活资料(a——b)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代表土地收入(b…c),一部分代表工资性收入(a’—b’),即(a——b)等于(a’—b’)和(b…c)之和,此时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a’—b’),被压低到城市劳动力标准质量再生产(a——b)以下。

  可见,农民工与同等技能的城市工人相比,由于其劳动技能多样性决定的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多元性,使得企业主不需要对农民工支付土地收入(b…c)所代表的生活资料,只需支付被压低到标准质量(a——b)以下工资性收入(a’—b’),因此,对于企业主来说,农民工的剩余劳动远多于同等技能条件下城镇工人的剩余劳动;同时,伴随着农民工供给数量的不断增加,资本获得农民工剩余劳动的水平不断攀升,从1997年的1.59上升至2008年的2.55。{25}但对于农民工来说,其所创造的大量剩余劳动并没有转化为必要劳动,来提高农民工自身或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相反,却造成了农民工生活质量相对下降,出现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反向变化。

  事实上,对于处于半商品化形态下的劳动力与其形成的剩余劳动之间呈现的反向关系,阿里吉早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即半商品化形式存在,那么它就创造了农民贴补资本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26}这句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发展过程,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过程。但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也必须发生改变。

  三、共享发展理念下推进农民工劳动力高质量发展路径

  我国农民工劳动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其劳动力再生产质量方面的问题,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探索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势,使农民工劳动力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农民工劳动力高质量发展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又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1.继续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获得平等身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共享

  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获得表明其与城市工人一样,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享有同样的权利,而这些权利直接影响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住房环境、子女入学等方面,均对农民工在城市中能否实现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或者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户籍制度改革这方面的政策供给意义重大。目前,由于我国“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取代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事实表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比,由于户籍身份的影响,形成了低于城市“标准质量”劳动力再生产的现象。首先,在工资方面,虽然有学者运用相关数据指出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从改革开放后呈现增长的趋势,从1979年的90元增加到2017年的3805元,年增长率为10.36%,{27}但由于农民工可凭借农业户口在农村获得土地收入用于补偿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因此用工单位仅支付给农民工相当于同等技能城镇工人工资的70%。其次,在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由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与城市工人一样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进而比城市工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子女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和住房难等一系列问题。可见,农民工这种低于城市劳动力标准质量再生产的现状,是不符合“全民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的。因此,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淡化户籍利益观念,弱化利益分配职能,消减户口在排他性权利配置中的作用,从而去除农民工在“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一样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只有农民工没有任何“障碍”和“歧视”地成为新市民,能够享受均等普惠、人道关爱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后,农民工才能在文化取向、心理认同和价值理念等方面与城市进行深度融合,从而在达到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标准质量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2.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份额,让农民工实现“劳动报酬”的共享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劳动报酬的共享程度决定于剩余劳动向必要劳动的转化程度;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劳动报酬的共享程度体现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比例中。目前,对于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尤其在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内,其议价能力远远小于用工单位,再加上用工单位缺乏长期的劳动关系发展战略,致使农民工在面临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和工资按时支付方面均遭遇非规范化的交换行为。因此,农民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获益较少,即工资性收入较少,再加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再分配的体系之外。这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增长所做的巨大贡献不成比例。因此,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共享就需要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建立更加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不仅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合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要在再分配环节注重调节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例。

  为了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的共享,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建立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确保增加农民工群体在全部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农民工群体工资的增加所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缩小正是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其次,由于用工单位缺乏长期的劳动关系发展战略,致使农民工在面临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和工资按时支付方面遭遇非规范化的交换行为,因此,建立科学的支付保障机制,确保农民工能够按时、按量地获得工资性收入。最后,建立健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例,如严格落实用工单位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账户;根据农民工的就业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大等特点,建立社会保险有效流转机制和弹性的社会保险缴纳机制,确保农民工的社会保险能够连续且稳定的进行,进而增加农民工群体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

  3.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让农民工实现“土地收益”的共享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环节,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强调,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强行要求其转让上述权益或将此作为落户前置条件。近些年来,随着土地出让成交价款急剧攀升,各级政府每年征用的300多万亩建设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升值空间,而承包地、宅基地等作为农民工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并没有因转化为建设用地后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增值收益。相反,农民工因凭借土地承包等权利在农村获得的土地收入,恰恰成为资本压低农民工工资即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因此,如何让进城农民工来共享“土地”的升值收益,而不是因为“土地”成为资本在城市剥削他们的重要来源,这就需要土地流转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由于目前现有的土地补偿收益远远低于农民因为失地产生的生产成本,首先应当健全农村土地产权流转政策和“人地钱”挂钩政策,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让农民工可以在依法、有偿、自愿的土地流转环境中保障自身的利益。另外,要确保土地收益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形式入股或换取社会保障,从而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永久财产权,而不是一次性的收益,这些都为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财产权益、落户城镇提供了经济基础。

  4.逐步完善城乡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民工实现“劳动过程”的共享

  “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28}这表明,共享不仅包括劳动成果的共享,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共享,这部分与上文所说的农民工身份的改变密切相关,这里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劳动过程的共享。{29}农民工所处的行业普遍具有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特点,《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之中。由于农民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过程中度过,劳动过程中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环境的好坏均对农民工能否实现劳动力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要逐步完善城乡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民工实现“劳动有合同、报酬有保障,维权有渠道,参保有办法,事业有奔头”的体面劳动,使“全面共享”体现在劳动过程之中。首先,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用工歧视,并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规定。其次,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来降低劳动强度,如采用简易装置、自动工具、流程优化等“省力化”方式,简化员工的作业。最后,建议企业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干净整洁、令人舒适的工作环境,来满足劳动者的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需求等。

  5.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实现农民工“劳动能力”的共享

  首先,政府应该强化在提升农民工劳动力质量上的推动、引导和鼓励作用,把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作为职工培训的重要内容,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其次,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主体作用,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教育培训经费、鉴定认证和奖励待遇等工作。最后,工会应该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的重要作用,将工会开展的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职业劳动竞赛、技术创新工程、名师带高徒活动等纳入政府职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系统提高农民工劳动力的质量。

  注释:

  ①罗思义.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M].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10.

  ②张俊山.收入分配领域矛盾的集中表现——农民工收入问题[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③陈珣、徐舒.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J].经济研究,2014(10).

  ④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⑤周蕾、李林桐.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与回流[J].农村经济,2019(4).

  ⑥张苏、曾庆宝.教育的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效应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8).

  ⑦毕先进、刘林平.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上升了吗?——基于2006、2008、2010年珠江三角农民工问卷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4(5).

  ⑧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7).

  ⑨卢海阳、邱航帆等.农民工健康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

  ⑩Chen,J. ,Chen,S. and Landry,P.F. Migration,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ealth outcome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3,80:85-95.

  {11}胡安宁.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5).

  {12}张黎莉、严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困难的代际差异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13}侯慧丽、李春华.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0(5).

  {14}熊景维、季俊含.农民工城市住房的流动性约束及其理性选择——基于武汉市628个家庭户样本的证据[J].经济体制改革,2018(1).

  {15}汤兆云.建立相对独立类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江苏社会科学,2016(1).

  {16}李迎生、袁小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因应——以农民工为例[J].社会科学,2013(11).

  {17}王永江.关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

  {18}{19}{20}{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9,200,201,228.

  {22}杨思远.试析农民工的廉价工资[J].教学与研究,2004(7).

  {23}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J].红旗文稿,2009(2).

  {24}线段的长短表示收入的大小,字母仅代表不同收入的符号。为了区别两种收入,土地收入用虚线表示。

  {25}Hao Qi.Dynamics of the Rate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New Normal” of the Chinese Econom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2017,Vol.32,pp.105-128.

  {26}[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27}数据来源:1979-2010年农民工工资数据来源于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J].中国社会科学,2012(7).2011-2017年农民工工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2017).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2.

  {29}刘凤义、李臻.共享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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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 明 刘凤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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