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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场”出发——田野的离场思考与方法对谈
2020年01月20日 10:56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黄盈盈 胡鸿保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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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黄盈盈,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黄盈盈(1977- ),女,浙江温州人,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性社会学,社会学方法。 胡鸿保(1948- ),男,上海人,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类学史,民族文化。

  关 键 词:现场/田野调查/反思性/真实性/方法

  一、现场与离场:关于记录、记忆与反思

  胡鸿保:你们的大作几经磨砺终于出版了。老潘(潘绥铭老师)门下各位的文字功底都挺好,书虽出自多人手笔,但总体上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情感性,包括研究者的个性、为什么要做性社会学研究的初衷也都很鲜明。大概是出于接地气、通俗的考虑,书的呈现方式是先经验事实、个人体会,然后才是理论概括,在最后用了“论研究方法”做结语。这样的架构编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黄盈盈:从书的策划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刻意的编排,基本上是广发英雄帖,有做过红灯区研究的,谁愿意写,都可以投稿,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样子。其中有一篇不是我们师门的人写的,然后有几个人的硕士与博士论文不是小姐研究,比如坐月子、同志研究、残障身体的研究,也放到里面了。最后的那篇“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是之前发表过的(《中国社会科学》,2009)。如果说有刻意策划的话,我们是要突出一直在强调的对于“研究过程”的研究,就像马库斯在《写文化》(2006)里所说,要打开研究过程这个黑匣子,我们自己把它称之为介乎在具体方法技巧与较为抽象的方法论之间的“论方法”[1]。我觉得这种“论方法”、对于方法的研究是社会学界非常缺乏的,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此外,本书也希望提倡社会学研究中“主体建构”的视角[2]。

  胡鸿保:我还有一个疑惑,书的标题是《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下文简称《现场》,引用该书时仅夹标页码),可是里面有些文章其实是比较脱离现场的,也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田野笔记(field notes)。你的那篇“你要‘自甘堕落’”有一大段当年田野笔记的摘录,就是刚开始进入红灯区、怎么认识阿凤那段。但是大多数篇章并没有笔记的引用,而是侧重回忆和反思,或者有点不拘泥于笔记、而偏向小说的写法(比如刘中一那篇“可以抱抱你吗?姐姐”),也有的理论味道过强(比如姚星亮那篇),反而现场感不够明显。就你自己的那篇而言,阿严、阿凤和张大夫三个故事,明显的,第三个故事比前两个要缺乏现场感。那标题中出现的这个“现场”与“笔记”是不是不太贴切,或者说要如何去理解?你们的初衷是什么?

  黄盈盈:书名中出现的“现场”以及副标题的“田野调查笔记”,我还真是没有从您刚才提到的角度想过。之前讨论书名的时候,是希望突出“我”(研究者)的在场、“现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社会成见、道德评判色彩过重的那些社会现象与人群(如小姐),进入现场、走进田野尤其重要。“笔记”也不是在田野中记录的笔记这个原汁原味儿的意义上来用的,而是有点“随笔”“札记”的意味,希望有别于正规、八股的那种论文书写方式,希望可以随意一点、任性一点,也有趣一点。不过,这种随意,我认为并不是脱离现场的,而是基于现场调查的经验与体会来写的,当然也带有回望的性质和很强的对于我们研究者自己的反思,对于我们与小姐们之间关系的思考。就像您说的,我自己的那篇,主要是靠记忆和感觉一气写成的。我写了个草稿之后,回去看了下当年的田野笔记,尤其是阿严和阿凤那个故事,细节有点修订,整体故事八九不离十,而张大夫那个片段,基本是打乱时间,回忆式地写我们的交情和我眼中的张大夫。这可能跟我们当时对于这本书“野史”“札记”的定位有关。

  胡鸿保:按说文本既出,便可与作者无涉。不过我还是偏于传统,希望弄清楚你们作者的想法。关于田野笔记,如果脱离了当时的记录,靠记忆来写,这样一种离场写作会不会离“现场”比较远?当然,几乎任何写作都是离场的,我指的是所依据的资料。那是一种情感真实,还是现场真实?我们可以等会再回到“真实”问题。就反思性而言,我觉得你们做得比较好的是,并不是只有方法反思,而是先有正品(对于小姐的研究成果),后面才发展出“论方法”这个副产品的,也就是离场思考也是先建立在“在场”研究之上的,不管有没有引用笔记,当年都是有田野材料与访谈记录的。这样即使是多年以后的回忆与反思,也有血有肉,不是在那里无病呻吟。而且在书里面能看到与已有文献的缺场对话,有不少议题触及人类学的经典概念。

  比如,老潘提到过当年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对性研究感兴趣就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这本书的影响。早期科学民族志中对于不同的性文化的记录,让他大开眼界。行文中可以看到他经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叩问已有文献、与前贤缺席对话,进而对已有的方法乃至理论做出了修正,慢慢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契合中国实情的研究方法。你们的文章里也有多处有意识地引用人类学的文献,不时透露出传统人类学家对自身定位的思考,出现人类学的一些专业用词,比如“被观察的观察者”、“移情式理解”、田野工作、互惠、身份认同、场域等。当然,老潘不用“民族志”而用“入住式调查”(《现场》,第3页),个别学生有用“入圈考察”(139页)等,也都是想表达自己研究与既往研究的细微差异或特色。

  再比如说,你们在性研究中,很强调研究者的身体在场的重要性。这个列维—斯特劳斯也老早有过论述,他大意是说:人类学家的身体即是测量工具;你必须自己跳进水里才能够测知水深[3]。老潘在书里有对自己“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回忆,说到某个晚上到某某公园调查“同志”,那个很有名的“同志”这次“上来就又抱又亲,双手直接摸向我的下部,隔着裤子做了很多动作,持续大约一分钟之久”(261页)。其他人的篇章里也都有很明显的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感在场,这与传统的社会学方法以及写作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黄盈盈:我在若干年后再去看当时的笔记,其实感觉也已经不一样了,同一个现场,同一些记录,但是我的解读跟当年不同了,随着我自己的研究经历的积累、人生阅历的增长,以及对话语境的变化和我的立场的变化,都有所改变。我写硕士论文(“专业化梯度的构建:对A市与B市发廊小姐的实地研究”,1999)的时候叫自己“分析学派”,现在直接改叫“妓权派”了。去年我在一个讲座中专门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剖析过我的立场随着经验研究的积累以及对话语境的变化,具体是怎么形成、如何变化的①。我觉得这样的梳理与反思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结合情境与语境来思考“小姐在中国是个什么问题”。单纯的“分析派”显然是不可能的,价值中立更是做不到。当然,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也没必要避免“立场”,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立场”对于资料与经验的过度绑架。这里涉及更为复杂的学术独立性的问题,以及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脉络里“何为真实”、社会学研究“如何理解真实”的问题。结合最近几年的观察,我越来越觉得这两个方向的警惕都很重要。这么提问与思考的时候,就不可能是实证主义思路,而显然带有了社会建构的视角。

  先回到反思性或反身性,这是我特别爱用的词儿,还有个相关的词是批判性,包括自我批判。确实,我们一直很强调“现场感”、“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感在场”这些特点,而且十余年前还特意比较过我们作为年轻女学生去做研究与潘老师这样一位资深男教授做研究的异同。年龄、性别、资历,甚至个性,都会影响到小姐愿意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听到怎样的故事[4]。经验研究就是某些社会特征的人之间的互动。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借力人类学的方法来对话社会学依然客观化的实证研究。我自己有时候用“社区考察”而不是田野调査,倒不是想标新立异,而是对“田野调査”有种敬畏,觉得没有个半年一年老老实实地待在现场,都不好意思叫自己“做田野”。有关方法的反思性或反身性思考,可能在人类学里面并不新鲜,但是在社会学经验研究领域,依然严重缺席。

  胡鸿保:不少研究者谈到过研究中的互为主体性问题,或者把研究者对象化的重要性。布迪厄那本《人:学术者》的“译者序”里是这么介绍的:“(这本书)成为学者的自我剖析、自我批判的一个典范”,书的第一章就提及“研究者自己也必须是被研究的对象,对象化工作本身也应该成为被研究被调査的对象……”[5]那做性社会学研究,“反身性”应该更强吧。比如,你如果不做小姐,别人会不会质疑你的“参与”程度?你自己的经历(受限),不仅会带来理解方面的困难,也不容易“入圈”。相比于其他议题的研究,这是不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局限?

  黄盈盈:确实有不少人会诟病我们说:你们依然是“外来者”,因为你又不是小姐,你又不是同性恋。这里有个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做到“身体在场”的问题。我知道美国和英国都有女性研究者同时也做小姐的。“小姐”不是一种身份,但是可以说是某段时期的一种角色。我倒不觉得必须要有过小姐体验,才能够做小姐研究。要看你具体研究什么问题,而且小姐内部还有很大的差异性呢,谁又能代表谁?谁敢说我就能懂其他小姐的生活?还是跟研究的态度与能力有关系。研究也没那么简单,不是“人人能做口述史”的。当然,听起来挺像给自己辩护的。而且,确实有些感受与体会,如果我不做小姐,是没法共情的。我也不否认这点。研究者自身的局限、研究的局限,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前在讨论定宜庄老师的老北京口述史时,也说到她对于口述研究者局限性的分析与体会,一个口述史研究者如果要既懂京剧、又懂花鸟、还要懂中医,这也太高要求了②。我现在也对“未知”(unknown)、“表述的局限性”这类议题很感兴趣。最近刚投出去一篇文章就是写访谈的陷阱与局限性的。我觉得都没什么,反而是自己认为什么都能做、研究无所不能的,才是真正无知。在《现场》这本书里面,我们对于自己的局限,对于我们作为研究者与小姐们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所以说,从这本书来看,与其说在写小姐,不如说在写我们自己的成长。谁是主,谁是客,也很难讲。或者像布迪厄说的,超越主客的方法论、主客互渗更加合适。

  二、资料互勘:关于“真实”的跨学科讨论

  胡鸿保:刚才说到现场记录与事后记忆,我们再回到“真实性”这个问题谈一谈。我以前是受历史学训练的,老潘也是学历史出身。历史学对于考证、资料互勘是非常讲究的。我之前说,你们的书里面,很多人没有用当年的笔记,而是靠记忆与离场反思来写的。记忆是富于变化的[6]。社会学写作与回忆录、小说写法那还是不一样的。不管后现代思潮下,对于“真实”如何质疑,但是从方法学上来说,怎么看“真实”这个问题,社会科学还是需要有所回应。

  比如老舍之死。对于历史现实来说,就只会有一种死法。访谈口述之下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那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研究者不能不开展考证就把这种情况作为结论。再比如,关于袁崇焕的十七代守墓人佘幼芝的故事。定宜庄在做口述过程中,多次强调文献考证的重要性。她访谈佘幼芝,前前后后有个过程,包括回访、文献考证、找第二位访谈对象……最新的成果《生在城南》(2017年)里那个文本结果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情感真实,而不是历史真实,尽管访谈者并没有武断说这口述是场“作秀”。

  黄盈盈:“真实性”是个头疼的问题,不管是“历史三调”[7],还是后现代思潮对社会学的冲击。我是觉得,不管从认识论的角度如何质疑真实的可能,从经验研究、方法的角度,是需要认真探讨的,尤其不能成为“偷懒”、惰性思维、不扎实做田野的借口。

  在《现场》这本书里,有不少类似“我们听到的故事,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何为真实”这类纠结。台湾的何春蕤老师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认为作者们过于焦虑“真实性”这个问题,因而提醒我们:“其实,没有研究者能出现在受访者所有的人生现场以核实在调研现场浮现的资讯和说法,因此,与其纠结于真实性的问题,倒不如退后两步来思考:调研现场所默认的话语限制,恐怕比真实性更深刻地影响了最终获取的资讯。”[8]我自己觉得何老师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即不仅要警惕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了故事的讲述,也要注意到我们的知识结构、话语体系如何限制了我们能看到什么、选择记录什么。从这个角度讲,即便有当时的田野笔记,也不一定是可靠的。或者说,那个“现场”的田野笔记,也是要小心求证、仔细剖析的。

  胡鸿保: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对于“真实”、“资料考证”的认识可能还是有些学科差异的。历史学家夏蒂埃在与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对谈中也多次涉及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认识论、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差异,包括“认识论实验中的洞察力”、“敏感性”甚至被攻击的待遇都不同(社会学研究更加容易被限制、遭遇审査与批判)。[9]人类学圈内著名的米德与弗里德曼的世纪之争,以及格尔茨的巴厘岛斗鸡受到的质疑,不管结论如何,也都涉及这些学科对于“真实”的纠结。你具体说说社会学经验研究怎么个求证、剖析?口述史至少是要跟文献有所对话、互勘;不同类型的文献之间也是可以互勘的。社会学的这个互勘在实践中要怎么做,要怎么个求“真”?

  黄盈盈: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谈吧。一个角度是现场的真实。社会学虽然更多的是关注横断面、某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是会注意“资料互勘”类似的问题的。我之所以更青睐参与观察、田野调査,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域,信息不是单一的,时间空间的延展与立体感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访谈”的诸多局限。多种方式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眼睛看到的、耳朵旁听到的、口述访谈到的,以及我们所感受、体验到的,都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佐证,虽然不见得如历史学所说的文献与口述之间的信息进行互勘,但是多少能够促进现场记录(日后就成为历史资料的来源之一了)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与现实的复杂。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阿凤矛盾的二奶经(跟我说的是一套,有人给介绍包养者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套说辞)[10]我把矛盾的论述当做走向求“真”的契机。我们当然也不是天真地认为别人讲的就都是“真实”的。就像性研究领域里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Gayle Rubin说的:任何资料都是充满污垢的。越是凊充满社会偏见与道德色彩的资料,越是需要批判性地、多维地辨析与复杂的思考,也越不能简单看待“主体发声”,或者仅从情感真实与立场正当出|发。根

  我最近就对“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感兴趣,就是希望更加批判性地去看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与社会背景下,什么社会角色、社会力量参与了(访谈类)故事的讲述与创作;哪些故事是过度表演的,哪些又是没法表演的[11][12]。因为有些故事“情感真实”太强,说着说着,就替代了“现实真实”或“历史真实”;而有些声音,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知识体系里,是很难说出来的,也很容易被代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虽然,情感真实、现实真实都不是两分的、纯粹的,但是现阶段做一定区分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的思考也不能止于“下属群体能发声吗”(斯皮瓦克)的质疑,就社科研究者来说,还是得积极地去尝试如何更好地倾听、创作故事,得有实践与改进。

  另一个角度是时间差所带来的“真实”讨论。比如说,事过多年,记忆会发生偏差,包括记不起来的、记错了的、选择性的记忆等。很多口述史研究文献都有强调,口述历史虽然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可能是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记忆更多的是关于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研究当代的人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遗忘“过去”也可能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13]

  反观我当时写《现场》时,草稿写完之后再回去看田野笔记,发现有些事实类细节记错了,而我自己之前却对这个“真实”相当笃定;我听潘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到的一些研究过程中的细节,与我的记忆也有出入……靠记忆,很可能整个故事大体没差,但是会张冠李戴,谁去访的、谁说的,以及现场细节有偏差。这就是有现场笔记(包括信息方面的,也包括当时的解读与感受)的好处。不然,时隔多年,连个比较对照都没有,更别谈考证了。

  胡鸿保:何为真实这个问题,最终,与社会结构、知识生产脉络以及具体的方法讨论都是有关的,当然,也跟我们对于社会的想象、社会学何为的认识以及我们自己的立场与旨趣有关。有些考据,确实也要考虑视角的不同,而不是简单的真与假。比如说,定宜庄采访赵颐女士,赵女士谈到“……您知道旗人都是不裹脚的,旗人不裹脚不扎耳朵眼儿”。初成书时定宜庄加了注释说“此处有误,事实上旗人妇女是扎耳朵眼的”,并举出历史文献(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作证。后来有读者提出批评意见,定宜庄在再版这篇口述时做了改进,加的注释变了,不用“此处有误,事实上”这样的表述,而是改作“不知出处”和“史(书)称……”[14]。其实,这里可能不是有误与否的问题,更可能是日常生活史与制度史研究取向的不同。就是说,制度上如此规定,而人们生活实践中不见得是按规定做的。不能简单据此来考证真伪。要是说得更远一点,有关“真实”的讨论,也不仅仅是资料互勘的问题,跟写作也有关。比如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写作、回忆录、小说,哪个更加真实?触及哪种真实?我们追求什么真实?我还是觉得,小说可以是虚构的,回忆录可以是情感真实的,但是民族志总该要更加朴素地反映现实,社会学的写作总还是要有资料的支撑与引用。学科还是需要有规范。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比如,林耀华先生在哈佛毕业之后写了比博士论文知名度更高的《金翼》。业内人士评论说它是一部民族志小说,有意识地去找出它里面人物背后的原型,想借此说明这是一种民族志。我觉得它夹在民族志与小说之间,至少从体裁的角度看有点尴尬。小说的定义或特征就该听小说家的。王安忆讲过:小说是个人的心灵世界。小说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不能对应的,它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的另外一个世界,具有不真实性[15]。我认为《金翼》可能过于贴近现实,虚构性不足,而难称小说。[16]

  黄盈盈:小说我不懂。不过在研究方法上,我也是趋于“传统”的。我觉得现在不少时髦的说法与做法,包括虚拟写作、自我民族志、网络调查等,就社会科学领域而言,难讲是创新还是偷懒。顺便也说下最近社会学界开始流行的“历史社会学”。历史视角是很重要,也一直是社会学的短板,像台湾的赵刚老师评价的,我们社会学研究,即便跨度30年或40年变迁,依然是“历史无关”[17]。历史社会学,当然有做得好的学者,不过有些人用社会学视角去看历史文献,也不知道看出了多少新意,文献的功夫又不如历史学,除了多用一些概念之外,没觉得增加了多少新的认识。你要是花力气去做田野、做口述,写了一份厚实的调査报告与口述记录,论文答辩大概是通不过的,期刊编辑也会说你这个没有理论支撑、太白描了。但是这个资料要是换成是“过去的”历史文献,有了“时间”的加持,一“尘封”,感觉身价立马就不一样了。可是,今天的社会学调查资料,一百年后,不就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吗?现在不去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扎扎实实地收集资料做点接地气的经验研究,若干年后,历史学家再牛,不也要受限于资料的局限?理论再牛,不也容易飘着吗?我们到底要鼓励怎样的社科研究?研究场又能允许多大的多元空间?学科的边界与规范又要怎样去看?这个先打住,像是发牢骚了。

  三、特殊与普遍:性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贡献

  胡鸿保:不管是不是牢骚,至少,这些议题都值得认真去讨论,还是踏实点好,不能“想当然”或者“赶时髦”;不开展批判性的对话,很难促进学科的发展,就像做书评,也不能只提优点。

  性社会学的研究,毕竟议题上比较特殊,都是跟性有关,或者跟边缘人群有关。你们的方法论述,比如强调研究方法中的现场感、体验的重要性、身体与情感在场,社会学界会不会买账?这在人类学不是个问题。比如美国女人类学家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在谈到自己的非洲调研时,就特别强调自己在民族志实践中与对象互动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访谈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一个人,回答由另一个处于特定生命时段、具有独特人格特征和兴趣取向的人所提的一组特殊的问题。”[18]性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感觉还是希望与整个社会学界能有所对话的,那方法是不是一个切入点?“论方法”“主体建构”“我在现场”,相比于现在主流的实证主义,也是一种“另类”吧?我觉得这种另类很重要,对于实证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制衡与补充。你们跟主流社会学的对话情况怎样?最近若干年是不是也越来越被重视了?

  黄盈盈:没您说得这么乐观,性社会学研究,还是一小撮人在做。定量定性,也基本上还是各玩各的,而且,现在也有一些人在用定量的思维做定性研究,或者随便捏成一个“comprehensive method”(综合方法),以为方法用越多就更先进,这种更可怕。哪个方法用好了都不容易,也都不是简单的“术”的问题。

  我们发表过不少“论方法”的文章,听到的反馈里面,有些挺正面的,也挺受学生欢迎,因为还算接地气、说人话。当然,也有人首先的反应是:你们的议题太特殊。潜台词是不具有可借鉴性。我倒是挺甘居边缘、享受另类的,我也专门论述过“另类”的意义[19],而且这种另类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数量少,而是主流视而不见。像王明珂说的,“我们身边充满了种种‘异例’,但是我们都对它习而不见,或者把它纳入我们熟知的知识体系中”。[20]虽然关注点不同,甚至学科有差,在方法上,很多思考其实是相通的。而且我倒认为,恰恰因为“性”在时下被构建为一种隐私与秘密、带有很强的道德性、给研究过程带来了很多障碍、附着在资料的污垢也更厚重,恰恰因为它的这些社会与文化特点,反而使得性研究可以成为窥探方法与伦理的重要场域。因为,它会放大研究场里的那些人际互动与伦理纠结,倒逼得研究者不得不看到自己的性别、身体与情感在场,以及自身知识、认识、立场的限制,也对性故事讲述的陷阱更加警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多出来“论方法”这么个副产品。其他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方法与伦理特点及陷阱需要考虑,只是更容易被忽略。所以,与其说性研究具有特殊性,不如说它放大了那些普遍存在的方法议题。不同的议题对于方法的讨论与思考,是共通的,可以举一反三。如何与主流社会学界更好地对话,如何从“性”看社会与社会学,也是我最近的思考与努力方向。希望若干年后,我可以更加积极地回应您刚才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与知识积累再来与您聊方法。

  2019.1.修订稿

  注释:

  ①黄盈盈:“女性性工作:情境与语境”,2017年6月28日,哈尔滨。具体记录可见性研究ing公众号。

  ②定宜庄的“老北京口述史”里面涉及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在书里专门有提及自己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带来的口述挑战。

  参考文献:

  [1]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与本土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7,(3).

  [3]Claude Levy-Strauss,Tristes Tropiques[M],Translated by John Russell,Hutchinson & Co.Ltd.,London,1961,p.396.

  [4]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波丢,著.王作红,译.人:学术者[M].译者序及第一章“这是一本焚书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6]朱迪思·巴林顿.回忆录写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49.

  [7]柯文.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何春蕤.白日追娼[J].上海书评,2018.2.14.

  [9]布迪厄,夏蒂埃.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尔与夏蒂埃对谈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9-72.

  [10]黄盈盈,潘绥铭.论方法:定性研究中“共述”、“共景”、“共情”的递进[J].江准论坛,2011,(1).

  [11]Ken Plummer,Telling Sexual Story[M],London:Routledge,1995.

  [12]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3]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J].思与言,1996:147-184.

  [14]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92.定宜庄.城墙之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123.

  [15]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5:10-14.

  [16]胡鸿保,李红武.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3).

  [17]起刚治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给台社的一封公开信[M].http://www.cul-8tudies.com/index.php?c=index&a=show&catid=39&id=1621,2016.

  [18]肖斯塔克.什么不会随风消逝[C].载定宜庄、汪润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4.

  [19]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

姓名:黄盈盈 胡鸿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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