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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表演/表演慈善: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与主流性实践
2014年11月24日 11:13 来源:《开放时代》(广州)2014年4期第81~93页 作者:刘怡然 字号

内容摘要:上海剧场义演初现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曾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本文对这一新兴社会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指出推动义演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剧场义演形成了一种“公共社域”,虽非哈贝马斯定义中不同社会群体平等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却提升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并促进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话语的传播与再生产。与此同时,各类群体通过参与义演活动,回应和贴近日益成为时代主流的观念和话语,借此获得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在变动的时代环境中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地位。笔者将这种社会行为称为“主流性实践”,它不仅推动了地方社会关系的重组,而且促进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形成。清末民初上海的剧场义演既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变化。

关键词: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公共社域;主流性实践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怡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上海剧场义演初现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曾盛行一时,慈善目的多样,参与群体广泛。本文对这一新兴社会现象进行深入考察,指出推动义演兴盛的根本原因是清末民初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型。剧场义演形成了一种“公共社域”,虽非哈贝马斯定义中不同社会群体平等讨论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却提升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并促进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话语的传播与再生产。与此同时,各类群体通过参与义演活动,回应和贴近日益成为时代主流的观念和话语,借此获得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在变动的时代环境中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地位。笔者将这种社会行为称为“主流性实践”,它不仅推动了地方社会关系的重组,而且促进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形成。清末民初上海的剧场义演既是社会—政治变迁的产物,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的变化。

  【关 键 词】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公共社域;主流性实践

  慈善事业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早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大家族、宗教组织或国家所主持,以救济和赈灾为主要形式,旨在维持家族声望、宣传宗教信仰以及安定社会和稳定政权。①明清以来,以善堂善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机构大规模兴起。它们多由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推动,虽然主事者大多既无官位又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但这些组织在形式上以及慈善活动上都受到政府机构和佛教组织的很大影响。②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政府荒政能力不断减弱,社会慈善力量随之有了新的发展。与此同时,赈灾活动突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例如一些传统善堂开始参与创立阅报社、学堂、养贫院等等。③慈善事业这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引发了较为深入的讨论。④

  清末民初之际,除既有的慈善组织之外,作为商业性娱乐机构的剧场开始出现日益频繁的义演筹款活动,其中尤以上海最为活跃。⑤义演的参与者不仅有地方精英和一般民众,也有社会地位极低的群体。剧场义演的兴起既反映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同时折射出地方社会和慈善事业的诸多面相。然而,关于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学界迄今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⑥本文对清末民初上海的剧场义演进行全面考察,认为义演活动所形成的“公共社域”(public communal domain)提升了人们的公共意识,促进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和话语的传播与再生产过程;同时,剧场义演也成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主流性实践”(mainstreamalizing practice)的平台,人们通过参与义演活动,回应和贴近日益成为时代主流的观念和话语,借此获得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在变动的时代环境中维护和提高自身的地位。本文首先考察清末民初上海剧场义演从初现至兴盛的过程,其次论述参与义演的各类社会群体及其参与方式,之后分析义演兴起的原因,并提出“公共社域”概念,探讨剧场义演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的意义和影响,最后引入“主流性实践”的概念,论析不同社会群体参与义演活动的动机和效果。

  一、义演的出现与发展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崛起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之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公共娱乐业日渐发达,剧场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营业性剧场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此后迅速繁盛,至19世纪80年代,已有“梨园之盛,甲于天下”之称。⑦剧场作为商业性的娱乐场所,本不具备慈善功能。然而,19世纪后期上海的剧场中却出现了慈善性质的义演活动。至20世纪初,剧场义演日益频繁,一时蔚然成风。义演目的也由单纯的灾荒赈济逐渐扩展到社会公益事业甚至政治领域。演出内容除传统剧目外,还出现了许多配合义演主旨的新编剧目。

  近代上海最早的一次剧场义演可能发生于1877年。当时中国北方诸省遭受严重旱灾,受灾地区遍布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各省,饿死人数众多,史称“丁戊奇荒”。⑧为了赈济灾民,自4月28日起,上海英租界内的鹤鸣茶园进行了50天的义演,不仅节省开支,且剧场主要负责人皆不取薪水,“除房租伙食各项开支外,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赈款”。⑨此举极可能受到租界外侨义演的影响和启发。根据《申报》1877年2月8日的报道,此前一艘战船沉溺,众多水手遇难。一些英国侨民为此在英租界外国戏园组织义演,所得的经费用来周济受难者家属。另外,也曾有法国侨民在法租界内通过义演的方式筹集钱物,用以赈济法国国内的饥荒。这些义演启发了一些本地的有识之士,在报章上称赞其“出赀者不费大力而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既得多赀,有益正事”,并倡议华人“效其所为,遇事照此办理、势必易于成就”。⑩鹤鸣茶园的义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不久,另一戏园久乐园也举办了一次义演,“折扣一切开销,以其余资赈饥之用”。(11)

  此后二十余年间,上海又出现了数次赈灾义演,或由剧场老板主动发起,或由地方精英或慈善机构商请帮忙,救助的范围遍布全国多个省份。例如1878年,陕西、河南等几个省灾荒严重,有地方精英与各戏园商议筹款赈灾办法。丹桂茶园、大观茶园、天仙茶园为此连续举行了多场义演,其中丹桂演了8场,大观和天仙各4场。据报道,各剧场“邀集名优,排演新戏,所集戏资,除茶点开销之外,余洋尽数送交果育堂(慈善机构)助赈”。(12)1887年底,河南遭受严重水灾,各界纷纷助赈。新丹桂茶园于12月12日下午举行义演,将演出收入捐出赈灾。(13)然而,总体而言,19世纪后期上海剧场的义演活动仍处于初始阶段,次数十分有限,目的几乎全部为赈济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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