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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公共舆论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以《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为中心
2016年12月05日 09:59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张献忠 刘拥华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公共舆论的生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内忧外患频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更是发挥着塑造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这一作用在《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老西开事件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的抵制运动,以《益世报》为核心的大众媒体积极参与老西开事件的报道,充分发挥了引领公共舆论、制造抵制话语、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三、大众传媒、抵制运动与民族国家意识近代大众传媒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其汇聚公共舆论和动员组织社会民众的功能必然与抵抗西方列强的运动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关联又进一步培育和塑造了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

关键词:益世报;抵制运动;民众;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公民;民族主义;政府;法国;交涉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公共舆论的生成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内忧外患频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更是发挥着塑造公共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这一作用在《益世报》对老西开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老西开事件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的抵制运动,以《益世报》为核心的大众媒体积极参与老西开事件的报道,充分发挥了引领公共舆论、制造抵制话语、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初步生成,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社会责任以及民族国家主权完整的重要性。但是,民族国家意识并无“自然的基础”,民众的行动统一性并无从保证,这导致运动充满着种种张力。

   关键词: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民族国家意识;益世报;老西开事件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应急)课题“中国梦的生成逻辑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献忠(1973—),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明史、科举学。

  刘拥华(1977—),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政治社会学。

 

  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逐渐从传统世界中走出来,睁眼看世界。在此背景下,大众媒体在中国出现并得以迅速发展,它是全新思想的传播者、是思想激荡的舞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它所产生的作用无疑是“革命性的”。大众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代表,它天生便与国家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和“疏离”,它针砭时弊、点评时人、传播思想、批评国家,它以“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发表看法,为国家争取尊严、为个人争取权力、为社会维护道德。著名政论家张佛泉先生对大众媒体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执政的人,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全正如我们常人一样,同是不能脱去弱点的。……都须受公共批评的督促。公共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是补充的、修改的、纠正的、迫人向上的力量。”[1]更关键的是,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参与了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民众经由参与大众媒体所激发的讨论,意识到国家为何物、民族为何物,意识到自身之于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老西开事件中,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

  一、老西开事件的缘由

  1916年,天津法租界试图扩张范围,将老西开一带纳入其租界管理范围之内,在天津商会的组织下,天津各个阶层的民众积极抗争,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民众的积极支持,产生了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社会效果,中国的国家主权得到了有效的维护,民族意识得到了极大提升,人民主权观念得到了有效普及。在此过程中,广大民众通过政治参与和公共辩论,提高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认识,意识到国家之事无小事、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等现代观念,成长为具有爱国心的积极公民。

  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面积439亩土,西南面以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为界,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法国趁机扩展租界范围,租界从西南方向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面积扩大到2360亩,扩大了四倍。1902年,法国试图再次扩展其租界范围,法国驻天津领事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将墙子河西南方,面积达4000亩的老西开地区划入租界范围,唐绍仪置之不理。

  1903年,天津英租界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向扩展到海光寺大道,得到面积3928亩的推广界,使租界总面积达6149亩。这无疑大大地刺激了法租界,他们在等待时机。1912年,梵蒂冈教廷决定设立直隶海滨代牧区,主教府初始设立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但后来,首任主教杜保禄认为望海楼教堂地处天津老城区,不便于以后的发展,于是便决定在邻接法租界西南的老西开地区购得一块土地,兴建西开教堂。1913年,西开教堂开始兴建。天津法租界工商部声称保护教堂,派巡捕进驻该地区,天津警察厅亦在华法交界墙子河附近派驻9名警察,老西开地区处于中法共管的地带。1914年7月,法国驻天津领事致函直隶交涉署,认为中方已经默认了老西开地区属于法租界推广租界,要求中方撤出警察。对此,直隶交涉署未予理会。1915年9月,法租界向老西开地区发传单,谓1902年的领土要求,唐绍仪既不答复,即为默认,要求当地居民向法租界纳税。此月,天津的绅商组建维持国权国土会,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担任会长。

  1916年6月,西开教堂竣工,法租界在教堂附近安插法国国旗,表示此地已划入法租界。10月17日,法租界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48小时内让出老西开地区。10月20日晚,法国驻津领事带领租界巡捕和越南兵,将驻守张庄大桥的中国兵缴械拘禁。此一事件激发了天津民众的爱国热情,天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迸发出来。10月21日,维持国权国土会组织数千人示威,10月23日,天津商会决议,抵制法货、抵制法国货币,10月25日,8000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等。11月12日,法租界内法国工厂的1400名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历时4个月,致使法租界陷入瘫痪。由于法国政府忙于一战,1916年底,法国政府电令驻华公使结束老西开事件,法租界向中国政府提出暂时维持现状的建议,中国政府予以接受,老西开地区实际上处于中法共管的状态。

  本文从这一特定事件出发,研究在抵制运动过程中,大众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对社会民众的组织动员、在社会各界之间的信息沟通等方面的作用,进而阐释大众传播如何塑造公共舆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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