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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六大影响
2016年12月09日 10:20 来源:《东方论坛》 作者:蔡勤禹 李静 尹宝平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对近代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生态和国际合作等都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生机恢复与社会整合,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民众生存技能,调节财富分配和资金流动减缓社会矛盾,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一、推动社会思想与社会风尚变革近代中国开放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兴办了大量慈善设施,将西方的慈善思想、理念和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慈善思想的变革。[26](P337)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弥补了中国官办教育不足,许多穷苦孩子得到受教育机会,一些富家子弟受到西式良好教育,许多优秀人才从教会学校毕业贡献于社会,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素质提升。

关键词:救济;救灾;会员;华洋;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灾民;设立;教育;放生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对近代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生态和国际合作等都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生机恢复与社会整合,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民众生存技能,调节财富分配和资金流动减缓社会矛盾,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中外合作互助推动民间外交。

  关 键 词: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社会影响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ZD09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15BZS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机制变迁研究”(13YJA770002)。 

  作者简介:蔡勤禹,李静,尹宝平,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100 蔡勤禹(1966- ),男,河北邯郸人,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教授;李静(1989- ),女,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尹宝平(1990- ),男,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

  

  慈善作为一种公益性志愿行为,在诸多方面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推动作用。中国学术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然而鲜有系统全面地归纳慈善事业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1]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就这种影响进行总结和梳理,以使人们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有更加全面理性认识。

  一、推动社会思想与社会风尚变革

  近代中国开放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兴办了大量慈善设施,将西方的慈善思想、理念和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慈善思想的变革。[2](P46-49)变化之一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中,偏重于对弱势群体的“养”,近代以后工商业的发展使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弱势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传统“重养轻教”的慈善思想已不适应社会需要,开始产生“以教代养”的新观念。清末大慈善家经元善说:中国“善举以博施济众为极功。养老、育婴、恤嫠非不善也,然惠仅一身,不能及一家也。施粥、施衣、施药非不善也,然惠仅一时。不能及永久也”,西方的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3](P245)授人鱼莫如授人以渔,“以教代养”逐渐成为近代慈善思想的主流。变化之二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民间慈善难于在国家治理层面得到充分肯定,而近代中国由于国家政权的衰弱,慈善组织承担了国家让渡的部分公共事业,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面对民间展现的慈善力量和呼声给与回应,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和保护慈善行为,使中国慈善事业破天荒地有了较为健全的法规制度[4],保障了慈善组织合理合法地参与国家的治理。社会思想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理念和思想的变化既是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一部分,更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健全社会保障方向发展。

  同时,近代慈善事业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方面也起着推动作用。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社会,公共意识缺乏,如何唤起民众公共意识,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一个合适的提升平台。清末有人论到:“欲救今日之中国,必自改良习俗始,必自增进民德始,欲自联合人群始,而是数者,皆非以慈善事业诱掖而奖助之,则终无以立其基础。”[5]慈善成为诱掖公众公共意识唤起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义演、义唱、义卖、义画、义捐等方式实现的。举例明之:1907年,直隶、山东、江苏等江北地区发生水灾,天津的公益善会就演出过一场“救人者人亦救之”活剧。活动开始是几场曲艺表演,接着天津名流英敛之上台发表主题演说,大讲爱群、救灾,诉诸于群体意识、公益精神、公德思想,进行“口语启蒙”。[6](P128)在演艺场门口,北京中国妇人会的英淑仲、英怀清两位女士将印有难民图的传单向观众散发,进行宣传。此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丐妇,表示要把当天乞讨所得49枚铜元捐出赈灾。在坐的现场观众,看到这般情景,无不为之动情,从而唤起民众爱国情操和休戚与共同胞之情。[7](P516-517)再如,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发生后,上海、北京、天津等许多城市,慈善组织通过演剧、游艺、电影、说书等方式筹赈,既使观众欣赏到名伶、明星、名角等精彩演技,享受了一次精神盛宴,更是一种善心的教育与精神的洗礼。[8]在每次灾荒发生后的各种募捐广告中,更将同情心和公益性作为感动的支点:“万千灾民,延命待救,掬诚代呼,伫侯仁浆”,“凡国中未受灾之人民,当然应一刻不停,努力去救,有一分力尽一分,有十分力尽十分”,“发扬中国民族仁侠之精神,牢记救人救己社会连带之真理,各量其力,有所捐助。”[9]这种简洁、直指心扉的捐启,不仅是一次募捐活动,更是一次“开民智”“鼓民力”的国民公德启蒙教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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