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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分化来源
2020年06月17日 10:06 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分化问题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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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历史社会学在19世纪甫一兴起就出现方法论的分化,并形成解释型、叙事型、阐释型三种方法论传统。解释型历史社会学以解释和解决当下问题为研究导向,致力于寻找社会变迁的本质规律和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叙事型历史社会学通过深描并叙述历史过程的差异性、个体性、具体性,以理解历史变迁的普遍化和社会整体的结构性;阐释型历史社会学把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策略性地引入历史,以阐释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这些方法论的分化决定了20世纪历史社会学分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分化问题

  作者: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云南昆明 650091)。

  一、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分化作为问题

  历史社会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历史社会学仅指战后由美国社会学领域兴起的一股以跨学科方式转向历史的潮流,经过两代历史社会学家“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学科”,在1980年代初“批判的武器”最终“被驯化”为社会学的子学科领域。但随着定量史学衰落、叙事史复兴、文化史兴起和语言学转向,历史社会学逐渐扩展成为“两种倾向”交汇并混杂的研究领域,即倾向于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关注社会变迁的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修正既定的或发展新的理论、概念、方法的历史学家,参与其中的学科不限于社会学与历史学,还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人口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甚至人文、艺术、自然科学都加入其中。较之狭义的历史社会学周遭抵制,广义的历史社会学似乎因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互青睐而广为接受。当然,社会学家比历史学家似乎更关注历史社会学的学术传统,追溯到18世纪的弗格森、休谟、孟德斯鸠,两个多世纪以来历经两次或三次浪潮式的发展,试图囊括19世纪在欧洲相继形成的“新史学”潮流及其后来的发展。如始于19世纪的英国社会史传统、德国“历史学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以及20世纪后期在美国兴起的“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均被纳入到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脉络。

  即便如此,历史社会学一直是历史学与社会学部分交织的“边缘”和“模糊”地带。“边缘”是指传统主流学科的态度。对于以考据和叙事为特征的主流历史学来说,历史社会学家不严谨,既不特别重视史料的考证和整理,又过于宽容把二手文献和非历史性资料作为证据;而主流社会科学家认为,历史社会学家过于重视历史细节,概念提炼与理论解释总是无法摆脱历史情境的束缚,知识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历史社会学时刻面临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夹击而成为“模糊”地带。这不仅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握手言和的洼地,期待双方的融合统一,而且还是相互争夺的高地,指望对方俯首称臣。握手言和,一方面表现为法国史学的“年鉴学派”,强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优势互补,试图把收集、整理和批判史料的“求真”史学与寻求客观真理和科学规律的“求全”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综合解释结构变迁的历史路径与规律;另一方面,有些社会学家提倡把历史视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本质和基础,历史方法是社会科学唯一严肃的方法,由此追求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彻底融合。然而,在研究实践中,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却是彼此对立的阵营,都指望对方忠诚于自己。比如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哲学家们要求社会科学统一到历史研究,形成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而20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理论家虽然可能声称“转向历史”,却鲜有尊重和理解历史情境,而是使之成为普遍命题的论证材料。因此,如果说历史研究统合社会科学的企图是一厢情愿,那么,“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家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双方不可能妥协退让。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不妥协充分体现在“转向历史”的社会科学家阵营内部。根据查尔斯·蒂利的概括,20世纪的历史社会学有四种分析策略:(1)因果分析,其特征是重构过去,以启示当下和未来的人类选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民主、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属于这种路径。(2)模式解释,其特征是寻求跨时空的、周期性的结构与过程。本迪克斯的国家形成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是其中的典型。(3)过程阐释,主要考察社会在具体时空中的相互作用。比如蒂利本人的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4)范围延伸,把当代社会科学的技术或模型运用到历史情境,如1970年代兴盛的“新社会史”和“定量史学”。同样,斯考切波把二战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归纳为三种策略:运用普遍模式解释特定历史;运用或修正经典概念和主题,重新阐释历史进程;对历史偶然事件的因果关系作出科学分析。皮尔逊批判性地指出,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三种方式:因果分析的“历史即研究往事”,以理解当代社会问题;模式解释的“历史即搜寻例证性材料”,以论证既定的普遍命题;提炼方法的“历史即产生更多案例的场所”。

  可见,模式解释、过程阐释与因果分析已成为20世纪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三种主要策略,但各自依据的方法论基础却鲜有阐明。相形之下,德兰迪和伊辛认为,历史社会学兴起于19世纪,一开始就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科学与阐释二分的学术传统,其目的与任务是探究欧陆现代性的形成与转型及其本质,并为西方现代性的“进步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提供辩护。科学型的历史社会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德至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即“关于社会的科学”,认为现代性形成的本质是“可以通过社会自身的内在法则和规律来解释”。这主要得到法国历史学家的呼应,并发展出“年鉴学派”史学传统,在美国更是得到完整的继承。阐释型的历史社会学传统体现为韦伯的阐释社会学传统和英国以社会史为导向的“新史学”传统:“把对于当下的关注视为建构性的系列叙事。”德兰迪和伊辛的勾勒把研究策略的讨论上溯到19世纪的方法论分形。在他们看来,历史社会学在19世纪的兴起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两大传统相遇而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其内在的方法论冲突决定了20世纪历史社会学的策略分形。如果说蒂利与斯考切波等人没有追问策略分形的方法论依据,没有考虑到1990年代之后叙事分析成为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研究策略,那么,德兰迪和伊辛却简化了19世纪历史社会学兴起时的方法论传统,没有为其分化的冲突提供可能出路。

  本研究认为,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策略在20世纪的多重分化始于其兴起时的19世纪,只有理解其兴起之初的分化来源及其特征,才能把握其20世纪后期的分化格局,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叙事分析成为历史社会学的一种方法论出路。不仅如此,只有从传统的源头把握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分化路径,才能为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整合提供可能出路,即使不可能有出路,也能为方法论的争论寻找根本缘由。因此,余下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分别清理历史社会学方法论在19世纪兴起过程中奠定的三种传统及其内在脉络,即解释型、叙事型与阐释型,揭示并比较其间的差异与特征。最后一部分是在此基础上,从融合与悬置两方面来讨论方法论的分化问题,其一是认为,三种方法论传统之间存在动态整合的可能路径,其二是指出,历史社会学兴起是源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从而既不重视理论与方法,也不关注史料的真实性。据此,历史社会学必然遭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夹击,时刻面临历史与理论的争论。本研究有利于为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之争提供基本来源与可能出路,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提供方法论分化的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

姓名:郭台辉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课题:

本文获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17AZZ0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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