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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概念、成果与分析框架
2020年12月10日 09:1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 作者:张可 字号
2020年12月10日 09:1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5期 作者:张可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知识分子;情感;习性;制度镶嵌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知识分子;情感;习性;制度镶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历史与文学的范畴。随着近年来社会学的历史与文化转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视野与议题。本文首先对过去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中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考察和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择要梳理近年来有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继而作为一种跨领域对话的尝试与分析概念的创新,从历史制度、日常实作和文化意义的研究取径出发,提出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的,新的整合性理论与分析框架。

  关 键 词:历史社会学;知识分子;情感;习性;制度镶嵌

  作者简介:张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与国家。

  一、问题缘起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既是一个“术语概念”的丛林,也是一个实证研究的丛林,之所以称之为“术语概念”的丛林,是因为学者们对“知识分子”概念本身,说法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不断研究却治丝益棼。我们习焉不察,不但未加以深究,甚至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一再不加思索地使用这一名称。而称其为实证研究的丛林,是因为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在锻造国家和造就民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事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中外学者,历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抱有极大的研究兴趣。遗憾的是,上述领域虽已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和成果,但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却屈指可数。

  以国内《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份社会学专业刊物为例。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算起,80年代仅有两篇探讨知识分子的文章(朱庆芳,1988;郑晓江,1989),直到90年代仍寥寥无几(单纯,1993;李向平,1991),内容也多是知识分子的随笔或政策分析,鲜有实证研究。2000年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苏力,2003),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场域的建设(郑也夫,2003)。李钧鹏(2011)对英语世界“知识分子”的概念辨析,将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是,之后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近年来,海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更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活力。可是,面对知识的丛林,假如我们不首先加以清理,厘清概念上的误区,对理论和经验加以归纳和反省,未来的实证研究甚至理论再造就会裹足不前。

  有鉴于此,本文有三个目的。首先,中西方学界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是一样的吗?他们之间有何异同?长期以来,这似乎是一个被悬置的问题,缺乏细致的讨论。假如我们不加以厘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就无从谈起。其次,择要对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是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最后,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借由历史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分析途径,笔者从历史制度、日常实作与意义建构的角度出发,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二、中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之辩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intelligentsia)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常常以一种模糊而复杂的形象示人。究其原由,主要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我们在日常实践中所普遍使用的称谓。换句话说,对一般民众而言,生活中有诸多可以部分指代、替换“知识分子”意涵的词,例如,“专家”“教授”“文化人”等。它们在不同的场合被交替使用,也引发概念上的混淆。这说明了“知识分子”研究首要面对的,是两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成员的特征与资格的认定。

  为了厘清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各种称谓,同时说明中西方不同语境下“知识分子”概念的差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意涵本身,就需要进行概念辨析的工作。在这方面,有学者从典范研究出发,对知识分子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功能,进行了类型学上的考察(郝志东,2007;郝志东、刘栩2013;Hao&Guo,2016)。在此,本文选择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进行归纳,发掘实作中那些具有知识分子意涵的概念所蕴含的意义脉络,继而还原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本身的样貌特征。然而,笔者并无意于在有限的篇幅中,进行一项卷帙浩繁的资料呈现的工作。为避免失焦,本文将聚焦于现实生活中较为普遍的三类名称,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精英”(elite)①与“专业人”(professions),并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下这些名称的中西方差异。

  (一)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厘清:三种身份脉络

  当我们讨论“知识分子”的概念时,主要目的是界定其角色和功能,而角色和功能又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情境高度相关。因此,当概念的考察被放置在比较的脉络下,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厘清比较的双方究竟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在西方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考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有关欧洲和英格鲁撒克逊知识分子模式的研究(Kettler,1984:15)。曼海姆采取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立场,即不对政治观念做社会性的诠释,而是将概念化的意识形态视为认知结构,通过探究各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知识形式,并关联到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中,以此获得通盘性的解释(Kettler,1990:74-75)。

  在这种理论立场下,知识分子如同“局外人”置身于非整合的社会领域的边缘,或夹杂在两三个类似的社会之间(Ibid:7)。易言之,所谓知识分子应当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期许,作为“超然”的社会群体,承担捍卫某种宏观社会价值和道德的任务。这种观点反对将阶级作为判断一切的形式,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缺少共同利益和超越自身阶级的人,是存在于阶级之间而非阶级之上的集合体(曼海姆,2002:130-131),因此其阶级边界未必是清晰的,也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直接参与到经济过程之中。虽然阶级和党派的烙印并不能从知识分子身上消除,但他们可以选择作为社会总体的“守夜人”,使自己并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而行使自己的使命(曼海姆,2007:331)。正是延续这样的讨论,兹纳涅茨基(2012)从功能性的角度出发,对具有神圣与凡俗两种历史情境下的知识分子进行归纳,从互动关系、自我心证、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四个维度,将知识分子分为:技术专家、圣哲、学者以及知识探索者。②在此知识分子不若说是具有某种优越性,深具知识视野并且拥有超越其职业身份局限的能力,同时又对世界社会具有核心关怀的一群人。按照曼海姆的想法,“知识分子”甚至是作为一种“理念人”(men of idea)的形象,为拯救堕落世界而出现(黄瑞琪,2000:5)。

  曼海姆与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研究,对其后西方知识界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塞(Coser,1965:viii)继承了功能论的观点,从文化资本的特征出发,认为并非所有的学术人(academic men)都是知识分子或专业人(professions)。知识分子应当在文化和科学中,具有追求超越当下实际情境,包括专业或职业的多重价值承诺的特质。在科塞看来,知识分子需要关切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作为一种提供道德标准和保证,以及维系引导社会具有意义的象征符号而存在。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思考应当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思辨性的特征,并且为了更好的政治而生活。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人物,除了通过影响国民思想、塑造政治领袖的行为来干预政治过程,并以此视为自身的道德责任和公共权力之外,还应当具有超越自身所属局部性专业的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志趣等更宏大问题的讨论中。由此可见,在西方的语境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标签,不仅有别于一般常民的知识程度,在道德、文化、思想上还被赋予了诸多的进步价值,而这种意义的赋予并非自上而下的来自国家的认定,更多则是源于一种社会性的共识累积。

  上述对于知识分子角色和功能的探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种探究是一种“理念型”,曼海姆将其称为“乌托邦”。言下之意,这样的思考对于当下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说更像是一种对过去的“坚守”。第二,虽然知识分子是“漂浮”的,但这种“漂浮”是以知识分子作为行动的主体而发生的。易言之,在这种观点下知识分子之所以自由自在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不去追求纯粹的客观,而是在社会中主动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去超越意识形态并对思想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合益性做出判断,这是知识分子主动而自发的选择。这种观点与“皮毛论”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作为一种“相对社会的知识阶层”(relatively socially unattached intelligentsia)出现的(Heeren,1971),而后者更像是一种自发性选择。

  较之知识分子的研究强调个体的能动性,“精英”的社会学研究则更加关切个体对资源的掌握和支配。有关“精英”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知识典范,韦伯在针对阶级进行描述的时候,强调精英是在权力和资源上具有高度可及性的人。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下,精英指涉的是那些占据社会关系支配位置的。卡翰(Khan,2012:362)整合了两种关于精英的定义,提出精英是那些能够占据某一位置使其进入并控制可转化的资源,并能够将其变成其他形式的资本的人。他认为在资本的形式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是文化资本与知识资本。文化有助于形成精英的认同和划界,精英则会用文化来标定和保护自己,创造象征物以加区辩。在精英形成的问题上,布迪厄(2004:124)认为精英是在社会鸿沟的形成和群体分离的过程中,透过选拔机制被建构出来的一群人。而当人们将这一过程以合法化的选择来加以理解和认同的时候,继而孕育出象征资本,随着被人为建构的限制越来越严格,排他性越强,垄断便获得认可继而转化为精英。

  相较于“知识分子”和“精英”概念的纷繁复杂,在“专业人”的定义上,有关“专业系统”(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的研究已经给出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即“专业”是由深邃的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所组成的集体,这个群体拥有精细的传授和训练体系,由甄试和其他形式的要求构成进入的门槛,并奉行某种道德或行为规范(Abbott,1988:4)。

  借由回顾,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在西方意义脉络下“知识分子”“精英”与“专业人”的轮廓。若用一张图(图1)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差别以及可能产生的类型组合。其中斜线阴影部分,代表了这三种不同概念相互组合所产生的三类不同成员的特征。类型Ⅰ,是“知识分子”与“专业人”重合的部分,指涉的是那些从事职业具有高度专门和排他性质,且对于日常周遭的政治与社会具有关怀的个体,例如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以及政治活动的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等都可以视为兼具这两种不同特征的群体。类型Ⅱ,“知识分子”与“精英”特征的重合可以被理解为在公共事务和政治批判活动中具有垄断性话语的人,可是却并不一定具有专业人士的身份,这些人在公共舆论中往往也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的特征,他们所累积的社会资本也较容易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选举政治下的政治人物或者公共知识分子皆可被视为这类群体。对于类型Ⅲ来说,是“精英”与“专业人”的重合,该群体在自身所从事的职业领域拥有高度的声誉和名望。从专业身份来看,也更容易占据专业领域金字塔的顶端,可是对于公共事务与政治的参与未必抱有热情,也不一定具有批判和自我反身性,例如专业领域的顶尖医师、高级工程师等。

  

  假如我们将这三类知识人进一步比较,可以归纳出四项区辩的标准(表1)。就类型Ⅰ与类型Ⅱ来说,两者都具有自我反身性和批判性,对于公共事物与政治参与抱有热情也是两者共同的特征。可是类型Ⅰ所附着的专业团体特征虽然是其构成的必要条件,但是累积较高的声誉和名望,并不是构成其特征的要件,因此我们可以将类型Ⅰ称为“专业—参与型”。类型Ⅱ较之于前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但对公共事物和政治参与抱有高度热情,并积累了超越一般群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却未必具有专业团体成员的资格身份,我们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声望—参与型”。而类型Ⅲ与前两者相比,更加凸显所在职业领域的名望,而不预设他们对于日常公共与政治参与怀抱热情,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声望—专业型”。以上三种类型并非是固着不变的,而是借用韦伯的理想型的概念,在实际过程中,三种类型既可能随着时间不断转换,也可能出现介于两者或三者之间的情形,可是这样的分类至少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称谓,以及由此所衍生出不同形态的知识人。

  

  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兼具三类特征的知识分子?库兹曼和欧文斯(Kurzman & Owens,2002:63)总结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几个重要指标。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知识的程度上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传播功能上,能够制造和传递文化与意识形态。不仅如此,这些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要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最终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团体,笔者将这个定义视为西方脉络下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

  那么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与“专业人”的概念相较西方的语境有何差别?在回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几个重要的问题:谁有权力界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称谓的获得是透过自我意识,还是源于社会大众抑或其他?

  相较于西方在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上,强调专业领域外的公共参与;在组织上关注群体的文化与情感连带;在知识传递上,追求与常民对话的双向平等及沟通过程的大众化(Baert and Morgan,2018;Fatsis,2018)。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份界定上,并非聚焦与社会的关系,而是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诚如苏尼和肯尼迪(Suny & Kennedy,1999:25)所言,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最好的方式并非依赖其内在的特征和自我定义,而是应注意到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知识分子是如何桥接国家,同样也需要了解国家是如何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这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是如何被镶嵌在日常生活中,③包括制度安排、权力关系以及针对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Ibid:36),苏尼和肯尼迪准确地点出在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经常是受国家所建构的这一重要特征。

  事实上在中国,“知识分子”意义的形成不仅深受国家的影响,就连“知识分子”一词原本就是舶来品,早在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称呼的使用并不常见(U,2007b:973),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官方用来划分不同社会成员、辨别我群和他群的称谓。由是观之,“知识分子”概念的确立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建构,并非全然来自知识社群的认定,亦非单一普罗大众的形塑,这与西方语境下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相较于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概念多来自知识社群自身或者民间社会的经验归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确立则是镶嵌于一套自上而下由国家所主导的实存制度中。例如“知识分子政策”、“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这些都是制度的承载与执行者,而制度的创造和认定者自然也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一个人是否能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不仅取决于文化资本的充裕程度,并且高度依赖既存制度的保障(表2)。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并非知识社群单纯自身的意义赋予,而是一种国家主导下对其身份的认可,也是一种阶级和社会成员的分类。正如彭丽君(2017:225)所言,“知识分子”是一套自新中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性的分类,指涉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官员等各类拥有知识者。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的界定与个人道德行为的标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国家更多是自上而下从功能性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群体(U,2009:607)。有学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受到国家的影响而发生流变,而国家对知识分子界限的划分是模糊和流动的,通过数字化的治理手段,将知识分子具象呈现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U,2013:622)。那么除了“知识分子”概念的中西之辩,是否也存在诸如“精英”与“专业人”等称谓上的差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借助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可以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定义为“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接受中高等专业知识及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业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认为“经济改革二十年导致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去主导的人文知识分子被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所取代,并与掌握组织与经济资源的管理阶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陆学艺,2002:17)。因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与“专业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中国无论称谓为何,它不必然预设一个具有批判性和自我反身性的知识阶层的存在。相比西方语境下,强调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道德位阶,中国的脉络下更侧重与拥有丰富资本的社会阶层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其次,处于中心位置的,并不是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而是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具有高度技术壁垒的专业人,这本身也暗合了将知识分子专门化的倾向。在此逻辑下,技术精英转变为对专业技术程度高的知识阶层的统称,越是专业技术能力突出的知识分子,就越处于该团体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与西方的概念相比,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与“专业人”彼此之间,并不是部分交叠的关系,而是一种重层结构(图2),由最核心的内层向外层拓展,分别为“技术精英”“专业人”以及“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作为知识分子身份资格的唯一认定者,拥有对文化资本向其他类型资本转化的最终决定权。因此在以专业知识技术为核心的逻辑支配下,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扁平化。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整合性理论与分析框架

  事实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的近代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与国家互动的历史。正因如此,通过实证分析呈现这个群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就一直被放置于研究的重要位置。

  (一)社会学的视野:镶嵌与治理

  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与西方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有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更关注于国家与知识分子在互动过程中的镶嵌与治理,其中包括探究双方是如何参与到有关象征性和文化性资本的累积、转化与分配的活动之中。

  对于国家而言,引导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既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确立以国家为中心的价值观建构的重要手段,因此知识分子与国家的镶嵌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有学者就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的治理与国家效能之间的关系(U,2007a;2003;2007b),事实上国家一方面主动促成知识分子与其更好地结合;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在互动中不断建构与国家合作的意义。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对于像新中国这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围剿,关键是如何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快速实现工业化,在短期内恢复和提升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同时向世人展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有鉴于此,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将知识的价值直接运用于工业化建设,就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也正因如此,对于新中国而言,科学和工程类知识分子其重要性就显得格外突出(Goldman and Lee,2002:350),为此国家也大量依靠专家和技术人员,通过行政吸纳的方式更好的使其发挥力量(Hamrin and Cheek,1986:10)。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系列互动,形塑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形式。易言之,为了促成知识分子与国家镶嵌并发挥治理功能,逐渐形成了以“理工专业技术精英”和“人文科学知识人”两种特征鲜明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此,郝志东提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型,在文化特征中用“人文”和“技术”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在与国家的镶嵌程度上,将其分为肩负行政职能的有机知识分子、政治无涉的专业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三类(Hao,2003:70)。在作者看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属于有机知识分子,非官方的专业团体和技术人员则属于专业知识分子,而具有公共意识的则被归为批判类知识分子(Hao & Guo,2016)。上述研究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不分专业领域,将中国知识分子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另一方面,有机、专业与批判型知识分子的分类,也再次提醒我们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脉络化。

  (二)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径:制度、实作与文化意义

  当我们厘清知识分子的概念,择要归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新成果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理论观点,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服务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为了改变知识分子社会学边缘化的窘境,李钧鹏(2011)在对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的考察中,曾提出一个知识分子政治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作者展现了三个深具企图心的目标:即追求分析上的连贯性和动态性,以捕捉知识分子政治意识的形塑过程;改变对知识分子纯粹的道德评述以及距观结构的分析;建立非单一性、前后补充,具有递进和因果的,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作为国内至今少数系统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笔者赞同将结构、习性作为考察的着眼点,也同意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相互构造的主张。不过这个由知识场域、惯习(习性)、亚文化认同、知识轨迹,以及自我概念所构成的分析框架,还有进一步整合的空间。例如,作者引入了“亚文化认同”的分析概念,其中涉及有关知识分子如何认知“本真”(authenticity)、“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尊”(self-esteem)的动机,这些背后涉及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和集体如何认识自身与他者关系的问题。而关于“知识轨迹”(自我概念)的讨论,也与知识分子的生命经验如何形塑其认识框架(cognitive frames)高度相关。

  从既有研究来看,在知识分子行为选择的问题上,一般有两种常见的视角。第一种是探究那些影响知识分子行为选择的外在因素和条件。第二种是强调知识分子作为行动的主体,解构其内心的理路,厘清他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方式,解释他们与国家的互动何以如是的展开。第一种探究,正是布迪厄所关心的,在他看来“结构”作为一种“生存条件”,影响着知识分子的外在环境(Bourdieu:1977)。而结构之所以能够从一种抽象的概念,进而被我们所捕捉和观察并加以研究,借助的乃是“制度”——那些被正当化和不断重复的规则和意义。而制度也使我们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将事物分类及类型化,把建构出来的东西实体化、本质化。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这一类研究,考察的是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再现的过程,以及制度(法令、规章、政策)的产生、维系和变迁是怎样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的。

  第二种方式,可被看作是为了弥补“结构—制度”的考察忽略了知识分子本身作为行动者其丰富的心理特征,以及群体本身内在的差异性。可以说这类研究是将知识分子个人和集体的“习性”(habitus)作为研究的对象。习性是内心认知和动机的结构,是从过去所有的经验累积起来的,对周遭判断的原则。它既是内在的认知系统,又是对于知觉、感受、新经验判断的原点,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依照历史所产生的图式塑造个人和集体的实作,进而又再制历史(Bourdieu,1977:78-82)。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框架,借由“习性—实作”的考察,我们得以了解知识分子是如何感知由结构所派生的,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制度,并将其反映于日常生活实作当中。

  可是,当我们了解知识分子如何认识国家,进而建立集体认同感并付诸于行动恐怕还不够。在知识分子和国家关系中,民族主义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因素,对于近代才形成的民族国家更是如此。就近代中国而言,短短数十年间的民族主义觉醒与狂飙之路,知识分子可谓居功厥伟。可是,民族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不在于人们如何透过认识框架来建立自我认同,也不在于经过理性算计来选择国族,而是人们愿意为国族献身,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这里所涉及的是终极价值判断,而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价值判断则牵涉的是人的情感(汪宏伦、张可,2018:67)。可以说,是情感促使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意义的建构,合理化与国家的关系,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为选择,得以超越理性的思考和计算。当我们确立了以制度、实作和文化意义作为研究知识分子的理论立场,进而可以将三个互不隶属却又彼此联系的概念整合为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理论框架(图3),制度理论脱胎于对习性的探讨(DiMaggio and Powell,1991:25),而有关场域的讨论也被带入文化意义的视野(Wang,2016:364),以下笔者将以当代中国为例对理论框架做进一步阐述。

  

  1.知识分子与国家的镶嵌:制度化的规范

  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所面对的是一套制度化、精密化和技术化的治理体系。因此,笔者主张借鉴制度理论的观点,来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本文采用休厄尔有关时间性的主张,认为事件通常是路径依赖的,并非在时间的序列中处于彼此独立的因果关系(Sewell,2005:101)。正因如此,运动/事件应该被视为影响人们行动的重要机遇和时间窗口,扮演桥接两者之间因果关联的,则是运动与事件背后所衍生的一系列制度。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使在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仍然可能孕育影响知识分子行为的制度,运动与制度之间不是必然的冲突关系。一方面运动可以打破旧有制度的藩篱,改变群体间的势力平衡;另一方面,若要维系运动所带来的改变,则需要寻求新的制度予以例行化。长期以来研究较少关注那些影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在形塑知识分子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影响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制度,从规制性的角度出发,包含国家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地位、生活待遇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涉及知识分子的法律条文,以及决策者就知识分子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可被视为制度的具体表现。而规范性的制度则可理解为那些由国家所设定的,具有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例如个体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等。除了上述之外,文化性认知的制度则表现为由官方建构的国家和国族意识,这本身同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密切相关。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都成为分析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重要的制度节点(institutional node)。只有将这些影响深远的制度串联在一起,我们方可理解制度之网对知识分子所展现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其背后的互动脉络。

  2.知识分子习性的固化:日常实作

  在有关生活面向的解释中,笔者认为应借助布迪厄关于实作(practice)的讨论,进一步理解国家如何透过支配性的力量,形成一种“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Bourdieu,1977:72),影响知识分子的习性,并以此形塑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说,国家透过镶嵌的过程,使得知识分子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与国家的整合程度相关联,一方面在习焉不察的过程中形成上下一致的行为方式,促成知识分子自发选择这样一套制度安排。

  实作理论将帮助我们回答,那些影响知识分子“习性”的“结构”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而“结构”又是如何透过“实作”再生产新的知识分子。具体而言,自民国肇造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阶层,游走于不同职业身份之间。在新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与行政机构融合,除了身份的差序,还依照其职业功能享受差异化的待遇。此外,在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家不仅掌握其身份的认定与荣誉声望的授予,同时还决定其物质生活,确立了国家在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配置过程中所扮演的决定性作用。结果一方面影响了知识分子日常实作中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形塑其对国家的理解,强化了知识分子面对稀缺资本时的竞逐,最终形成了新的关系模式。

  3.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意义建构:情感与文化

  意义的建构作为一种心灵上的实践,一直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Clemens,2007:528;Scocpol,1984:2)。而受到情感的召唤,知识分子与国族建构的先天亲近性,早已为学者所证明(Verdery,1991;Brubaker,1994)。在苏尼看来,过去的历史记忆往往被用于建构新的国族意识,在认同建立的过程中,很少有简单的理性计算,而是深刻受到情感的影响和主观的选择(Suny,2001:868)。知识分子利用大量素材,例如选择性的历史记忆、文化要素,以及诠释性的经验来建构国家,其中的动机是非理性、冲动甚至自我毁灭式的(self-destructive)(Suny&Kennedy,1999:2-4),也正因如此知识分子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此,笔者主张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互动中,应区分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国家通过政策自上而下对知识分子的形塑,其中包含镶嵌过程中所衍生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可被视为影响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外生性因素。另一种则是知识分子基于对自身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所形成的对国家的情感意识和文化表达,它反映在其主动与国家镶嵌的行动中,作为一种自发性行为,笔者称之为内生性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的交汇,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两条轴线。在两条轴线之间游移摆荡的知识分子,受到自上而下制度的影响,面临对个人前途、命运的计算,无论精英的特征如何转换都难以改变其侍从的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都倾向于协作或者排除功利主动与国家合作。

  事实上,情感如同催化剂,使知识分子与国家产生“共振”,并主动参与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心灵上有意识的集体行动,情感和文化的分析帮助我们发掘在新中国诞生之际,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理解这种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迁。他们如此高度类似的选择,背后是他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对现状的理解,以及对于国家未来的想象。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底色,形成了一种集体的表述性文化。而当知识分子投入新中国建设中时,与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阶级的话语超越民族,知识分子在新一轮意义转换中被重塑,需要重新界定与国家的关系。这其中有人失败,也有人借由意义的转换,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了与国家的再镶嵌。知识分子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构成了一种默会性的文化。只有当我们将这段历史重现串联起来,方能理解为何知识分子前赴后继投入与新国家的整合中,又是如何自我锤炼,锻造成为新社会的一员,继而方能理解他们何以能够维持与国家数十年的协作,这是本文用来理解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第三个理论工具。

  在这个基础上,笔者提出一个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图4)。在这个框架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作为依变项,实际上受到了来自历史制度、日常实作与文化意义三个方面的影响。在这些自变项中,首先是关于知识生产的制度变迁,国家通过取得知识生产的主导权,掌握了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正确知识的定义权,从而也决定了知识再生产的过程。其次,在日常实作领域,那些自上而下所创设的制度,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实践中,被加以选择性使用,构成一套不断重复性的日常实作。进一步来看,受到民族/阶级经验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知识分子从意义层面,自发地建构了与国家的关系,这种意义的生产赋予了知识分子文化认识上的自觉。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彼此交织牵连,最终导致该群体在有意和无意间嵌入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进程中。

  

  四、结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未竟之业

  有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均已经达到极限,由于缺乏新的问题意识,以至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产生研究上的“审美疲劳”,无法取得原创性突破(许纪霖,2004:123)。作为一种跨学科之间新的对话和尝试,笔者将历史的社会学研究引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中,并尝试回答国家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构成背后,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哪些条件决定了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知识分子的诉求?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形塑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和疏离?

  首先,本文努力拨开概念上的迷雾,抽丝剥茧厘清中国与西方有关知识分子概念的差异。本文发现受到不同政治与社会条件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以及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影响,中西方“知识分子”的概念,无论在认定者、认定标准、认定方式以及维系/变迁手段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这再次提醒我们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不能照搬西方的概念,以免引喻失义。其次,笔者将近年来海内外有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择要做整理并加以归纳,确立了以制度、实作和文化意义作为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立场,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解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彼此交织相互影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笔者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一只占据理论高地的“顽猴”。恰恰相反,而是希望为新的研究扫清障碍,抛砖引玉呼朋引伴,邀请学术上的同侪共同参与到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因为这不仅是一项学术志业,更是一个知识社群自我生命经验的集体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社会学转向,恰恰丰富了这种可能性。只有当我们寻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共同努力,“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如此这般才能不负那些业已逝去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宝贵经验财富。

  ①本文之所以将知识生产过程中“精英”的概念纳入考察,乃是考虑到知识场域的科层化与分层现象。“精英”概念的出现在知识阶层的形成中并不鲜见,它象征着一种封闭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阶层都带有强烈的贵族意味(曼海姆,2002:148-149)。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也是一些“知识分子”研究的代表重要的学术关怀(Heeren,1971)。即便今日,在知识生产的场域,也无处不体现科层化和差异化的制度及其表现形式。例如,是/非211、985学校,是/非常春藤学校,它帮助人们区辩何谓“精英/非精英学校”;在学术刊物中也存在着普通/核心/顶尖的差异,结果也使得学术形成了差序格局;甚至在学术同业中,同样存在诸如“精英学生”、“精英学者”、“精英教授”之类的头衔或称呼。它们背后所共同反映的,是不识机构、团体和成员所处的结构位置及其对稀缺性资源的可及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精英”意涵的辨析,实际上也是考察知识分子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是如何被放置,以及所隐含的一系列社会特征。

  ②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此处补充了曼海姆与兹纳涅茨基关于西方知识分子功能与角色的讨论,使得本文在内容上更加周延。

  ③本文所使用的“镶嵌”,意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进行个人与集体的行动选择时,往往受到来自两种力量的影响:一种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干预和牵制;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由知识分子自身主观经验所构成之意义图式形塑的对国家的认知。其正如“镶嵌”(embeddedness)的使用,源于波兰尼对英国煤矿史的研究(Polanyi,2001)。本文所述知识分子与国家互动所产生之两种力量的结果,使得知识分子犹如煤矿中之“煤炭”,被镶嵌于国家的“矿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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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可 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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