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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的知识来源与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方向
2021年10月25日 13:41 来源:《中国政治学》(京)2021年第4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2021年10月25日 13:41
来源:《中国政治学》(京)2021年第4期 作者:郭台辉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时间;空间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时间;空间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反思历史社会学知识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寻找历史社会学家群像的共性和差异。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趋势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做出讨论。

  关 键 词: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时间;空间

  作者简介: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  

  本文介绍了正在写作的书稿——《历史社会学的力量》的主要内容,它将与《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①构成姊妹篇,旨在系统反思历史社会学知识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寻找历史社会学家群像的共性和差异,探求其前世今生与来龙去脉。本文首先对书稿的内容进行简短介绍,然后对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趋势下的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做出讨论。

  追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时空传统

  全书的核心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关于历史社会学的兴起问题。根据阿伯特(Andrew Abbott)划分的前学科时代、学科化时代和后学科时代三个阶段,西方历史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确定的现代学科分化体制,尤其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分离,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体系建立之中。换言之,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才进入学科化时代,而在这之前是前学科时代。因此,无论是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还是涂尔干( Durkheim)、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们都不是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先驱,而是处在一个前学科时代。他们不是历史社会学的开创者,而是在坚持18世纪孟德斯鸠(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伏尔泰(-Marie Arouet)、休谟(David Hume)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20世纪兴起并发展至今的历史社会学就是这一研究传统的延续,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之后,前学科时代的历史社会研究才转化为历史社会学。

  第二,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定位问题。历史社会学虽然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发展得轰轰烈烈,但它并不是一个学术流派或一种独特的方法。很多学者想把历史社会学发展成社会学的学科分支,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相反,我对历史社会学的定位是:给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既定主题增加历史维度,包括提倡历史意识、追踪历史轨迹、提供历史材料。换言之,历史社会学增加了社会学的历史面向,成为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于是,它恰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努力突破20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界的学科界限和学科分类体系。因此,历史社会学是反对现行学科分化分类体系的学术运动和学术潮流。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现代西方的学科分化体制就没有历史社会学,这是一个相反相成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社会学无法安放在现行的学科体制之中,且难以进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领域。简言之,历史社会学是一股反学科分化体制的学术运动。

  第三,关于历史社会学的构成问题。不像系统论、博弈论和理性选择学派那样,历史社会学这股学术运动持续时间非常久,涉及的学者和知识非常庞杂,渗透进了许多学科领域,最终导致研究力量和研究领域极其分散,研究策略高度分化。我们比较熟悉的研究者——蒂利(Charls Tilly)、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皮尔森(Paul Pierson)等——将历史社会学划分为模式解释、变量分析、过程解释等构成因素,但在真正的研究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历史社会学远远不止这些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策略的分化对现代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一方面,历史社会学为社会科学的知识增加了历史来源与过程面向,活跃并繁荣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对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贡献严重不足的困境,进而稀释了这股学术运动,带来了自我消解的可能。

  第四,正是基于以上三点,我想突出的议题是反思西方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合法性来源和基础性困境。转换成问题意识就是:历史社会学为什么有强劲的力量,为何又会自我消解?其基础在哪儿?其实,西方历史社会学无论是从积极方面作为一个反现代学科体制的力量,还是在消极方面出现了构成性的自我消解,都与前学科时代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一脉相承。

  在这个问题意识与预设的基础之上,我把前学科时代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冲突,包括密尔(John Mill)、孔德(Auguste Comte)、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韦伯等人,这些经典思想家内在的方法论分野与冲突直接为20世纪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所继承。第二个阶段是17、18世纪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深远影响了19世纪的方法论原则的分化与冲突,而且在根源上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神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中世纪后期的分解。无论是17、18世纪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还是德国的历史主义,这种认识论分化都要归根到中世纪后期的上帝神学,因为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位格被“三位化”了,进而转化成17、18世纪三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来源。

  因此,从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到历史社会学传统,其背后实际上内含西方文明史对时间和空间两种意识、两种观念传统的一个设定——在文明进程中内在地出现了分歧、争论和冲突。也就是说,历史社会学的分歧和共识可以往前追,最终追到西方文明传统中的时空意识。正是因为西方文明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观念传统,形成了其独特的本体论预设、认识论原则、方法论基础以及具体研究策略,从而相应决定了西方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及其相结合但不断分化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以及之后的历史社会学传统。所以,20世纪的历史社会学学术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相对应的,书稿的重点内容就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研究策略这四个层次及其内在转换方式,在时间上则倒过来书写篇章结构的逻辑布局。

  回归中华文明,推动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

  在梳理西方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基础上,本文接下来想讨论对中国发展历史社会学与历史政治学的期待。当前,中国政治学界正在推动历史政治学,而社会学界正在推动历史社会学,二者展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转向趋势,其密切关联在于“中国”。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尤其是历史政治学要立足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验,尽可能避免西方历史社会学所面临的分化困境,它需要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点是区分技术和知识。如果中国发展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只是停留在方法和分析策略上,那么我们只需要提供本土的案例和数据,因为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非常娴熟的技术,我们直接拿过来应用即可。但是,在这个层次上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肯定走不远,原因在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太小,而且也缺少知识论的贡献。如果要在知识论或认识论层次上有所突破,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突破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缺乏历史感的魔咒,进而把历史研究确立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基础和来源,我们就得重新思考中国人对时间和空间及其关系的理解,重新关注100多年前我们曾经抛弃的中华文明自身的时空观念传统。

  第二点是时空观念。每一种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传统,时空观念传统及其变迁决定了历史社会研究的路径。比如,在古希腊,西方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明确分割的,是由空间来主导时间,到了中世纪它的时空走向了合体,并延续至今。西方线性发展的进化论,是从西方基督教传统一直延伸到现在形而上学的预设,而现在学界耳熟能详的进步论、现代化理论、发展论,其实都是从基督教传统衍生出来的。

  在现代西方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等认识论的分化和冲突,以及解释与阐释的分化、时间与空间的分割、历史学与社会学及社会科学之间的方法论分离,其实都与西方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和紧张相关联。然而,中国在过去100多年间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引进了西方这种具有对抗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要推动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不仅不能再延续这种内在冲突的外来传统,还要努力反思和清理缺乏历史感的学术史和学科史,重新回归中华文明自身的时空观念传统,这是一种价值追求。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色和传统是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自身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轨迹,而且中国人也充满丰富的历史记忆,熟稔历史性的思维,这种历史感通过真实的国史、方志以及家史的多层历史结构来呈现。在微观层次,包括家谱、祖坟和祠堂等内容的家史所表达的时空一体、立体结构的历史观念,恰恰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源,成为研究乡村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和变迁的基础性背景。如果不理解这些知识与背景,就无法理解与研究现在的乡村变迁。在中观和宏观层次,方志、国史分别对县域层面和国家结构层面的社会科学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人类生活实践的真实样态是将历史时间与社会空间融为一体,这就是时空意识。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人自身的多层历史感带回社会科学,不仅仅要考虑过去的50年、100年,还要把中华文明更久远的时空观念传统置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地位,这需要学界持续接力与长期追求。

  展望历史政治学的未来

  中国发展历史政治学的意义很大,其一是可以抵制20世纪以来在西方长期由美国政治学主导的反历史传统。因为美国政治学的知识来源于心理学,来自行为主义的认知传统。其二是可以反思中国过去100年来的学科史。因为我们过去受到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种学科话语的深刻影响,而它们都没有历史感,甚至是反历史的。其三是利用历史政治学,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长河当中寻找治国理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智慧。比如,王裕华教授通过对中国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归纳出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起伏不断的过程,这是国内学术界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做到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有很大的差异。跟社会学不一样,政治学有着2000多年漫长的学科史和知识传统,它在规范层面有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划分,在经验层面有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策执行等内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层级结构,而社会学的兴起则与现代性问题高度相关。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规范、知识方法和概念套用到新生的历史政治学当中,更不能只把历史政治学发展为政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相反,对历史政治学的定位应该是把历史研究作为全部政治学的本体基础和知识来源。

  中国政治学的基础在过去100多年主要来自西方理论,而在过去几十年则更多来自自身实践,我们现在更应该强调历史研究在本体基础和知识资源方面的作用。这意味着发展历史政治学的难度很大,因为这既需要深厚的历史纵深意识和历史文明、政治文明的根基,还要熟悉历史和政治领域的价值和规范。同时,我们不能把自己禁锢在单一的文明传统和历史传统当中,不能局限在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当中。我们要有关怀世界的眼光以及对文明多样性的包容态度,以进行跨文明的比较和历史研究,这样才符合历史政治学的真正追求,才能把中国历史政治学推向世界。

  总而言之,中国发展历史政治学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前景光明,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将任重而道远,只有通过我们中国政治学的几代学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注释:

  ①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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