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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族民俗文化教育民众
2014年12月05日 13: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晓萍 字号

内容摘要: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我国民族政策的应对,应以坚持一国多民族教育的国家特色为前提,将文化多样性问题纳入国家教育理念,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教育就是民俗学教育。

关键词:民俗学;民俗文化;国家特色;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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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我国民族政策的应对,应以坚持一国多民族教育的国家特色为前提,将文化多样性问题纳入国家教育理念,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教育就是民俗学教育。

  如何正确处理全球化下经济社会发展与各国各民族民俗文化教育权利的关系,是现代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全球化下教育市场国际化和信息网络化,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民族政策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也与这个背景有关。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我国民族政策的应对,应以坚持一国多民族教育的国家特色为前提,将文化多样性问题纳入国家教育理念,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教育就是民俗学教育。它能提供人类理性与情感兼容的渠道,从各民族相互理解、互相尊重和友好相处角度建立现代教育知识新体系,促进人类多元文化共同繁荣,以实现教育价值的最大化。

  “本土化”与“国际化”是现代国家民族进程中的共性问题

  西方国家在对待民族民俗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政策建设上,吸取了足够的教训。美国现代印地安文化保护教育经历了20世纪初的血战,后来历时七八十年才形成教育、经济与文化结合的生态发展新系统。英国有长期反思殖民地民俗与多民族教育的理论成果与开放知识库,政府曾一度掌握了民族问题信息和话语的主动性。法国和德国几乎所有民众都知道民族民俗的“敏感点”所在,彼此都留有空间,成为国民文化素养。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大量民族移民现象,导致封闭多年的北欧和西欧国家不得不海关解禁。但它们没有停留在哀叹民族失落或民族解放上,而是开放地建立了印欧民俗学国际化教育基地,每年在不同国家研究不同民俗文化差异的高校之间进行合作。这种国际化的合作研究和培养人才方式,拓宽了当代民俗学者的眼界,打破“本土化”的边界,有助于其了解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活态民俗。与此同时,还能促进彼此之间对“他者”学术传统的理解,主要是对别国的民间信仰、地点知识(place-lore)和民间文学增加认识。

  国家在这方面开放建设的依据是,与“本土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固然重要,但正如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等所提出的,在现代社会,对“本土化”的“传统”研究不能不受到“国际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倾向将个体、社区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相结合,正在成为一种与国家制度相渗透的整体行动,因此学者不能不转向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逆序研究,不能不开放地解决这方面的一些新问题。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欧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已在悄然交汇,两者不再是现代国家民族进程中的一对矛盾,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共性问题。这种“国际化”绝非取消“本土化”,而是采用了一种直面他者和正视异质化时代的国际性对话。通过建设这种“国际化”,将不同国家的民俗学研究者集结,彼此解释各自的研究政治文化和民俗多样性的经验,然后加强“本土化”研究与教育。

  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源于我国深厚的社会基础

  民俗学家钟敬文在1999年4月中国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他和季羡林还提出建立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前辈的这些提法,根植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社会基础,也基于我国高校在这方面积累的学术资源。近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如此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创新利用已有资源,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民俗教育主体性建设,并能以开放的心态在中外知识系统中建设,这是需要深思的。

  第一,能歌善舞是我国民族民俗特色和对外交流的亮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交流和民俗学研究交流取得一些成果,培养了一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鼓舞了各族人民,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文化共荣中建立了新认同和新感情。但近年对这种工作重视不足,延续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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