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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视野下的民俗与伪民俗
2015年03月02日 09:34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耿波 张士闪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产生于乡土社会。确切而言,城乡关系的互动与重构,恰是中国民俗传统得以真正生成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民俗;城乡关系;村落;视野;民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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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产生于乡土社会;但其成为具有价值认同的“传统”,却需要在城镇化的视野中给予理解。确切而言,城乡关系的互动与重构,恰是中国民俗传统得以真正生成的关键所在。

  小城镇的复活与农民的“非农化”,使村落不再是封闭、落后的“社会孤岛”

  在社会关系建构的意义上,民俗传统的意义在于缔结了一种社会关系,其价值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认同方式,民俗将有着不同诉求的各个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纳入文化认同的同一个框架中,彼此订约,相互趋同,自下而上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

  地方认同是村落民俗传统传承的价值前提,而村落向城乡关系的开放所形成的整体性体验,又是地方认同得以形成的基础。

  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之所以能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关系,端赖于处于城市与乡村中途的集镇贸易,通过集镇贸易而引发人与人间的交往,为人们实现整体性体验提供了基本前提。在传统城乡关系中,冲州撞府、四处游荡的小商小贩及其他特殊社会群体,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实际上拓宽了村落个体的社会视野,这些人四处游荡所撒播的社会传闻,使得那些僻居村野的人们也能足不出户而知悉天下事,自然会形成开阔、朴厚的人格气象。但当农民被城乡二元结构牢牢地固定在村落中的时候,社会身份的凝固化自然而然内化为人格特征,狭隘、闭塞、贪利的小农意识则成为建国后农民的部分人格内涵。

  建国后的粮食统销统购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与供销合作社造成了新中国深广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因这种二元结构,城乡之间的自由商业活动被完全阻断,截断了村落望向城市的开阔视野,中国村落在空间界线、经济贸易、社会关系与人格内涵等各个层面的封闭格局也就基本形成了。

  在农村这样的“生存孤岛”上,村落民俗传统失去了地方认同这一基础价值认同的捍护,只凭村落内部的价值升华,如祖先崇拜、社神祭祀、村落记忆如此等等,这些村落内部的价值诉求肯定有益于民俗传统的传承,但整个村落本身因为失去地方认同而“去地方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价值诉求本身成为了生存诉求的某种形式。

  新时期城乡二元关系的解冻,始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激活家庭的生产活力,从而改变了农村这个“生存的孤岛”,突破了此前城乡关系中的被动性,带着经济自信在城乡二元结构关系上迈出了主动的一步。在此前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工业化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具有无可置疑的首要性,而村落经济则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国家区域经济总体格局中,城市与村落间的经济地位差异是两者之间隔绝的重要前提。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村落经济的活力,村落产业日益活跃,经济总量日益增大,而此前自我封闭的村落边界也在经济活动的冲击下被冲破,村落社会向城乡关系又一次实现了开放。

  如果说,在传统城乡关系中,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市镇贸易;那么自1980年代以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的村落经济增强,催生了市镇在新时代的复活。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城镇的衰落,正是因为城乡关系的二元化导致了村落的自我封闭,而村落的封闭使得原先为村落的开发性贸易交往服务的小城镇失去了存在的必要。1970年代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推动使农村经济活力高涨,如同传统城乡关系中的村落一样,村落经济需要走出村落走向整个区域,这必然地造成了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村落封闭边界被打破。特别应指出的是,传统市镇在空间上居于城乡间的中途,是受限于一日之程的交通条件,而1970年代后村落经济的交易空间仍然是在城乡间的中途,但并非全是因为交通条件所限,主要还是因为城市经济已完全工业化,市镇经济的农业特征与其有天然的阻隔,因此选择在了城市之外靠近村落的空间。

  联产承包责任制促动村落走向开放的城乡关系状态,小城镇的复兴只是一层原因,另一层原因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改变了村落中农民的社会身份,将其纳入了现代产业工人的身份认同体系。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经济生产活力,从其产业结构而言,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释放出的农村经济活力,并不是自产自销,而是被纳入了现代产业体系,农村经济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专营化、职业化、金融化成为其重要特征,由此导致了在此体系中的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身份的微妙变化,“农民”于他而言更多是一种产业身份而非社会身份,村落社会的农民集体逐渐变成了“非农”。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状态下,虽然也存在少量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甚至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曾经保持并稳定在一定的比例,但不存在非农化的问题,因为它不可能形成一个非农产业不断发展并最终引起产业结构改变的趋势。

  小城镇的复活与农民的“非农化”,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村落走向开放性城乡关系的双重契机,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村落社会重塑地方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活力的推动下,村落不再是封闭、落后的“社会孤岛”,而是重新朝向城乡一体化敞开,由此地方认同出现复兴。事实也确实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的地方意识空前高涨,而这种认同于地方的意识主要体现在本区域产业资源的发掘中。自1980年代以来,大众旅游业蓬勃发展起来,大量的城市人从城市涌向风景名胜,而在当时的旅游指向中,除风景名胜外,地方风情也是大众旅游的向往之所。正是在这样的旅游需求中,中国各地出现了对本土化地方资源的热情发掘,形形色色或真或假的地方传统被展示与消费,而这些地方传统的主要内容就是村落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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