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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模型在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研究中的应用 ——兼对人口红利三种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比较
2016年11月01日 09:17 来源:《人口与经济》 作者:陈卫 聂真真 杨胜慧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对近十年来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三种经济模型用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述评,从理论基础、变量系数、方程特色以及政策分析的优劣势几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和比较。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人口红利的测算不应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分析,有必要将正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纳入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人口红利研究,为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数据基础。一、C-D生产函数法用于刻画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现有研究侧重从供给视角关注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分析;影响;人口红利;产出;研究;供给;变化;经济结构;一般均衡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对近十年来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三种经济模型用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述评,从理论基础、变量系数、方程特色以及政策分析的优劣势几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和比较。指出当前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人口红利的测算不应仅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分析,有必要将正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纳入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分析框架。CGE方法将多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主体和多个市场联系起来,擅长模拟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产生的效应,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对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C-D生产函数法和投入产出法的人口红利研究,为人口因素引入CGE模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数据基础。

  关 键 词:人口红利/文献述评/C-D生产函数/投入产出法/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标题注释: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和中国人口学会青年学者小额研究项目“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一般均衡分析”[NO.PL-SSA20(2014)];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I013)。 

  作者简介:陈卫,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聂真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杨胜慧,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

  

  红利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改革红利”、“制度红利”、“结构红利”反映了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状况密不可分,人口既作为生产劳动者,又作为最终使用者、消费者,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着各个要素市场。人口经济领域的热门术语“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或“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 Opportunity Window)通常被研究者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和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角度来阐释其内涵。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能否直接等同于人口红利?我国的人口和经济形势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双双进入新常态,在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体制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人口机遇”只有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下才能转化为真正的“人口红利”。结构转变及制度变迁下“人口红利”也具有新的内涵和测算方法[1],这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人口转变迅速发展,作为社会结构最基本形式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劳动力、资本国内外市场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结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而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都需要一定过程,使得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人口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必然要求对基于社会结构的相关战略设计、制度或政策作出相应调整。某一部门的政策包括单一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不再足以应对挑战。彭希哲等指出,应当从长远发展和社会整合视角出发,重新构建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3]。因此,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有必要依据已有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探讨合适的方法与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影响进行全局性和多维度的刻画描述;有必要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相关政策体系进行整合性研究。

  一、C-D生产函数法用于刻画人口对经济增长供给因素的效应

  现有研究侧重从供给视角关注人口结构对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劳动力供给方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是经济活动人口的基础,而且人口结构还影响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资本存量方面,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引起资本存量的变化。珀特(Poot)还指出,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对新技术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系列的影响[4]。因此,不同国家供给条件的变化不同,资源禀赋的差异也为不同类型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而供给条件是发展模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政策考虑的重点。陆旸、蔡昉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类似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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