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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递减曲线”应对老龄化挑战
2020年12月02日 08:49 来源:《人口与社会》(南京)2020年第1期 作者:蔡昉 字号
2020年12月02日 08:49
来源:《人口与社会》(南京)2020年第1期 作者:蔡昉
关键词:创新养老观念;创新养老实践;阻断递减曲线

内容摘要:

关键词:创新养老观念;创新养老实践;阻断递减曲线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要摒弃以往只重视“赡养”的养老思路,要将老年人口看作劳动力和资源,并创造有利条件把老年人力资本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建议落实延迟退休年龄、开展全生命周期培训、深化教育改革、延长健康预期寿命,以及加强“普惠”式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阻断老龄阶段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力递减曲线,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赢得主动权和时间,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夯实基础。

  关 键 词:创新养老观念;创新养老实践;阻断递减曲线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732

  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5年至205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达到1.59%,发达国家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0.93%,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1.99%,而中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2.39%。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35.1%。这一数据将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2.2个百分点、18.7个百分点和13.8个百分点。虽然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但只要准确把握老龄化发展规律,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让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上老龄化的步伐,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具体来说,我们要转变养老观念,转被动应对养老为主动开发老龄红利,将经济增长转换到生产率驱动轨道。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无须杞人忧天,也不应无所作为。本文通过解析老龄社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条“递减曲线”,分析老年人就业和消费的基本特征,揭示制约老年人口红利开发的相关因素,并提出阻断三条“递减曲线”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

  老龄化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在养老问题上遭遇挫折。因此,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必须把握住老龄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寻找老龄化应对之策。

  图1展示了1950-210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趋势。从图中我们看到老龄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共同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所谓共同性是指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过程。从图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都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局面。而长期性则是指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正如图形所示,在2010-2100年这个长期间,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要走向老龄化。随着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面临的挑战也逐渐严峻,而且到2100年我们也看不到任何逆转的趋势,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图1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

  “未富先老”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图来看,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是一个底座较大,因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还具有人口“金字塔”本来的特征。但是,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更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图2)。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人口年龄结构却已经与发达国家类似,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型人口特征。

  

  图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应对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挑战,需要我们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养老理念创新,应摒弃以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而是要把老年人口看作资源、劳动力、技能和人力资本,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把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换言之,以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无法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更无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在养老理念创新的基础上,养老实践也应同步创新。

  创新实践是指全社会的努力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努力,形成一个合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构造新的格局,从增量和存量上提高未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从而使中国经济未来具有一定的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概而言之,唯有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才可能把老年人真正变成资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人口老龄化与三条“递减曲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它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趋势”。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国情来说,这三条曲线表现得更加突出,且有自己的形成原因,并且可以从中找到应对的办法。

  (一)劳动参与率递减曲线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指16~65岁或者15~59岁或者16岁以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有什么特点呢?从16岁开始到65岁或者上不封顶,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概在50%~60%之间(图3)。然而,在不同的年龄段上劳动参与率变化很大,形成了一个倒U字形的曲线,在30岁到50岁之间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候。5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便迅速下降,55岁便下降到平均水平,而且从此呈现直线下降。在任何国家都存在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现象,但是,在我们“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这个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来得更早。

  

  图3 劳动参与率年龄变动趋势

  把这个横截面上的特征转化为长期趋势看,从2010年到2050年是人口不断老龄化即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从图4可以看到,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这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时间点的横截面图形是一致的。图4中还显示了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情况。从长期看,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固然略有提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量是下降的,因此,这部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不能够抵消该年龄组人口减少的效果,因而也不能产生劳动力供给提高的效应。

  

  图4 16岁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

  除了劳动参与率提高之外,预期健康寿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的增多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还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健康寿命相应更长了,这就为老年人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和引擎提供了基本保障(图5)。有人认为,老龄化社会的创造力会下降。这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以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其他人口因素作为标识,得出哪个群体创造力更高或更低。

  

  图5 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超越世界平均水平的趋势

  如果观察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无论是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物学这些硬科学,还是经济学这样的“软科学”以及文学等人文领域,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虽然这不算是一个有力的论证,但是,我们应该立足于老年人并不一定创造力降低,因而也不应该把老龄化社会与低创造力画等号。老年人完全可以在创造力上具有优势,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把这个潜在的创造力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二)人力资本递减曲线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现象是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例如,图6显示的是中国分年龄受教育情况的分布。从图中我们看到,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趋于降低。这种关系并非一个永恒的规律,而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图6 不同年龄段受教育人口百分比变动情况

  图6显示的是从横截面来看,每一个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构成。显然,年轻的人群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高中、大学、研究生都占有相对大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平均受教育水平越来越低。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以仅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作为观察对象,一个年龄组的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比重越高,说明该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该过程中新成长的劳动力,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队列的人群,都比上一波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过去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新成长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会放慢。

  我们再把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做一个比较,看一看“未富先老”给我们带来的特殊挑战,因而在人力资本递减曲线上面呈现的突出特征(图7)。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4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最高以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会有所下降。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则不一样。由于其教育发展已经持续很多年,教育扩张的一代人也已经老龄化,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基本是一样的。

  

  图7 中国、美国、日本受教育程度随年龄变动趋势比较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酝酿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但是很多当事人即职工本身并不愿意。原因就是那些临近退休的职工,人力资本不适应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在美国,企业想要雇用一个24岁的年轻人,如果雇不到的话,常常可以去雇用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因为仅就受教育程度来说,每个年龄组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该岗位不涉及与年龄相关的体力要求,老年人口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情况却不大一样。中国的雇主想要24岁的年轻人,如果由于劳动力短缺而雇不到,而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可能因人力资本不符合岗位要求,企业不愿意雇用他们。或者,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部分职工已经不是企业所乐于雇用的对象。这就是延迟退休年龄这项改革当前面临的难点,也是人力资本递减曲线的一种实际表现。

  (三)收入和消费力递减曲线

  第三条递减曲线,即收入和消费能力递减曲线。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随着年龄的提高,个人资历使其工资较高,同时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因此相对是比较富裕的群体。换句话说,老年人总的来说比年轻人更富。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随着年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却有所下降。无论是不爱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或者其他原因,总之,老年人的消费比年轻人更少,因而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退休消费(减少)之谜”。

  为什么老年人有钱反而不消费?图8是中国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随年龄变化的情况。图中显示人均消费随年龄增长的变动情况,呈现一定的向下倾斜趋势,即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有所降低。不过,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上,工资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年轻人得到的工资其实比他们的父辈要高。也就是说,中国老年人消费力不强的道理很简单,即收入水平随年龄而下降。图8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均劳动收入,其实也就是集中在20岁到60岁之间,顶峰在30多岁的时候,60岁以后便基本没有劳动收入了,而非劳动收入如转移性收入其实很有限。由此可见,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是人均收入随着年龄的提高而降低,因而老年人的消费力下降也是必然的,这是一般规律加上中国特色的结果。

  

  图8 年龄增长、财富积累与消费力下降

  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消费上有什么不同特点呢?由于消费的特殊性,我们很难从个人的消费来衡量,需要从家庭消费来进行比较,才能看出差异性。我们将家庭分为老年型和年轻型,两类家庭的消费情况呈现于图9。

  

  图9 年轻型家庭与老年型家庭消费比较

  从图9可以看出,年轻型家庭的消费特点是,与就业相关的消费类别占比较高,老年人在这方面大幅低于年轻人。同时,与教育相关的消费,老年人更显著低于年轻人。老年人的食品相关消费略微高一些。最突出的是,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总的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比较低,且有其与年龄相关的特殊性。

  三、如何阻断递减曲线

  应对老龄化需从三条“递减曲线”入手,设法阻断或减缓曲线的递减程度,以此缓解老龄化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那么,通过什么政策举措打破或者延缓这些递减曲线呢?

  第一,渐进提高退休年龄是必不可少的政策举措。我们可以观察三种不同实际退休年龄的情形,分别为55岁退休、60岁退休和65岁退休。图10呈现了三种情形下2000-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赡养比的变化情况。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上,只有前者才有实质意义。

  

  图10 三种实际退休年龄的赡养比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前按照55岁的实际退休年龄,赡养比即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之比为0.46。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女职工55岁,男职工60岁,以及诸多不同的情形,实际中的平均退休年龄大体在这个水平上。如果以这个赡养比作为参照系,假设其具有可持续性,十年后即到2030年,就必须得60岁退休即延长5年退休,才能保持相同的赡养比。再往后,60岁退休也不能维持这个赡养比,到2050年,至少要延迟到65岁退休才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发点十分重要。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从养老金可持续性出发,着眼于提高养老金发放年龄;二是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或者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样的事情,出发点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遇到的阻力也可能不一样。如果从推迟养老金发放的思路推动改革,可能就会遇到很多阻碍。

  第二,开展全生命周期培训工作。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和就业能力难以应对正在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培训,在每一个年龄段上都应该有适应性的教育和培训。我们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来看农民工教育程度与三个产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图11)。

  

  图11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与三产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

  如图11所示,我们把农民工随着年龄变化的受教育年限分布,与现在不同产业中不同类型的岗位对这个人群的需求做一个比较。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基本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匹配。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以及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的岗位将越来越多,当前的农民工就不符合其人力资本要求了。其实,不仅目前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不符合产业要求,当前的城市职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如果不能改变劳动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他们就会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

  第三,着眼于更长远的教育深化和教育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迅速,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得也很快,因此,随着新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用人力资本增量来改变存量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2017年之后,经济活动人口也变为负增长。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新积累的人力资本增量同步减少,改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困难,改善的速度也就减慢。此时,通过教育深化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实现毛入学率100%,现在则应该朝两端去深化,譬如把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资源有约束,笔者建议优先把学前教育纳进来。

  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都显示,教育跟别的产业不一样,教育投资会带来两类回报,一类叫私人回报,即家庭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投资,将来孩子在劳动力市场挣钱回报给家庭;一类叫社会回报,家庭得不到这部分回报,而是教育的这个性质表明对社会有益。研究表明,社会回报率的高低和教育阶段是相关的。如图12所示,图中曲线代表教育阶段、类型与社会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越早期的教育阶段,如学前教育,其社会回报率越高。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应该政府买单,因此,政府的教育投资应优先考虑学前教育。

  

  图12 教育投资年龄与教育的社会回报率

  第四,延长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预期寿命越长意味着健康寿命越长,但是两者也有不一致的部分,所以要着眼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寿命。毋庸置疑,健康寿命越长,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越高,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功能发挥得越充分,我们延长实际退休年龄的意图也就越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撑,越有劳动者意愿的基础。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应该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在健康领域更多投资。可以预见,在预期健康寿命领域上的投资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回报率。

  第五,加强“普惠”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可能老年人会遇到就业歧视,另一方面老年人就业更容易受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此时,不能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冲击,就放弃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努力。相反,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众所周知,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被人们称为“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障模式,曾被批评了多年,近年来人们发现真正管用的还是这种模式。因为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可以从社会层面对人的基本生活进行托底。图13展示了35个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13 劳动生产力与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间的关系

  图中所显示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背后具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就是说社会保护越是充分,国家、企业和个人就越是能够接受创造性破坏,创新活动就更加充分,创业活动也更加活跃,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有竞争就会有企业的进入退出和生死存亡,一旦社会保障网络对劳动者在社会层面进行托底保障,创造性机制就仅仅产生创新激励,却不会对人们的基本生活造成损害。由此可见,要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必须加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构建一个牢固的社会保障网络。

  说明: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研究员在第二届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

姓名:蔡昉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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