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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类学比较研究视野 ——从费孝通的一篇导言出发
2015年07月08日 08: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清媚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人类学;费孝通;研究视野

作者简介:

  费孝通先生在纪念自己的老师们时,通常细写自己从师所得与反思。如今,他也成为我们所纪念的前辈;也许如他一样,我们对他开辟的学术道路的坚持,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犹记得,2009年我在等待工作期间偶然拾起费孝通早年为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一书所写的序言,一时冲动就去了西双版纳南边一个小镇做田野调查。很少人知道,这篇序言是费孝通一生中屈指可数的宗教研究作品之一。序言中谈到,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将宗教视为一种知识体系加以研究,是古典人类学的通识。到涂尔干时提出,宗教经验的实有基础不是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而是社会这个最高观念的表象,也就是一个社会一套知识。费孝通则认为,中国既有宗教,又有礼教,属于多种知识体系,那么这样的社会应该怎样研究?洋洋近万字却几乎未涉及田汝康这本书的内容,其中是否隐含了某种批评?这不得不令人好奇。

  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给我的最初印象便与田汝康的描述不太一样,他的聚焦点一直是村寨里为各种仪式而忙碌的家家户户,而我印象深刻的则是在村口遥遥可见的金色的佛寺屋檐,在一片葱郁的掩映中俯视着脚下的村庄。这个印象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越来越鲜明,给我的感觉是佛教这种知识体系在组织和结构当地社会,而不是相反。田汝康提到一种僧侣不参加的非“摆”仪式,其实是当地祭祀勐神。仪式以神牛献祭,对牛和祭司都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要求,很接近印度教。这是与王权有关的献祭,也是与佛教形成对立关系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并不像田汝康所说的只是一种巫术。我还看到当地有隆重的男孩出家仪式,而田汝康似乎没有记录。这个人生礼仪中隐含着双重可能:成为僧侣或者将来还俗成为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人”。无论社会还是个人所体现出来的双重性,都不同于田汝康笔下单靠“摆”就能整合在一起。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费孝通对涂尔干的批评(也连带对田汝康的批评)意在指出,并非一种知识体系对应一个社会结构,而是知识结构的多重性与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相互对应。构成西双版纳社会的双重性的源泉,是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历史上缅甸来的宗教与依附中华帝国的皇权而获得支持的王权,逐渐在相互竞争中沉淀为当地社会的双重心态——在文化上靠向缅甸,在政治上靠向中原。宗教的力量沿着佛寺下渗形成法区制度,而礼教沿着土司制度往上层移动,两者咬合的部分集中于土司家族。通常由土司的亲弟担任最高佛爷,从而力图避免庶子夺嫡的干扰,同时实现土司家族对于宗教和政治权力的掌控。

  费孝通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在现象上可以看作一个包含多重知识的观念体系,那么宗教与礼教的关系便构成分析结构。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地区大部分仍旧以宗教作为精神主导,例如芒市与西双版纳这样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而汉人社区是以礼教为主导的。其中礼教分两层,一层是费孝通在序言中所说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的继承以及对老庄和释家的消化,另一层指的是这套知识传统在现实中的实践——比如他讨论过的乡土社会。通过比较宗教与礼教各自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结构,就可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多元整合机制是什么,以及在什么层面、什么条件下起作用。其中,作为知识担纲者的知识人是比较研究中最关键的一环。

  在这个方向上显然还需要大量的田野工作,才能呈现宗教与礼教各自知识体系的构建、知识团体的组织、救赎目标与救赎方式等。毕竟,费孝通通过比较研究,最终希望的是不同文化的知识分子通过对对方知识成就的承认与理解,来展开相互对话。这是“文化自觉”的本意,也是费孝通晚年对人类学的期待。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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