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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美与共实践”的电影人类学
2015年11月11日 11: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鲍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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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写文化争鸣”暴露出学科自诩客观性再现背后的主观性向度。在对科学民族志经典作品的质疑声里,如何写文化再次成为一个学科探索的焦点,同时也打开了学科更新的开阔空间。在这样的一个学科史时刻,自由沉思影像工具的写文化价值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影像工具的起点,学界通常溯源到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胶片电影机以及由他们开启的以现实场景为对象的影片制作。影像工具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胶片电影机时代、录像机时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数字摄录一体机时代(1995年索尼DCR-VX1000面世以来)。其变迁的线索有四大特点,即声音与影像记录一体化、轻便化、廉价化、操作简单化。

  胶片电影机诞生不久,即被当作记录工具应用于人类学田野考察,譬如1898年、1900年英国学者远赴澳洲的考察。意味深长的是,学界公认罗伯特·佛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为第一部电影人类学作品,而佛拉哈迪本人并非学院人士。可以说,《北方的纳努克》预言了电影人类学将成为一门有别于文字人类学的学问,它不局限于普遍性概念思辨的学院场域,而是向所有有志于长时段置身异乡探索人与人相处之道的人敞开的。

  电影人类学作品的基本要素包括影像、声音、语言(对白、独白、旁白等)、字幕文字。其中,影像与声音具有人类普遍性;语言与字幕具有文化特殊性,受系统性约束。言为心声,语言与文字表达的主观性不言而喻。同样,影像与声音的记录与表达也并非纯粹客观性,它涉及主观性、对象和工具。面对同一对象、使用同一工具,不同的人会有或同或异的音像记录与表达;面对同一对象、使用同一工具,同一人也可能作不同的音像记录与表达。抛开工具因素,电影人类学作品是主观性与客观性、呈现与再现的统一。在实践中,工具因素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使用工具的能力对作品制作有重要影响。苏联电影人吉加·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1929)即对“电影眼”超越肉眼视觉的可能性作了重要的探索。根据作者使用工具的能力和选择的呈现方式,笔者将作为人类学研究重要表达工具的电影做了以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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