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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客观性、主观性与反身性
2016年11月21日 11:58 来源:《思想战线》 作者:马腾嶽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追求更合理的民族志方法论与知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努力的目标,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于1988年发表《论民族志权威》一文,提出既有的各种民族志理论无法摆脱作者个人主观性,主张应倡导一种更为多声与众声喧哗型的新民族志。一、楔子2014年 6月,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发表了《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以下称《当代》)一文,①对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论民族志权威》(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②(以下称《权威》)一文中的诸观点提出了批判。二、蔡华论点蔡华教授《当代》一文的重点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克利福德在《权威》一文中对于各种不同形态民族志权威观点的批判,反对克利福德所批判的民族志无法脱离作者“主观性(subjectivity)”的看法.

关键词:民族志;克利福德;客观性;研究;方法论;James;Clifford;蔡华教授;学者;实证主义;质疑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追求更合理的民族志方法论与知识论,是西方人类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持续努力的目标,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于1988年发表《论民族志权威》一文,提出既有的各种民族志理论无法摆脱作者个人主观性,主张应倡导一种更为多声与众声喧哗型的新民族志。2014年,北京大学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为文,从客观论立场撰文对克利福德的观点进行批评。然笔者主张,对于当代社会科学而言,对科学的理解不应再框限于实证主义对于客观性的要求,而应包容对不同形态的知识追求。从单声走向多声民族志,展现后现代研究者面对不同形态知识表现出的更大的反身性、包容与谦卑。

  关 键 词:詹姆士·克利福德/蔡华/客观性/主观性/反身性

  作者简介:马腾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大学特聘教授(云南 昆明 650091)。

    

  一、楔子

  2014年6月,北京大学蔡华教授发表了《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以下称《当代》)一文,①对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论民族志权威》(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②(以下称《权威》)一文中的诸观点提出了批判。

  在蔡华教授文章付梓刊印前数日,笔者因参会与蔡华教授相遇于鄂西恩施的湖北民族学院,聆听蔡教授于会议发表该文章的观点。在蔡教授发表后的数天会议期间,我们围绕着他的文章进行了多次人类学理论的讨论与争辩。蔡教授坚持民族志存在客观性,为一“科学活动”;而我则支持克利福德的后现代人类学立场,尊重多声与主观性。最终,我们同意各自把民族志方法论的不同观点,化为文本,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刊载出来。相信这种理论立场上的争议,对于深化与开拓中文民族志研究是有益且重要的。通过学术争论(academic debate)来深化理论是西方学术界的常态,但中国人类学界缺乏不同理论学者对理论进行学术争论的传统,从而无法通过争论对话来开拓与深化理论的差异与特点,并把这些成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志研究与人类学知识的创造上。这个机缘与想法是本文诞生的楔子。

  在进行争辩之前,笔者先说明自身的理论观点。在理论态度上,我倾向于支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反对把民族志功能定位在追求实证人类社会的规律,否认把社会视为客观自存事物,反对人类学者对于社会的研究具有绝对客观性的宣称,而应尊重研究过程中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不同主体的不同声音。我支持民族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人类社会多元性的理解,以及理解个别社会与人群如何创造生活中的意义,并在各种意义中生活。当代的民族志研究,不能忽视来自地方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影响。人类学者进行研究时,无法抹拭自身的存在,不同的人类学者具有不同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③而其位置性会作用于研究者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志成果,故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或主观性(subjectivity)均无法消除。同时,古典民族志作品中被研究者被消音,由研究者代替发言的那种“单声”民族志作品,已经不符合当代民族志的潮流。在我看来,在后现代主义下,人类学者把自身的主体性,通过反思与反身性,书写入民族志作品中,而与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共同呈现于民族志作品中,不论在研究伦理与书写策略上,都是必要的。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精神是尊重多元与差异。我尊重蔡华教授的理论选择与学术观点,但认为有必要把他对于克利福德批评的观点再作厘清,同时梳理出双方论点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异。通过这种双重性的争论,把在现代主义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在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主观性,两种不同理论取径的差异性突显出来。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真假良窳之辩,而是厘清脉络、突显不同理论范式的差异,对于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特色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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