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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中的技术人类学
2016年11月23日 12:03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王皓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技术人类学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微观技术人类学以物质文化研究为基础,宏观技术人类学则关注技术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当前的技术人类学研究存在着学科建制不健全、研究范式不完善和个案研究不足三大问题。一、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1.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技术人类学研究人类学自初创之时,就表现出了对技术的关注。2.技术人类学研究的转折到了20世纪80年代,技术人类学当时的境况是:并未形成统一的基础理论,微观与宏观两种研究旨趣各行其是,专门从事技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四、技术人类学的发展方向技术人类学作为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自然地存在着学科建制尚未完善、研究范式未能确立、研究案例不够丰富等问题。

关键词:技术人类学;学科;人类学研究;技术系统;普法;技术哲学;学者;芬伯格;科学技术;微观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技术人类学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微观技术人类学以物质文化研究为基础,宏观技术人类学则关注技术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技术人类学兴起的标志是莱蒙里尔和普法芬伯格对这两种理解进行总结,提出以社会技术系统为核心的技术人类学。传统人类学危机、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和技术人类学的参与者视角是技术人类学得以兴起的四大原因。当前的技术人类学研究存在着学科建制不健全、研究范式不完善和个案研究不足三大问题。

  关 键 词:技术/技术人类学/社会技术系统

  作者简介:王皓,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王皓(1988- ),男,湖北京山人,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技术哲学与技术人类学研究。

 

  技术哲学界对人类学的关注早已有之。盖伦(Arnold Gehlen)在《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中,就曾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近代化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心理问题作出了探讨[1]。早在1978年,萨格斯(Hans Sachsse)就提出了“技术人类学”这一概念[2],而戈菲(Jean-Yves Goffi)更是将技术人类学的思想源流追溯到柏拉图,并对技术人类学中的连续性论和中断性论作了区分[3]。

  技术人类学可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微观技术人类学,是对技术进行考古学、人种志的研究,相当于研究技术人工物的人类学。宏观技术人类学,则是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更侧重于研究技术活动的人类学。这两种研究旨趣的差异,使得早期技术人类学难以成为学界主流。直到20世纪80年代,莱蒙里尔(Pierre Lemonnier)和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将两种旨趣统一,技术人类学才得以快速发展。所以梳理技术人类学的学科历程,当以此二人为转折点。

  一、国外技术人类学研究

  1.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技术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自初创之时,就表现出了对技术的关注。最早的人类学者们,将技术作为标志物进行研究。如人类学先驱泰勒(Edward B.Tylor)在其著作《人类学》中,用了四个章节的篇幅,分别从工具的发展、维持生存和进行防卫的技术、居住的技术、烹饪和贸易技术等方面对技术进行人类学的研究[4]。

  历史特殊论学派的研究者们,如博厄斯(Franz Boas)、克罗伯(Alfred L.Kroeber)等人,则热衷于对文化遗物的研究。他们对博物馆中保存的技术物进行调查报告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早期人类学者们考察技术时常用的方法。

  新进化论者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人类由原始到达文明的推动力是技术的积累和进步,并将能量的获取作为进化的标志,给出了E×T→C的公式。怀特虽然指出了技术对文化发展起到的决定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则未有涉及,所以其研究依然是属于微观技术人类学。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宏观技术人类学研究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莫斯在《身体技术》一书中,强调了技术中蕴涵着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意味着技术并不是独立于人的生物、心理、社会等维度而存在,而是与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总体的人。因此,人类各种看似自然的行为其实是高度社会化的,而涉及到工具的更复杂的技术行为更是社会化的产物。

  法国学者勒儒瓦-高汉(A.Leroi-Gourhan)对技术的探讨则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他主张,不同种族中,技术带来的差别超过了人种和宗教带来的差别,所以人类的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技术。他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相互隔绝、不存在文化影响的太平洋岛屿部落,使用着相同的工具。因此,这些部落的技术发展应该存在着相同的趋势,这种普遍性的趋势被其称为技术趋势。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操作链的概念。通过对操作链概念的阐释,勒儒瓦-高汉认为“技术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其中,他强调了人体作为意念、力量、象征及行动的一种表达与来源的重要性。制造东西的行为比终极产品更能雄辩地表达和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5]。

  20世纪60年代起,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出现,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拉图尔(Bruno Latour)。拉图尔将美国加州萨尔克研究所作为田野点,以人类学者的视角对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了近两年的考察。通过关于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技术活动过程的个案研究,他指出科学的事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科学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6]。

  法国技术史学者的吉尔(Bertrand Gille)提出了技术系统的概念,并以此概念为基础,构建出技术史的理论框架。吉尔将技术的复合体划分为技术结构、技术整体和技术链这三个层次。简单的技术结构到复杂的技术链之间存在着一致性的关联,这种一致性的关联就是构成技术系统的关键。在技术系统的视域下,技术史不再是将技术事件孤立看待,而是将各种技术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7]。然而,吉尔的理论框架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技术系统仅仅是对静态的、限定的、不考虑社会层面的物质文明的总结;少数的对技术系统的社会层面的探讨,则简化为对技术物外形、尺寸等信息的描述,社会活动的作用被搁置于一旁。这些缺陷使得其技术系统理论很难在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建立出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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