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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
2016年12月01日 08:43 来源:《民族研究》 作者:麻国庆 字号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⑧全球化过程中华人文化的生产与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祖籍地、东南亚社会与华人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杜维明提出的“文化中国”概念,是一个历史文化范畴,既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与塑造的历史成果,又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流变过程。①参见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⑧参见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关键词:文化;东南亚;南中国海;研究;网络;区域社会;华南;民族;形成;参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是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关 键 词:海上丝绸之路/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跨区域社会体系

  标题注释:本文为笔者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南亚华人跨国流动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4AZD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081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相当广泛,通俗而言是指以我国为中心,通过海路和陆地中转,与亚、非、欧之间的交通贸易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的跨区域贸易,但从整体上看,尤其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核心意义在于促进了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多重网络关系相伴而生。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工、资源、商品等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这种网络关系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扩展和流动。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共同构筑了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多中心文明体系,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当前,环南中国海区域逐渐进入理论研究与政治经济实践的视野,成为当代国家利益焦点问题凸显的核心场域之一。如何正确理解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进而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在资源与人文价值上的共享,以达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需要从跨国家(trans-state)和跨民族(trans-nation)的视角对区域研究的整体方法论进行探讨。

  正如《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而由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这个体系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发现不同的区域社会。①换言之,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这种交流,包括人和物的流动,本身就暗含着这一区域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而抽取和剥离这个体系中多重文化与社会网络的过程,正是笔者一直强调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体系的历史过程与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空间里各族群活动的结构性特征,便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基础

  在人口、商品、信息快速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前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境,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研究需要重新审视。边民如何跨越国家边界进行不同形式的跨界性活动?其背后所蕴含的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如何?而认识环南中国海区域、山地东南亚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系统,更需要采用整合了区域社会结构、族群历史脉络和文化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观察”的方式来加深理解。以往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对该区域内社区、地区、国家间的类推和比较,从地域空间、文化圈、宗教传播和社会比较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学术创建。强调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社会区域之间的联系性、互动性、整体性,成为这一区域研究的一大特点。

  (一)交错地带与跨国社会领域

  在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的研究中,利奇(Edmund Leach)注意到东南亚北部山地与中国西南的地域联系。正如其书中的描述,从云南到印度的通道在公元一世纪就建立起来。该地掸人最初在河谷定居正是与维持这些贸易要道有关,而克钦人的梯田系统都横穿或靠近几条东西走向的贸易要道。②莱曼(F.K.Lehman)则认为,中国西南(尤其云南)不仅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更是一个交叠地带。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和政治支配关系中,云南许多族群扮演了“文化中间商”的角色。③

  所谓交叠地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区域社会和族群文化被民族国家再定义之后的互动问题。缅甸的克钦族在我国称为景颇族,我国的哈尼族在老挝、泰国与缅甸等国一般被称为阿卡人。这些同属一个民族却归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保持着频繁的跨境交往活动。其二,这片区域既是民族交接的边界地带,又是民族结合的地带。各族人民利用区域中的通道频繁地穿梭往来,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相互交融与叠加。生活在此的人们利用河流、山间平地等通道进行流动、迁徙、贸易来实现区域内物产与资源的共享。

  在对地域关联性的讨论中,尤其要重视区域内“界”与“跨界”的再定义与过程性。“接触区”是刘宏建构“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体系时用来描述“界”的概念。④中国与东南亚因不同族群的跨界活动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而货物、资本、信息依靠已有的网络关系保持着频繁的双向流动,这些互动关系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或使原有的网络向其他文化事项及社会领域进行扩展。从某种层面而言,这些“界”是一种不同群体、文化与社会事项接触、互动、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状态或场域。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化带来的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与传统的区域网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跨界实践的主体在保持各自族群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区域共有的文化特性。由多族群共同构建的文化圈为超越时空限制来理解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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