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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的情感框架与道德语法
2016年12月23日 11:59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作者:刘涛 字号

内容摘要:从原始愤怒到“正义的愤怒”,底层群体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场情感抑制和情感转换工作,前者通过执行道德工作、正义框架、群体认同而实现负性情感的外部归因实践,后者则指向基于图像事件、戏剧表演、互动仪式的情感语境重构实践。二、表演式抗争及其情感框架分析的可能性在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实践中,不同于传统抗争谱系中的“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以死抗争”,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五、情感防御与情感演变的结构框架如果我们对比群体性事件和表演式抗争实践,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底层群体最初的情感构成都是负性情感,然而社会行动的情感结果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负性情感,最终从愤怒走向更大程度的愤怒。

关键词:表演式抗争;阶层;道德;底层群体;抗争实践;语境;情感形态;仪式;戏剧;政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表演式抗争是指通过诉诸某种戏剧化、消费性、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情感不仅携带着明显的资本属性和阶层属性,而且同时发挥着行动要素和行动目标的双重功能,情感抗争因此成为一种亟待重视的抗争机制和分析范式。在情感运作框架中,由于愤怒和焦虑的结合,“正义的愤怒”作为一种合法的情感形态被生产出来。从原始愤怒到“正义的愤怒”,底层群体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场情感抑制和情感转换工作,前者通过执行道德工作、正义框架、群体认同而实现负性情感的外部归因实践,后者则指向基于图像事件、戏剧表演、互动仪式的情感语境重构实践,这一过程整体上勾勒出了表演式抗争的情感运行逻辑及其深层的道德语法。

  关 键 词:情感抗争/表演式抗争/情感资本/情感框架/情感防御/外部归因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14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2JHQ056)

  作者简介: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Email:oliutao@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詹姆斯·贾斯珀(James M.Jasper)最早提出了“反抗的情感”(emotion of protest)这一社会运动命题,并从理论上讨论了社会抗争行动中情感的发生机制。人类的集体行动离不开情感的深层作用,情感深刻地塑造并改写了人们的认知逻辑与社会行动。贾斯珀的研究发现,情感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和功能:第一是发起行动动员(motivation),第二是提供行动目标(goals)①。所谓情感,就是“那些让我们开始关注周围世界的心理体验,要么被世界击败,要么被世界吸引”②。因此,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不能忽视对特定情感形态(如爱、恨、愤怒、自尊、羞愧、悲伤、信任)的激活、招募与生产实践,如此才能在情感意义上把握社会行动的逻辑和语法。在转型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一系列特殊的情感形态(如愤恨、仇富、弱势感、浮云心态、相对剥夺感)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再经由特殊语境的调和与转换,情感已经作为一个生产性的元素深刻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与宏大叙事中。

  从情感视角来研究社会抗争实践中的情感生成机制与道德运行法则,这是情感社会学(sociology of emotion)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在《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尝试从社会文化层面解释群体情感发生的社会学原理,认为情感行为并非简单的心智反应或认知调适过程,而是群体性的,是社会性的,是结构性的,并且深刻地“嵌套在社会背景中”③。其实,一个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离不开一系列社会力量。特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推动社会运作的力量形态进行分析,指出情感因素是一种微观力量,其功能就是“推动人际互动的形成和运作”④。因此,情感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一种构成成分,同时也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源泉参与社会进程与分层系统的生产实践。由于情感构成和情感行为的社会基础,将情感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视野探讨情感的生成、互动与社会影响机制,便构成了情感社会学的主体研究内容。所谓情感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情感系统良性运行以及与其他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学科”⑤。情感社会学具有三方面的内涵:第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情感现象;第二是将个体置于社会系统中研究情感的社会属性;第三是情感的性质、特征、关系、结构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从情感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抗争实践,相关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情感对社会抗争的动员过程和影响机制,如乔纳森·特纳关于情感与社会变革的研究⑥,詹姆斯·贾斯珀关于情感与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s)的研究⑦,托马斯·雪夫(Thomas J.Scheff)关于情感与社会结构的研究⑧,查尔斯·库里(Charles H.Cooley)关于情感与社会秩序的研究⑨,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关于情感与行动方式的研究⑩,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关于情感与政治动员的研究(11),吉斯·范-登-博斯(Kees van den Bos)关于情感与行动框架的研究(12),罗伯特·辛克莱(Robert C.Sinclair)和梅尔文·马克(Melvin M.Mark)关于情感与社会劝服的研究(13)……将情感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对象,探讨情感在社会抗争行为中的生成、转化、调适和生产机制,这构成了情感社会学非常重要的研究命题。相关成果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研究思路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现实的。

  本文聚焦于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 resistance)这一崭新的抗争行为和实践形态,将其置于情感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野中,从而对“情感抗争”(emotional resistance)进行必要的学术表述和理论探讨。之所以提出“情感抗争”这一理论命题,根本上是因为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情感不仅意味着社会抗争的媒介与工具,同时意味着社会抗争的产物和果实,即情感同时发挥着行动要素和行动目标的双重角色和功能:一方面,情感是社会抗争中的一种动力要素。情感绝非理性的对立物,而是作为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形态参与了社会抗争的表演叙事。不同的情感形态所暗含的抗争力量和策略是不同的,诉诸何种抗争方案,征用何种表演形式,不能不考虑对特定情感形态的激活与生产。另一方面,情感也是社会抗争实施的行动目标。表演式抗争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情感的抗争”,情感动员构成了公众参与和话语生产的主体诉求。底层群体之所以采取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表演方式,根本上是为了制造一幕幕或悲情、或戏谑、或讽刺的“图像事件”(image events)(14),进而通过图像化的感性方式作用于公众的情感认同,其目的就是将自身的诉求合法化。可见,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底层群体不仅诉诸情感,同时生产情感,而且还有意识地运作情感。这方面的抗争事实已经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并且引起了学界的大量关注。例如,华人学者杨国斌关注中国网络社会的情感动员实践,并提出了情感动员的两种抗争观念——悲情和戏谑。就转型时期公共议题的构造机制而言,“不同类型的网络事件虽然情感效果不同,但生成的过程,都依赖于情感动员,都基于某些被伤害的情感和‘道德语法’,有其情感逻辑”(15)。当越来越多的底层抗争实践诉诸情感动员,并且有意强调对某种“反抗的情感”的激活与生产,本文提出了“情感抗争”这一亟待重视的社会抗争机制和分析范式,旨在探讨社会底层政治实践中情感运作的框架系统和语法体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情感抗争”并非一种独立的抗争形式或抗争观念,而是我们借以探究表演式抗争机制的一种研究进路和分析范式,即强调从情感运作的视角来把握表演式抗争的内在动员机制与道德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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