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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现代国家的特质与实现
2019年12月20日 09:35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9年第2期 作者:杨利敏 字号
关键词:现代国家/支配社会学/官僚制/家产制

内容摘要:

关键词:现代国家/支配社会学/官僚制/家产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韦伯对现代国家的阐释与整个支配社会学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只有在支配社会学的脉络中才能彻底厘清韦伯理论中现代国家的特质和内涵。韦伯所强调的现代国家是实现对法强制的垄断的公共团体。支配社会学表明,在大规模国家中,除了法制型理性官僚制之外的其他支配形态均无法实现现代国家。通过对家产官僚制和法制型理性官僚制内在机理和效果的对比,可以辨明法制型理性官僚制是如何实现现代国家的。

  关 键 词:现代国家/支配社会学/官僚制/家产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检察委员会体制与机制研究”(17BFX002)

  作者简介:杨利敏,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488)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可以理解为建设现代国家。因此,对于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入理解和廓清,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西方社会理论中,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做了经典的阐述。当代社会理论家对于现代国家的讨论多是在韦伯现代国家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扩展或修正来展开自身的理论框架。鉴于此,韦伯对现代国家的阐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它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现代国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力图从厘清韦伯对现代国家的阐述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入手,从整个支配社会学中阐释韦伯对现代国家的观察,探究韦伯理论中现代国家真正的特质和构造,以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一、韦伯理论中现代国家的定义和特征

  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给出了对“国家”的定义:“一种政治性‘经营机构’如果而且唯有当此机构的管理干部成功地宣称:其对于为了施行秩序而使用暴力的‘正当性’有独占的权利,则称之为‘国家’。”①吉登斯指出,这一定义事实上是一个仅适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②韦伯对此直言不讳:“由于‘国家’的概念只在现代才达到完全的发展,因此最好对它下个配合于现代类型的定义。”③

  在这一定义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韦伯强调现代国家能够成功垄断对合法暴力的使用权。韦伯认为组织的“政治性特点”,唯有从其特有的“手段”即使用暴力的角度来考虑④,因此,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即意味着剥离地域范围内所有其他组织的政治性特征,使国家成为在领土范围内能够以自主的合法暴力作为最后保障手段推行自身秩序的唯一性组织,从而使得这套秩序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并直接及于每个个体成员。然而,如何正确地理解韦伯现代国家定义中的“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权”,对于理解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阐述至关重要。

  田耕认为,韦伯关于现代国家的学说存在明线和暗线,明线是对现代国家的正面阐释,暗线是现代国家在支配社会学中的理论位置,但这两条线索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因为韦伯在对现代国家的阐释中强调对“正当性暴力”的独占,侧重点在于“暴力”,而在支配社会学中,讲的是暴力的反面,即以“正当性”为基础的政治。⑤认为韦伯的现代国家定义中强调的是对暴力本身的垄断,这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如果对韦伯的现代国家定义详加推敲,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作为法学家出身的社会理论家,韦伯非常清楚,暴力本身是无法垄断的,能够垄断的是对暴力行使的合法性的主张,即暴力行使的合法权利。在对现代国家的定义中,韦伯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一点。而垄断暴力行使的合法权利的方法是将自身之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暴力的使用界定为“非法”,并对此予以排除。

  同时,韦伯所称的“暴力”也远不止于军队和警察之类的直接暴力工具。如果仅指军队、警察等直接暴力工具,那么,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等垄断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的帝国早已成为现代国家,但这并非韦伯的看法,否则,韦伯就不会一再强调“‘国家’的概念只在现代才达到完全的发展”。韦伯写道:“‘客观保障的法律’意味着一个‘强制机构’的存在’;换言之,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人随时准备使用强制手段,这些强制手段(法强制)是为了维持秩序而特别提供给他们的”,“今天国家已垄断了以暴力来执行法强制的权力”。⑥易言之,对于韦伯而言,现代国家垄断的不仅是集中化的暴力工具,更是“以暴力来执行法强制的权力”,即赖以支持国家整体法秩序的弥散化、日常化的合法暴力的行使权利。正因如此,这没有在任何一个垄断军队和警察的古代帝国中实现过,而是唯有现代国家才达到的。

  看清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行使权”指的是垄断在地域范围内推行统一秩序所需要的合法权利,田耕所提出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合理的化解,韦伯对现代国家的正面阐释与其在支配社会学中所强调的以“正当性”为基础的政治并不冲突,而是相互呼应。

  韦伯指出:“现代国家的形式特征主要是:它拥有一个行政管理和法律的秩序,由立法程序可予以改变,管理干部的组织行动在经营运作时——这亦通过明文规定来控制——即以此秩序为依归。”⑦这段对现代国家的正面描述很容易对应到支配社会学中的法制型支配,尤其是法制性支配中作为纯粹类型的理性官僚制。当代的社会理论家往往天然将法制型理性官僚制作为现代国家的特征⑧,然而,却鲜有人给出解释和论证,在现代国家的形式特征——法制型理性官僚制与“垄断合法暴力行使权”这一根本特征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内在关联以及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就无法将整个支配社会学与韦伯的现代国家定义真正融贯起来,并从中获得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给我们的最大教益。

作者简介

姓名:杨利敏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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