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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两个尺度 ——麦克斯-尼夫“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述评与扩展
2020年04月13日 11:21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9年第4期 作者:王宁 字号
关键词:发展/以人为尺度/以正义为尺度/麦克斯-尼夫/需要

内容摘要:

关键词:发展/以人为尺度/以正义为尺度/麦克斯-尼夫/需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增长优先”(经济增长优先,延缓、弱化或压抑其他领域的发展)的发展路径。围绕“增长优先”的发展路径和“同步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同步、协调发展)的路径问题,学者们展开了争辩。在这一争论中,麦克斯-尼夫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因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案而独树一帜。本文对他的这一理论进行了述评,并揭示了该理论的局限性。文章认为,要克服“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的局限,必须同时提出“以正义为尺度的发展”。“以正义为尺度的发展”不是对“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的替代,而是对它的补充。

  关 键 词:发展/以人为尺度/以正义为尺度/麦克斯-尼夫/需要

  作者简介: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选择:是先用国家强力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延缓、弱化或抑制其他方面的发展,等到经济增长到发达的水平,再来发展其他方面,还是一开始就同时兼顾各方面的发展?从理论和政策实践上肯定前一个选择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对这一发展路径的表述,被称为“李命题”①。从理论上肯定后一个路径的选择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森。在某种意义上,森的理论是对“增长优先”的发展路径进行反思的结果。在他看来,发展不能仅仅限定在经济增长这一层面,而是要从更广的角度把发展看作是人的自由和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和能力是多维度的,这些维度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必须协调发展。②如果说,李光耀倡导的发展路径可叫做“增长优先”模式,那么,森所倡导的发展路径是“同步发展”模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

  事实上,这一“增长优先”与“同步发展”之辩不限于李和森两人之间。它所涉及的议题早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不论是在“李-森之辩”之前,还是这之后,学术界在这个议题上的分歧就一直存在。争论的结果,依然是双方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不过,智利经济学家麦克斯-尼夫(Max-Neef)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第三条路径的存在。这一路径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对“增长优先”和“同步发展”路径进行综合。麦克斯-尼夫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以人为尺度的发展”(the human-scale development)。本文的目的,就是对麦克斯-尼夫的理论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展。本文所论述的麦克斯-尼夫的发展理论,依据的是他的专著《以人为尺度的发展》③及学术论文④。

  一、麦克斯-尼夫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述评

  要回答究竟是“增长优先”还是“同步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发展模式所适用的条件的问题。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讨论起,即:发展的目的是什么。麦克斯-尼夫认为,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need)。因此,要采纳何种发展模式,就必须看哪一种发展模式更能有效地满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有效的满足,成为衡量发展模式是否恰当的尺度。“以人为尺度的发展”就是要去满足人的需要。⑤然而,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

  (一)“需要”与“满足物”的区分

  麦克斯-尼夫认为,“以人为尺度的发展”⑥理论的主旨有三个:第一,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物的需要。相应地,发展必须协调人与环境、人与技术、个人与社会、顶层计划与地方自主、市民社会与国家等方面的关系。第二,发展必须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第三,发展必须依靠人民大众,因此需要走一条参与式发展道路,让人民大众参与到发展中来,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简要地说,“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的三个支柱是“人的需要”(human needs)、“自立”(self-reliance)和“有机联系”(organic articulations)。⑦其中,人的需要是最重要的。⑧既然发展中国家要选择发展模式,那么,如何确定某种发展模式比另外一种更好?在传统的范式中,我们往往用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物的增长的量化指标。但是,麦克斯-尼夫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的发展的质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最大化改进。那么,如何来衡量人的生活质量呢?他认为,生活质量取决于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由此引出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基本需要?

  在过去,人们相信人的需要是无限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的文化、环境或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需要往往是不同的。但是,麦克斯-尼夫认为,这样的观点混淆了“需要”和“满足物”。⑨需要(needs)不同于满足物(satisfiers)。前者指人的匮乏状态(deprivations)以及潜能(potentials),⑩后者指满足需要的各种资源、过程、活动或方式。人的需要的种类是有限的,但满足物却是无限的,并随着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区别不在于人的需要的不同,而在于满足物的差异。(11)尽管需要的种类是有限的,但各种类型的需要之间构成一个相互弥补和相互影响的系统。(12)在麦克斯-尼夫看来,除了生存需要外,其他各种需要在需要系统中是没有等级区分的,而是同步的和互补的。(13)在别的地方,(14)麦克斯-尼夫针对这一观点做了更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上,人的生存需要都具有优先性,这是因为,一旦人不能生存,其他需要的满足也就没有意义了。但是,生存需要的满足是有一个阈限的(threshold)。一旦生存需要的满足达到这个阈限,经济增长在增加人的幸福或福祉上的作用就停滞,甚至下降了。这意味着,人们一旦进入到“后阈限”时代(各种需要的满足都达到了阈限),人的各种需要之间就必须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

  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前,“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具有合理性。但是,一旦经济发展到了特定的“阈限”(即边际经济增长对人的幸福感或福祉的提高趋向于零),“增长优先”模式就失去了合理性。这个时候,发展战略就必须转向森所提倡的各领域“同步发展”模式(15)(“后阈限发展”)。有必要指出的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的某些倡导者似乎也不否认,等经济增长到了发达的水平,就可以启动各领域“全面发展”或“同步发展”模式。这种说法貌似与麦克斯-尼夫的“后阈限发展”观点相似,但其实二者并不相同。麦克斯-尼夫所说的生存需要达到满足的“阈限”标准,远远低于“增长优先”模式倡导者所说的转向“全面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标准(即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客观上具有无限押后“增长优先”模式向“全面发展”模式转型的动机,并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这一转型。

  麦克斯-尼夫用统计数据说明,在生存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的时候,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或福祉的提高形成正相关关系。但是,一旦生存需要的满足达到“阈限”,边际经济增长对幸福感或福祉的进一步提高就没有贡献了。这个时候,幸福感或福祉的提高,不再依赖于生存需要的满足物的进一步发展,而是依赖于其他种类的需要的满足物的同步发展。麦克斯-尼夫认为,人的需要并不能化简为“生存”。除了生存需要,人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需要。在经济增长达到让生存需要的满足越过“阈限”后,人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满足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生存”需要的满足。(16)从这个角度看,深刻理解人的需要的系统性,是评估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的关键所在。

  如何来界定人的需要呢?麦克斯-尼夫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存在性(existential)需要和价值性(axiological)需要。存在性的需要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存在(being)、占有(having)、行动(doing)和互动(interacting)。价值性方面的需要包括九个维度,分别是:生存(subsistence)、安全或保护(protection)、情感(affection)、获知或理解(understanding)、参与(participation)、闲适(idleness)、创造(creation)、认同(identity)、自由(freedom)。把存在性需要的四个维度和价值性需要的九个维度加以交互组合,就形成了三十六种需要。相应地,人们形成了三十六类满足物。(17)在麦克斯-尼夫看来,“需要”和“满足物”的区分,有助于揭示需要满足的复杂过程。需要与满足物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一个满足物可以同时满足不同的需要。例如,母乳喂养(满足物)可以同时满足婴儿的生存需要、保护需要、情感需要和认同需要。(18)反过来,一个需要可以从多个不同的满足物那里得到满足。例如,“保护”(protection)需要可以从医疗、治安、保险和国防等多个满足物那里得到满足。既然“需要”和“满足物”有区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需要”本身来对不同的国家做出区分;可以做出区分的,是不同的国家“如何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或“以何种方式(即:选择何种满足物)来满足人的需要”。不论身处何种文化或社会,人的基本需要都是一样的。差异在于对满足物的质和量的选择。文化所决定的不是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物。文化变迁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放弃旧的满足物,采纳新的或不同的满足物。(19)

  (二)满足物的分类

  麦克斯-尼夫认为,尽管满足物数量很多,为了分析的目的,可以把它们归为五种类型:(1)违背物或摧毁物;(2)伪满足物;(3)妨碍物;(4)单数满足物;(5)协同满足物。

  1.摧毁物。

  在麦克斯-尼夫看来,所谓“违背物”(violators)或“摧毁物”(destroyers),指的是这样一类满足物:表面上它们被用来满足某一给定的需要,但客观上,它们不但最终未能让该需要得到满足,而且还损害了其他各种需要的充分满足。这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物的最好例子是与保护或安全(protection)的需要相联系的一些满足物。例如,军备竞赛表面上是为了满足“保护”的需要,但它既没有带来“保护”需要的满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类型的需要(如:生存、情感、参与等)的满足。再比如,威权主义表面上是为了满足“保护”的需要,但它既没有满足“保护”的需要,同时也损害了情感、获知、参与、创造、认同、自由等需要的满足。(20)

  2.伪满足物。

  麦克斯-尼夫认为,“伪满足物”(pseudo-satisfiers)是那些引起了某种需要的虚假满足感的因素。虽然不像违背物或摧毁物那样具有咄咄逼人的特性,它们有时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让原初所要去满足的需要的满足过程变得无效。这一类满足物的功效往往是通过宣传、广告或其他说服手段所建构出来的。例如,宣称包治百病的药丸貌似可以一时满足“保护”的需要,但患者很快就发现,它并没有治愈的疗效。追求时尚似乎可以满足“认同”的需要,但时尚的变动性让人的认同始终处于漂浮状态。形式民主貌似可以满足人们“参与”的需要,但缺乏实质民主内容的形式民主并没有让人民真正参与。(21)

  3.妨碍物。

  麦克斯-尼夫认为,所谓“妨碍物”(inhibiting satisfiers),指的是这样一类的满足物:因为它们过度满足某一给定的需要,而同时削弱了对其他需要的满足。例如,家长式制度满足了“保护”的需要,但同时妨碍了其他类型的需要(获知、参与、自由、认同)的满足。泰勒式生产让工人获得工资,满足了“生存”的需要,但同时却妨碍了工人的获知、参与、创造、认同、自由等需要的满足。“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满足了学生“获知”的需要,但同时妨碍了他们的参与、创造、认同、自由等需要的满足。商业性的电视节目满足了“休闲”的需要,但同时妨碍了观众的获知、创造和认同等需要的满足。(22)

  4.单数满足物。

  麦克斯-尼夫指出,“单数满足物”(singular satisfiers)指的是那些只能满足某一个特定需要的因素。它与其他需要的满足构成中性的关系,既不妨碍,也不促进其他需要的满足。它只是去满足某个给定的需要,并且在该需要的满足上有效。国家、私有部门、志愿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所提供的援助项目,或对难民提供的食品和住房,大多属于这种单数满足物。与此相类似,保险只是单一地满足“保护”的需要。跟团旅游只是单一地满足游客的“休闲”的需要。(23)

  5.协同满足物。

  在麦克斯-尼夫那里,“协同满足物”(synergic satisfiers)是那些在满足某一给定的需要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满足其他各种需要的因素。例如,母乳喂养不但满足了婴儿的生存需要,而且同时也满足了婴儿的安全、情感和认同的需要。社区支持农业项目不但满足了生存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安全、参与、休闲和认同的需要。教育普及不但满足了人们的获知的需要,而且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在其他方面的需要(保护、参与、创造、认同和自由)。具有教育性质的游戏不但满足了“休闲”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人们的获知和创造的需要。民主的社区组织不但满足了人们“参与”的需要,而且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的保护、情感、休闲、创造、认同、自由等需要。沉思不但满足了“获知”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休闲、创造和认同的需要。(24)

  (三)从线性需要满足模式到协同性需要满足模式

  麦克斯-尼夫把人的各种基本需要看成一个系统。相应地,需要的满足并不遵从线性层级模式。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级,人只有在满足了低层级的需要以后,才去追求更高层级需要的满足。在低层级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们不去追求更高层级的需要的满足。不同于马斯洛,麦克斯-尼夫认为,一方面,在人的需要系统中,没有一个需要会比其他需要更重要;另一方面,不存在一个固定的需要满足的优先顺序(例如,需要B的满足只能待需要A得到满足之后)。(25)同步性、互补性和权衡性是需要系统的满足行为的特征。

  但是,前面说过,麦克斯-尼夫对需要的系统性进行了限定。他认为,如果需要系统中的某一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就会摧毁人的总体福祉。在这种情形下,该需要的满足就具有优先性。以生存的需要为例。如果人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以至于人的正常生存都成问题,那么,生存需要的满足就具有急迫性和优先性。历史上,人们之所以如此强调经济发展,就是因为生存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26)但是,低于阈限的需要具有满足的优先性的情形,并不仅仅限于生存的需要。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如果低于阈限,同样也具有满足的优先性。例如,情感或身份认同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同样会导致人们的自我毁灭的情况(如情感问题导致抑郁症,后者可能导致自杀)。(27)在这种情形下,情感或身份认同需要的满足就具有了优先性。但是,一旦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超越了阈限,那么,人的各种需要就构成了一个相互牵连的系统,其中的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都不比其他需要的满足更重要。相反,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协同和互补的过程。

  如果把发展变成仅仅满足某种并未低于阈限的单一的需要(如生存需要),这种发展模式就会误入歧途。例如,在生存需要的满足已经超越阈限的情况下,依然把发展只是限定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方面,尽管带来人们收入的提高,却并不能同步带来人们幸福感或福祉的提升,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同时,抑制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经验事实也证明,生存需要的满足一旦超越了阈限,边际幸福感(或福祉)的增加不再依赖收入的增长,而依赖于其他各种需要的满足。(28)发展主义之所以在拉美国家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只把发展限定为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只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其他因素的发展,从而忽略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例如,它抑制了人民大众的“参与”“创造”等需要的满足。

  “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就是要用协同性需要满足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线性的需要满足模式,并用这种协同性需要满足模式来重新界定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出发,麦克斯-尼夫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所说的“效率”。这种“效率”只是限定在狭隘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上。如果把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考虑进来,那么,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这种“效率”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因为主流经济学所提倡的传统发展模式过度强调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为此不惜牺牲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而它所强调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也是存疑的,因为在狭隘的“效率”原则下的那种牺牲环境和生态的发展,反过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需要的满足。(29)

  麦克斯-尼夫强调,“以人为尺度的发展”模式并不排斥经济增长的目标,毕竟经济增长可以让人们获得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和服务。但是,与主流的发展方式不同的地方在于,“以人为尺度的发展”模式的目的不仅是要达到某种终点(如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而且要注重发展过程本身。这一过程不但可以满足生存需要,而且也可以同时满足人的其他各种需要。(30)我们不能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就把其他需要的满足无限押后(如同“增长优先”或“发展主义”的发展模式)。换言之,在生存需要的满足超越了阈限之后,人的其他各种基本需要的满足过程必须伴随整个发展过程,必须与生存需要的满足同步。

  (四)评论

  麦克斯-尼夫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为我们解决“增长优先”和“同步发展”的争辩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思路的创新点在于,究竟采取“增长优先”还是“同步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需要系统中任何一种需要的满足是否低于阈限。如果某一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人的总体福祉就会崩溃,那么,该需要的满足就具有优先性。例如,如果我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低于阈限,那么,经济增长(生存需要的满足物)就具有优先性。其他需要(如情感需要或认同需要)的满足如果低于阈限,其满足同样具有优先性。但是,如果各种需要的满足都未低于阈限,那么,各种需要的满足就必须同步和协调一致。在此时,经济增长不再具有优先性。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阈限”如何确定。从生存需要的满足来看,确定阈限的标准在于,如果边际经济增长对幸福感或福祉的进一步提升没有贡献,甚至是反贡献,就意味着生存需要的满足达到阈限。

  麦克斯-尼夫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发展的理想型评价标准和规范性行动指南。他关于“后阈限”时期各种需要的满足必须协同配合、相互弥补和相互促进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的制定特别有启发。(31)他把“需要”和“满足物”加以区分的观点,是“需要”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对各种“满足物”的分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协同满足物”概念的提出,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他的“以人为尺度的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坚持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依据。这一协同发展理论不但对拉美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不过,麦克斯-尼夫的“阈限”观念也有局限。他没有考虑到,人的幸福感或福祉具有相对性。例如,人们的生存需要的满足是否达到“阈限”,不能脱离个人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这意味着,阈限的确立,必须放在个人与他人的比较关系中来考虑。换言之,“阈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人与人的比较,可能会提高生存需要满足的“阈限”标准。

作者简介

姓名:王宁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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