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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表情与社会合作
2020年04月01日 10:29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王道勇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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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石。一般而言,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呈现出社会幸福、社会安逸、社会冷漠、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愤怒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表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变革状态、社会财富配置、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共同影响了社会表情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形成和维持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表情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协商制度体系,还需要培育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

  [关键词]社会表情;社会合作;社会结构;社会心理预期;利益协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20)01-0075-06

  [作者简介]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收稿日期:2019-11-04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与体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ASH005)的阶段性成果。

  正如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个职业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甚至是整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表情。准确判断出特定时期一个社会和其中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表情有助于把握社会结构的律动、了解社会变迁的情感基础,推动形成一个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高水平均衡的社会合作局面。

  一、社会表情的主要理想类型

  从社会个体层面看,情绪(Emotion)是态度的外显形式,是指个体在进行认知、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表达,它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的测量作用。个体的情绪种类很多,《礼记》中记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种基本情绪。{1}心理学家特纳曾经将基本情绪划分为四类,即满意—高兴、厌恶—恐惧、强硬—愤怒和失望—悲伤;埃克曼认为基本情绪有六类,即快乐、惊讶、害怕、悲伤、愤怒和厌恶;普拉特契克则提出存在着八种基本情绪,即接受、惊奇、恐惧、伤感、厌恶、期待、愤怒和愉悦。{2}个体有情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也有其独特的表情。社会学家库利曾指出,“每个时代和国家都多少有些独特的情感方式,正如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独特的思想方式一样”{3}。社会表情是一个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集体情绪的外显形式,是在进行充分的社会认知和作出集体价值判断后所形成的情感表达,因此与变动不居的个体情绪及集体突发性的情绪宣泄不同,社会表情是相对稳定的,一旦形成就会相对稳定,形成一种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共同的情感氛围。

  按社会合作程度由高到低的标准进行划分,可以对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社会表情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

  最为典型的合作型社会表情是社会幸福,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中都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意识。这种表情可以通过一个侧面得到展现,如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年间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婴儿潮”和1950年以后新中国出现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就是社会幸福的一个重要表征。但要科学地判断一个社会及主要社会群体是否幸福需要进行综合性分析。不丹在1972年首次提出并践行“国民幸福总值”这一发展理念,时至今日,无论是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受教育程度还是军事实力,不丹在国际上都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国民主观的幸福感却一直居高不下。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于1973年提出并在此后修正的“幸福悖论”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幸福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正向关系。{4}譬如,相关研究表明,197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在不断下降。{5}2012年以来,联合国以物质生活水平、发展机会和主观评价等方面的一系列综合指标为依据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进行过多次评估和排序。可见,衡量社会群体甚至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既要关注客观指标,更要关注主观认同,唯有两者兼备并且实现良性循环,社会整体才能长期维持在良好的社会合作状态。

  社会幸福这一表情延续一段时期后,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社会表情——社会安逸,即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舒适安闲的。《尔雅·释诂下》: “安,定也。”《说文·辵部》: “逸,失也。”在社会安逸状态之下,社会主要群体的获得感和安全感较强,社会抗争较少,社会整体上处于恬静的状态。农耕时代的小农生活总体上就处于一种低水平循环下的社会安逸状态。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体系后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一段时期内国民的社会安逸表情就较为明显,但这是一种现代社会中处于较高水平的社会安逸状态。社会安逸状态长期存在,最终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甚至是文化模式。总体上,社会安逸感有利于社会合作的形成和延续,但如果不适时进行再动员和再调适,长期而普遍弥漫的社会安逸感可能会衍生出绝对稳定感,这种绝对稳定感的不断沉淀就有可能会引发社会安乐感和价值沦丧感,进而侵蚀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动力。

  与社会安逸相对立的社会表情是社会焦虑,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焦躁不安的。在现代性不断拓展的过程中,焦虑一直相伴而行。齐美尔围绕现代性特质与时尚等主题,最早研究了作为一种“现代性体验”的大都市市民的社会焦虑问题。{6}当代社会中,社会焦虑普遍存在。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中,轻度社会焦虑的长期存在将发挥催人奋进、激发社会创新的功能,使整个社会具有强大的上行动能,有利于形成社会合作的氛围。而重度社会焦虑则可能会引发其他负向的社会反应。弗罗姆认为,资本主义自由使人变成孤立的个体,产生了焦虑,也失去了安全感。{7} 默顿则认为,社会文化所建构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获得的手段之间严重失衡后就会造成“社会结构紧张”{8},而结构层面存在的压力最后会导致斯梅尔塞所说的非理性理念,如由剥夺感和压迫感所引发的结构性怨恨等{9},因此严重的社会焦虑明显不利于社会合作局面的形成和维持{10}。

  现实中还可能会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合作型社会表情——社会冷漠,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处于一个漠不关心的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表情,社会冷漠的特征比较明显。从心理上看,处于冷漠状态的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感较低;从行为上看,这些社会群体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的被动性沉默状态,即使偶有怨气外露,也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足够重视;从互动上看,这些社会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隐性的撕裂,内心中的“我群”“他群”感明显,但表面上仍是合作的状态,撕裂主要沉淀在社会心理层面。譬如,米尔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新中产阶层由于感觉到“和我们生死攸关的决策却是背着我们作出的”,因此“对政治漠不关心”必然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心理现象。{11}普特南认为,20世纪后期美国国民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等不断下降,说明社会资本不断下降,出现了“独自打保龄球”的社会冷漠现象。{12}近年来,日本社会中出现的以“选择不拥有”等为标志的“低欲望社会”现象{13}等,也或多或少表明一些社会群体采取的是社会冷漠的态度和行动。

  最为典型的不合作型社会表情是社会愤怒,即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表情是异常愤怒的。一个社会及其中的主要社会群体若长期处于重度社会焦虑或社会冷漠状态,在一定的诱导机制的作用下,就有可能演化成社会愤怒。有些社会愤怒是以各种“社会不合作”行动表达的,如甘地在印度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以非暴力的软抵制为主的。但更多的社会愤怒是以暴烈的行动表达出来并形成持续性的激烈的社会冲突的。譬如,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开始,西方国家中黑人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等反抗主流社会的行动此起彼伏,青年及一些社会主要群体处于社会愤怒状态。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欧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滞缓,中产阶层日益下层化,仅2011年一年就出现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希腊债务危机大骚乱、西班牙马德里的“愤怒大游行”和英国伦敦大骚乱等社会冲突事件,2018年法国巴黎出现了持续长达半年之久的“黄马甲”运动,这些都表明在这些时期西方国家的社会主要群体的社会表情是以社会愤怒状态为主的。

  二、影响社会表情变化的社会结构因素

  特定社会表情的形成和变化是各种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需要对个体—整体因素、客观—主观因素等进行综合分析。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视角出发,可以识别出影响一个社会及其主要群体的社会表情变化的主要因素。

  从社会变迁性质看,社会变革状态包括一个社会是否处于变革的状态以及变革的基本性质是影响社会表情变化的社会环境性因素。变革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一般而言,在没有推行社会变革的凝滞型社会中,社会安逸的表情会长期存在,但随着经济社会等结构性因素的变迁,整个社会和其中的社会主要群体最终可能会呈现出社会焦虑甚至是社会愤怒的表情。在一个名改而实不改的变革型社会中,一旦主要社会群体对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丧失信心,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冷漠甚至是社会愤怒状态。在一个推进全面彻底改革的变革型社会中,变革是以增量改革为主还是以存量改革为主,对社会表情的影响也迥然相异。如果主要是进行增量改革,表明这种变革没有触动现有利益结构及其制度体系,主要是通过在新领域创造增量来实现社会总福祉的最大化。由于增量改革没有进行存量调整,没有直接的利益受损群体,因此变革的阻力相对较少,一些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表情是幸福的或者是安逸的。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这种皆大欢喜型的增量改革状态,必须通过存量改革来推动增量改革,否则这种幸福或安逸的社会表情就难以长期维持。但如果主要是进行存量改革,就表明这种变革是通过打破利益固化、推进利益协商、进行利益让渡以及实施利益置换等方式对现有的存量利益进行再配置,从而使社会总福祉持续增加。在存量改革中,由于被改革群体要承担各种改革风险、付出各种改革成本,因此短期内被改革群体的社会表情可能是焦虑的,甚至是愤怒的,而一旦改革的长期正向效应显现出来,社会整体上就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幸福状态。

  从社会财富结构看,社会财富配置包括客观配置状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评价是社会表情形成和维持的当期直接的决定性因素。财富增长及其配置结果会直接影响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表情。一般以为,财富增长对社会表情的作用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在快速发展的初期,财富总量增长会使各社会群体的幸福感快速提升,而一旦发展水平越过拐点如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幸福感与财富总量增长就不存在直接相关,即中等收入水平仅是社会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14}随着发展水平继续提升,各种社会比较如对收入不平等的认可度等,对社会表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15}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和向上流动导致了一种‘不安分的心理状态’的产生”{16}。这种“不安分的心理状态”表现形式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财富配置差距扩大局面持续一段时间后,国民对社会财富配置问题的关注就会从关注“扩大程度”转向关注“差距内涵”的变化。国民开始关注这种差距是绝对量的差距还是相对比例的差距,是三五年的短期差距还是三五十年的长期差距,是控制在收入层面的收入差距还是转移到房产和金融资产层面的财富差距,是社会纵向流动畅通的流量差距还是财富分配格局已经定型的沉淀差距,是控制在一代人以内的代内差距还是已经进行代际传递的代际差距。这些差距中如果维持在前一类差距上,则社会幸福和社会安逸等社会合作型的社会表情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演化为后一类差距,社会表情就会向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和社会愤怒等不合作型演化。

  从社会心理结构看,社会发展预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是影响社会表情形成和维系的远期的社会心理因素。恩格斯曾指出,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17} 总体上看,理性的社会发展预期带来的是社会合作状态,而社会发展预期过低或过高都将导致不合作型社会表情的出现。在社会发展预期过低的社会群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现实利益被剥夺的绝对利益受损群体,因为发展使这类社会群体的现有的既得利益立即丧失,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当期的替代性利益补偿,而且认为在可预期的未来也不会得到任何置换性收益,因此必然更多呈现出社会焦虑或社会愤怒等社会表情。另外,还要关注社会发展预期过高对社会表情带来的负面冲击。譬如,连续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可能客观上会让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形成一种“只涨不跌”的心理预期,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和倒退状态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且还会对“涨”自身也有一个“一定会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心理预期{18},非理性地认为持续发展、高速发展是一种社会常态,而中速发展或缓慢发展都是非常态的现象。一旦过于理想的发展预期与过于骨感的社会现实相碰撞,这些社会群体的心理将很难进行快速调适,也就很难呈现出理性的社会表情。

  从社会控制结构看,社会调控能力包括意识形态引领能力和社会秩序管控能力的强弱是影响社会表情变化的主要制度性因素。帕森斯认为,“共同情感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建构性力量”{19}。社会表情根植于社会中,但它也具有独立性,积极的社会表情能够激发创造美好未来的激情,消极的社会表情则是摧毁社会共同体的魔鬼。迈耶尔·N.扎尔德认为,“不满情绪或剥夺并不能自动或轻易地转化成社会运动,尤其是高风险的社会运动”{20}。这是因为群体成员的不满情绪和愤怒,可能只是个人不满情绪的松散集合{21},只有形成集体愤怒后,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动员。因此,一个国家和社会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所形成的社会调控能力如何就至关重要。在社会调控能力中,有作为软控制的意识形态引导能力,也有作为硬控制的社会秩序维护能力。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引领力而社会稳定的调节能力也差必然会导致一些社会群体无法正确认知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而作出错误的社会判断,使其社会表情与客观现实之间形成错位。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异常强大但缺乏吸引力,强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也很强大,则短期内可能会营造出一团和气的社会表象,但一些社会群体的负面情绪无法正常呈现,就会在社会心理层面不断郁积,最终可能会以异常激烈的形式爆发。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应当拥有的社会调控能力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强势而富有感染力,多元亚文化共生共荣和并存发展;同时,社会秩序的硬控制手段多元化并富有弹性,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合作型的社会表情。从发展趋势看,由于网络交往实践作为信息化时代新型社会实践对人们思想观念具有决定作用,能否通过制度创新来有效融合意识形态引领力和各种强制能力,对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有效干预{22},对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表情变化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三、引导形成社会合作型的社会表情

  社会表情是一个社会的晴雨表,良好的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心理基石。因此,面向未来,我国应当积极思谋,在社会中引导形成并长期维持社会幸福等社会合作型的社会表情,从而为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新时代的总任务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方面,以完善的利益配置体系引导形成社会合作型社会表情。从理论上看,形成完善而公正的利益配置体系主要是从社会变革状态和社会财富配置等方面着力,对社会表情进行积极的引导。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的利益配置体系主要有两大类型,即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体系和政府引导下的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协商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这两大利益配置体系的健全程度各不相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由党和政府直接主导的各类现代利益协调体系。譬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通过推进教育公平、倡导就业优先,形成了较为公平的利益初步分配制度;通过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发展慈善事业等第二、三次分配,形成了较为公正的利益调节制度;通过完善各类人民民主制度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包括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及进行信访制度改革等,形成了较为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制度;通过创新社会治理理念、体制和方式、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等,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利益冲突应对机制。强大的现代利益协调体系保证了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表情一直是积极向上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触动利益的存量改革日益增多,加之整个社会的财富配置格局依然不尽合理,社会中产化和实现共同富裕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要积极预防在一些主要社会群体中出现重度社会焦虑蔓延,甚至出现社会冷漠、社会愤怒等负向社会表情。这就需要在现有的利益协调体系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党和政府引导下的平等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协商体系。

  英国思想家密尔认为,“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一个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忽视”{23}。也就是说,在党和政府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各主要社会群体应当学会通过一定的对话平台进行利益协商,形成利益妥协,实现利益让渡和利益置换,从而实现社会表情动态地趋于积极健康。为此,要对目前仍然处于缺位状态的一些利益协商机制进行建设,可以考虑对诸如异地中高考、中心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流转、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方面的重大利益进行协商制度建设。还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利益协商体系,对于现有的平等主体间的协商对话,如企业主与工人的对话、社区内部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的对话、社会组织参与各类基层社会协商等,重点是要推进制度创新使之形实相符,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协商功能。在进行利益协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和推动妥协方式的内生性发展{24},关注和培育基层群众自发探索出的新生利益协商形式,从而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利益协商模式。

  另一方面,以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引导形成社会合作型社会表情。在社会心理层面进行积极的社会预期引导,主要是从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层面着力,推进社会合作型社会表情的呈现和维系。

  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里就充满了不平等情绪”{25}。因此,要持续不断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预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可以找到改善民生要“引导预期”和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新提法,这表明在全民基本生存问题即将彻底解决的新形势下,既要着力于提高国民客观上的生活质量,更要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主观的幸福感上,防止出现一个社会群体的客观社会地位高但主观自我评价低的奇特社会现象。因此,对于出现不合作型社会表情机率较大的弱势群体,在保证社会底层永不绝望的基础上,要努力促使其进行自我的心理调整。这种心理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要使弱势群体意识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任何利益诉求的满足都只是相对的满足,而非绝对的满足;要意识到利益补偿具有阶段性特征,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对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行相应的调整;要意识到必须通过正式制度与其他群体进行沟通、合作、让步和妥协;还要树立起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命运的意识。对于相对强势群体,也要促使其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即要让该类群体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绝对既得利益群体的长期存在,自身不能成为被改革者、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而要成为改革参与者、成为自愿的利益让渡者,最终必将会成为改革成果的共享者。{26}

  除了从社会群体层面着力调节社会心理预期之外,还要从社会整体入手进行社会调控能力建设。这就需要从思想引导和强力调控两个方面合力推进。具体而言,要着力于防止隐性社会撕裂的出现,如防止在社会下层中出现“仇富”心理的泛化,防止在社会中层中出现“屌丝”心理的蔓延,防止在社会上层中出现“精英”心理的滋长。要有效约束社会激进行动,对于研判后认为可控的社会愤怒状态要积极吸纳进体制内,使之转化为制度创新的强大动力;对于不可控的激进状态如深度的社会焦虑和社会愤怒所带来的长期社会失序状态应当快速而强力地加以应对,并且在善后过程中制定出长期的调适规划,消除社会焦虑和社会愤怒滋生的源头。要态度鲜明地支持社会泛爱取向,积极支持一些社会群体中流行的追求个体自由和展现社会责任的社会行动,如对各地的群众广场舞运动、马拉松运动、环保行动、动物保护运动以及一些健康的极限运动的引导和支持,使这些泛爱行动起到“移情”和“渲染”的作用,让社会幸福感和社会安逸感得到多元表达。还要着力于消除各类社会幻灭思想和行为,对于一些可能导致社会焦虑和社会冷漠的极度幻灭行为,如一些反人类思想、一些放大人性负面性的公共事件,加大思想引领力度使人性和道德得到充分彰显。最后还要继续提高宣扬社会幸福意识的能力,重点是要引导社会主要群体在潜移默化中重新定义自己的“参照群体”。可以考虑的新参照群体之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通过讲好改革故事、人民故事,让国民在历史的纵向对比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另一个新的参照群体是与我国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更为全面地展现他国的经济社会现实,让国民在现实的横向对比中更加理性地感知当代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不断提升自身的相对幸福感。通过以上一些方面的共同努力,可以使幸福意识在整个社会中不断扩散,让幸福成为一个全民性的共同情感氛围,从而最终使社会合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状态。

  注释:

  {1}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02.

  {2}王俊秀.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3}[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一凡、王湲译.人类本性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21.

  {4}Veenhoven,R.. Is happiness relativ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24(1) .

  {5}Easterlin,R.A.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J].Economic Journal,2001,111 (July).

  {6}[德]齐奥尔格·齐美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93、246.

  {7}[美]埃里希·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8}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65.

  {10}吴忠民.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J].河北学刊,2012(1).

  {11}[美]C·赖特·米尔斯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69、391.

  {12}[美]罗伯特·普特南著,刘波译.独自打保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38、51、75.

  {13}[日]大前研一著.低欲望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24-25.

  {14}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

  {15}俞国良.社会转型:国民幸福感的震荡与变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2).

  {16}[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69-179.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18}王道勇.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获得感问题[J].教学与研究,2017(4).

  {19}[美]帕森斯著,张明德等译.社会行动的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495.

  {20}Zald,Mayer N,and Roberta Ash. Social Movement Industrie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mong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J],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Conflicts and Change,1980,3.

  {21}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J].开放时代,2006(1).

  {22}刘少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预期变化与引导[J].光明日报,2017-01-18.

  {23}[美]罗伯特·达尔著,李伯光等译.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0.

  {24}吴忠民.以妥协方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

  {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36.

  {26}王道勇.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让渡与社会合作[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5).

  

作者简介

姓名:王道勇 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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