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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韩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再构成
2013年08月22日 11:06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1年2期第227~234页 作者:金成国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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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章从当代世界面临的社会转型入手,分析了韩国社会发展模式变化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对韩国社会追求的发展模式和市民社会—国家的关系再构成进行探讨,认为作为国家主导型发展论或者发展国家论的替代理论,市民主导型模式将成为韩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模式选择。

  【关 键 词】韩国社会发展模式/国家主导型/市民社会主导型/国家与市民社会EE7221UU8526450 

  【英文标题】The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Korea in 21 Century

  【作者简介】金成国,韩国釜山大学 社会学系,韩国 釜山 612-715

  金成国,韩国釜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韩国釜山大学社会学“釜山庆南地域BK21世纪事业团”负责人,研究方向:市民社会理论、信息社会学、产业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2-0227-08

  一、从福利到安全:转型期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当前世界正处于急剧的变化当中,伴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本身也发生着变化。网络的普及使当前社会处于人与技术、技术与技术相互融通的时代。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冲破了以往的生产关系,雇佣形态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或者说不安定性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竞争体制不顾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依然呈蔓延之势。

  新自由主义能否克服资本主义的不足依然是未知数,但西欧式福利国家的失败已不可否认地成了历史。福利国家的危机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其在理论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没有持续的利润追求就不能形成资本积累和把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在体制内进行统合的政治正当性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会长久存在。

  原来作为社会发展核心价值的福利概念,现在已被更直接的安全的价值所替代。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概念——风险社会,已超越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富人与穷人等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风险社会相对应,安全或安全社会的价值正广泛而迅速地为人们重新认识。特别是安全问题,不仅与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气候异常等全球危机问题纠结在一起,也与核战争等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一样成为全球性的致命问题。如果说福利问题是与社会少数弱者关联的问题,那么,安全问题则是与全人类关联的问题。福利可以通过物质—制度减少其严重性,安全问题则必须诉诸文化心理—政治军事等手段加以解决。福利的失败使人渐渐地陷入痛苦之中,而安全问题的失败则是性命攸关的。

  如果我们把安全问题作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价值或目标,那么,从文明史的角度讲,安全问题就可以看做从过去以西欧为中心的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过程。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依据理性或合理性来强调历史发展的现代文明的结果是“市民”革命与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物质的丰饶、祛魅的价值观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但现代文明也造成了结构性的矛盾,例如现代民主主义的形式化、帝国主义战争、阶级分化以及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差距、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的异化和商品化。因此,随着现代的危机深化,人们对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关心与努力开始增加。

  后现代是对现代的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绝对认知的批判,比起西欧中心的普遍主义,它更强调多样性的特殊主义或真理的相对性的意义。后现代对现代的历史成果,即(暴力的)国家体制和(剥削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出了强烈质疑,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追求后物质主义、超越主义、直观主义、生态主义和新共同体主义等新的理念和价值的时代趋势。

  与后现代相伴的是社会结构更富可变性和非预测性,社会关系也会出现流动性——混成性——重叠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弱化了现代社会提供的普遍主义安定或信念等,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多样性与差异、追求冒险与放浪的游牧主义生活样式登上了社会舞台。同时,后现代社会也面临着现代社会所留下的风险社会的诸多问题,时代也提出了后现代社会要具备处置不确定性、非预测性、突发性和爆发性等因素的安全社会所具有的特征。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1世纪转型期时代背景为前提,对韩国社会追求的发展模式和市民社会—国家的关系再构进行探讨。

  二、韩国社会发展模式概观

  长期以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韩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多有阐述。本文不仅要关注1960年以来韩国社会的不同发展模式,同时也选择性地考察了其与当今发展模式的连贯性以及切实性。然后对比检讨以朴世逸和金萤基为代表的所谓追求韩国社会新理念的新右派及新左派。最后,想介绍一下笔者提出的市民社会主导型分权国家论。历史上,国家主导型发展论和发展国家论之间一直存在争论,但它们仍然是作为韩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理论,而笔者的市民主导型模式却反映了最近抬头的“发展国家论的退潮”①。

  (一)国家主导型的开发独裁时期(1960年至1980年)

  1.1960年代的中产层社会论

  20世纪60年代,是以朴正熙军人政权为主导的国家主导型或者国家命令型的社会发展时代,当时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使韩国完成从落后国家向中等发展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进。因为当时大部分国民基本属于贫困阶层,所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扩大中产层,当时很流行的政策口号是“我们也要过好日子”,“未来的80年代是中上层社会、我的汽车社会”等。

  事实上,伴随着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农民阶层的瓦解和都市劳动阶层的确立,韩国社会初具中产层社会的面貌。其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产层(白领阶层)已成为韩国社会的中心或主导势力。尽管对中产层的性质有保守与进步的争论,由于白领阶层支持反独裁运动并积极地参与社会各项事务,所以社会上对白领阶层也给予了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②

  但是,随着19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神话渐渐褪色,特别是伴随着最近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不景气以及日渐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中产层在未来韩国社会的发展中仅被赋予了表象意义。

  从阶层的角度看,一定比重的中产层才是缓解社会不平等矛盾的缓冲阶层,现在日渐缩小的中产层比重可能预示着未来韩国社会将发生更加严重的阶级对立与矛盾。所以从政策角度上看,如何培育与扩大中产层是当务之急,也是韩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2.1970年代与1980年代的反独裁—民主化论

  1970年代,随着反民主维新体制的确立,与其对应的反独裁势力的斗争阵线得以强化与扩张。当时经济成长虽日见成效,但是与一般国民不同的是,主导社会的知识阶层及大学生却把民主化强调为比经济成长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对通过经济的增长以掩盖兵变政府的独裁体制并使其合理化的集权势力而言,追求民主化的社会势力的登场,无疑对自身的体制构成了威胁,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所以,集权的支配势力,一方面更加强化发展经济的国家目标,另一方面把追求民主化的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规定为敌对势力,进行残酷镇压。尽管最终独裁体制因自身内在的矛盾而瓦解,但独裁势力却利用民主化势力内部的分裂矛盾,一手炮制了光州事件,凭借内乱危机成功地延长了独裁体制。

  进入1980年代,贫富差距扩大、劳动条件恶化、劳资冲突加剧,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显现。与此同时,民主化运动借助更具专门性与组织性的斗争势力成长起来并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劳动阶层也参与到反独裁运动当中,社会主义理念、平等价值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这些都为日后具有左派倾向的政权的登场奠定了基础。由此,在韩国社会形成了所谓工业化势力(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势力(强调反独裁斗争)的主要政治集团,进而民主化势力分化成支持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与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配正义和优先考虑福利国家建设的平等主义者。

  民主化斗争的结果确立了自由民主主义制度,试图使民主主义实践从形式水准提高到务实水准,同时,对自由民主主义局限的批判也逐渐增多。依笔者的判断,威胁韩国民主主义的最具结构性的问题在于,以帝王式总统为最高核心的权力的过分集中。

  (二)国家主导型的国家—市民社会协力期(1990年代以后)

  1.金泳三文民政府时期的市民社会论

  金泳三文民政权的诞生使韩国的社会可以用“市民社会总爆发”来加以形容。市民自由得以体现,市民参与积极,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市民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它们继承和发扬了过去的民主化运动,使韩国的市民运动进入了全盛期,作为韩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市民社会论应运而生。

  市民运动所关注的问题从过去后期民主运动强调的诸如阶级对立、分配正义等传统工业社会问题,进而转入后工业社会所强调的如女性、环境、地域(地方自治和地域共同体)等问题。新社会运动方式代替了旧社会运动方式,新社会运动不再采取以体制变革为权力斗争目标的激进的革命方式,而是采取了非暴力的、渐进的、体制内的、合法的社会运动方式。

  市民社会论对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批评,同时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众所周知,在韩国社会,国家中心主义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从三国时期就形成强大的国家体制的韩国社会,特别是统一新罗以后因为发展了单一国家中央集权主义统治体制,所以,国家的存在意义深受信任。进而因为饱尝日本统治时期的亡国之恨,以及解放后不得不接受国家分裂的现实,对一般国民而言,国家的归属感或期待感,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来说相对较高,也更强烈。

  市民社会论由于强调与国家相对的市民自律空间,对参与民主主义或是直接民主主义的扩张作出了很大贡献。实施地方自治正反映了这一趋势。金大中政权后期开始的全国性的地方分权运动如火如荼,提出了首都圈与地方差距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市民运动、地域运动或是居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民主社会论主张把民主化运动在体制内更加具体地深化,以监督与牵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赋予诸如市民权力的形成、市民参与、分权与分散等政治问题以及经济正义、环境正义和男女平等等新社会价值以重要性,得到了多数国民的积极支持与认同。其结果使贫富差距和地域差距问题被看做国家统合的最优先课题,使国民认识到生态价值、女权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先进目标。

  近来,市民社会因市民运动的政治化与权力集团化而备受责难,显露出其作为国家权力的相对势力的局限。治理或协治的概念已粉墨登场,这就明显地制约了市民社会的主导作用,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为国家殖民化,从而丧失了独立——自律的能力,暴力或犯罪的非市民领域也在增加。

  作为分裂国家的韩国必须要克服结构宿命论,民族的统一问题与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一并为人们所关注。与市民社会论多少有些不同的金大中政权所追求的阳光政策,促进了南北冰冻关系的化解。这种包容性的对北政策,强化了亲北势力与反美势力,也为民族主义的统一势力的集结作出了贡献。统一国家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来说,被传统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所引导,强调国家体制结构的重要性,这与要求国家权力分散的市民社会论充满了冲突。伴随地方自治的强化,还未扎根的草根民主主义与统一国家论的国家主义的复活还有可能联系在一起。

  2.卢武铉参与政府时期的国家均衡发展论

  卢武铉参与政府时期最具象征或代表意义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国家均衡发展论。虽说有出于大选策略层面的考虑,但通过革新同时追求地方化和世界化,建设让全国各地都富裕的社会,现实上成了当时不可回避的紧迫课题。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央集权主义体制的韩国社会,首都圈与地方之间的不均衡是历史的产物,取消它虽非常紧迫但一时也很难找出对策。卢武铉政权试图通过把首都圈行政部门转移到地方这种激进的方法加以解决。其结果非但没有提高首都圈的地域价值,反而使地方相对处于濒死状态。最近随着大首都圈论的提出,使居住在地方的人们处于更加焦躁不安的状态。

  不顾均衡发展论自身是否合适而盲目推进,当然会遇到阻力,结果必然难以实施。究其原因,从长远的角度看,在国家的层面去缓和特定的不平等必须要有政策的连贯性,特别是地域间的不平等,其背景与原因非常复杂,缓解起来非常吃力。世界范围内的情形概莫能外,资本主义竞争体制是贫者越贫、富者益富,这决定了处于劣势的地域很难从竞争中胜出。

  均衡发展论立足于一种分配正义论,需要庞大的国家财政支持,由于韩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其前景也处于不容乐观的状况。特别是与统一相关联,对北的支援与投资的费用将会大幅度增加,财政基础非常脆弱,而且地方财政的自立程度较低,因此对于均衡发展,中央政府将会以下降式的形态加以促进。

  最近,由于高速铁路的开通,忠南圈有迅速纳入首都圈的趋势。有鉴于此,还不如把全国都变成单一的首都圈(用超高速铁路使光州到首尔缩短到1小时,釜山到首尔缩段到1小时10分)。要不然就得制定一个能让地方起死回生的特别对策,或者直接承认所谓的地方均衡发展的目标只不过是一个政治虚构。之所以这样说,在于评价地域间的均衡发展成功与否的指标,不过是将全国分为几个单位,从收入、教育、就业、文化空间等相互进行比较,这种宏观计量指标的虚构性屡屡被加以指责。

  被看做最富裕的或者谁都想去的首尔,也有相当数量的贫民以及生活上需要保护者。如果从与生活质量相关的角度考虑,如上下班时的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高物价、住房价格和高犯罪率等,首尔绝不是有魅力的都市。工业化初期,韩国的农村由于过剩人口无法脱贫,为了分解农民层,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农村也正是在这样的苦痛中得以发展了。如今韩国地方(地方城市和大部分的农村)处于人口减少及经济衰弱的危机中,这就需要谋求新的智慧与方法来应对。

  不平等问题发生在地域、阶层、性别、教育、职业类别、企业规模等领域,这些不平等问题当中最难解决也最复杂的便是地域问题。地域均衡发展的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其原因就在于韩国特有的地域主义投票的倾向。

  (三)21世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治理探索期

  1.先进化理论③

  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为了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摆脱出来从而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做了种种努力,不幸的是遇到了经济危机,经济上长期停滞不前,一些势力否定解放以来韩国社会发展的评价渐渐多起来。批判的主要对象设定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主义政治体制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等。从亲北或者极左派的观点展开议论,把民族自主及统一视为最高政治价值,把分配正义作为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课题,很容易看出其民族主义一社会主义的理念指向性。

  在否定与批判韩国现代史的氛围里,先进化势力逐步形成,他们与统一化势力划清界限,认为韩国社会发展要更加高度关注工业化和民主化;对外高度关注世界化、知识信息化和东北亚秩序可能发生的急剧改变;对内高度关注低出生——老龄化问题、朝韩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能力变弱。为了克服时代变化的挑战,21世纪的国家目标应放在先进化上。先进化应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为了促进先进应剔除五种反先进化思想,即修正主义历史观、结果平等主义、集团主义、反法治主义和大众迎合主义。

  先进化模式揭示了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中很有趣的主张,即国家应指向有德国家、文化大国、精神强国,形成由连带性与补充性支配的自由共同体社会。因此,市民社会比起追求利益集团间的妥协与调和的多元主义价值,偏好通过思索与讨论追求共同体的共和主义价值。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因个人自由的过剩和公共责任的不足而招来失败,其危险性很高。基于此判断,先进化模式强调共同体秩序,以克服自由主义的局限。

  2.可持续的进步论④

  如果说作为韩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先进论,强调社会文化的层面,是构筑在自由主义基础之上,那么可持续的进步论则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地域,维持左派指向的观点。金萤基的可持续的进步论从理念上被看做是韩国的新左派,他以“革新主导的共同成长”为中心展开。韩国社会所需要的新成长体制,是以地方分权、革新(企业革新、地域革新、教育革新、政府革新)、统合(经济统合、社会统合、政治统合、可持续的人力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追求的是高成长与高福利以及低费用与高效率。

  可持续的进步论作为指向参与——连带——生态价值的韩国式的第三条道路,具有以下的政策范式:(1)分权——革新——统合政策的实现;(2)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实现;(3)经济成长与社会统合的追求;(4)革新主导的内生地域发展;(5)国家至上主义与市场万能主义的克服;(6)社会对话与社会妥协的追求;(7)公正的全球化追求。上述政策范式,以内部相互对立要素之间的调和为前提,即公正的市场竞争对垄断大资本的市场支配力与中小资本劣势做必要的调和,社会统合有必要调和经济成长成果的分配过程,为了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公正性,有必要调和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

  因此,可持续的进步论,作为具体的实践方案,要追求五大社会妥协:(1)为了企业支配结构改革,利害关系者间经营参与的大妥协;(2)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协力构筑的大妥协;(3)劳动者(大企业劳动者与中小企业劳动者,正规职业与非正规职业)间的雇佣与工资的大妥协;(4)劳资间劳动市场动态性的大妥协;(5)首都圈与地方间相互发展的大妥协。作为可持续的进步论,它试图寻求动员强制和暴力的开发独裁与股东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间的平衡妥协,为此,以发展联合势力来代替过去的成长势力,以求渐进式的发展。

  把可持续进步论改进到政治学观点的任爀伯⑤ 认为,为了韩国政治的先进化,韩国社会已经转变到了后现代的新游牧社会了,进而主张新游牧民主主义。新游牧民主主义将完成以下社会作用:(1)通过组织的简化达到低费用、高效率的政治;(2)能迅速应答市民要求的速度的政治;(3)能够联系市民与政治代表,市民与市民的网络政治;(4)指向开放的民主主义价值创造的后阶级政治;(5)能够认可复合型—大众型政体的包容政治;(6)能够维持网络安定的可信赖的政治。为了新游牧民主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必须打消冷嘲主义与搭便车的态度,自发地进入到“参与市民”的角色。

  任爀伯的新游牧主义民主主义论提供了一个国家与市民关系的非常直接且有意义的视角,一方面他比较注意后现代社会现象中的有关包容、开放性和沟通等市民社会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国家层面上所要求的共和主义的秩序与信赖。

  3.能动的均衡论⑥

  2005年,纪念光复60周年研究项目提出了能动的均衡论的概念,笔者参与了该课题。当时,笔者就判断作为未来韩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均衡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理论恢复了作为过去韩国社会发展的动态性,也消解了曾经作为问题的不均衡,同时也揭示了能够说明过去、现在和未来连贯性的向心性与象征性。

  社会发展的概念或者价值本身需要有一种模式来说明对立—冲突的特征,无疑能动的均衡能起到最好的作用。笔者以能动的均衡论为出发点,设定了未来韩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先进化,把发展样式理解为分权国家的治理—妥协的均衡。把能动性的源泉理解为政治的参与层面或者市民权力的形成层面,经济领域追求的生活的质量,生态的可持续性的层面,文化层面的新的共同体,即市民社会的能动性是实践新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包括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地域主义、共同体主义、后物质主义和后国家主义等。

  能动的均衡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冲突和矛盾对立的发展价值一同被追求、被实践。历史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如果不维持这样的矛盾紧张,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也就谈不上历史的进步。如果把社会的矛盾限定在封闭空间,就会使不正之风与腐败呈蔓延之势;如果限定在开放的空间,就会在新的矛盾中得以稀释。就像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认识一样,现在也是重新认识发展过程重要性的时候了。

  三、国家—市民社会的再构成:活力的市民社会和均衡的国家

  为了在国家—市民社会的关系再构的层面上来探讨作为未来韩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能动的均衡论,首先提出市民社会主导型的社会发展和活力的市民社会。⑦

  (一)均衡的分权国家的维度

  作为均衡者或社会秩序的维持者,国家在民主主义的扩大过程中,要走分权国家的道路。特别是像韩国这样的权力独裁国家,要求权力的分散。分权国家的四个层面的指向如下。

  1.保障安全的最小国家

  分权国家可以减少对市民社会的暴力性、强制性和制约性。但是,最小国家应该消弭由于垄断资本的支配力和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支配势力而导致的暴力。最小国家要确保市民社会的安全性。排除威胁市民社会的暴力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现代社会因各种暴力增加而变成风险社会。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国家使用强制措施被法律认可。但是国家的规定和干涉就算是调整的形式,也要尽量采取非暴力的自律的解决方式,国家的介入是最后的手段。国家的支配和市民社会的抗争之间,为了维持和平的均衡,也要排除由国家权力而引起的各种暴力。

  2.保持正义的道德国家

  要想国家权力的弱化不至于使国家能力衰弱,那么国家必须维持伦理和道德的正当性。在政治哲学上,国家存在的依据在于道德性和伦理性。东方所追求的德治是现代国家需要恢复的。西方现代国家建立在国富兵强的理念上,所以他们强调具有生产性和效率性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保。对于追求发达国家的韩国来说应该指向道德和伦理。要想不靠强制来统治,就必须树立道德国家。国家作为社会正义的卫士,在可能的时候所赋予的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不但可以净化国家权力,还可以净化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腐败和暴力,因为市民社会的很多矛盾是国家权力的矛盾扩散的结果。

  3.作为共同体的网络国家

  网络社会的到来提高了社会关系的连贯性,增大了相互作用的密度。分权国家的权力分散不是权力的丧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共有而扩大权力效果。它可以减少由于权力的集中而导致的乱用权力和误用权力的危险。通过把权力分配给国民,可以更加接近民主主义的理想。

  权力的分散可以通过信息的聚集体——网络来实现。特别是权力在地理上的分散,可以在超越时空的网络上很容易实现。通过网络来实行权力,可以减少个人的私下关系。网络本身具有构造上的共同体的属性,所以各种国家的权力通过网络而分散——再构成——再结合,不会让少数支配集团垄断权力,而会促进与大多数支配集团的关联性和共同体性质。⑧

  4.自治自律的守法国家

  民主主义通过法律而统治。其实,法治主义是维持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最好机制,所以才会有“恶法也是法”的主张。韩国民主主义的危机大部分是在破坏和无视宪政时发生。特别是韩国的国家政治里有很多僭越法律的非法执政者,他们把不法行为狡辩为统治国家的政治行为,让自己的非法合理化。这是无法原谅的无耻行为。

  很多人把韩国国家权力的支配者理解为利用法律支配被支配者。但是,如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首先执政者和权力者要以身作则,权力者违法的危害效果比一般人更加严重。

  因此,要实现法治国家的理念,就要履行守法的义务。其实到现在为止提出的最小国家、道德国家和网络国家都是为了实质意义上形成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任何的公权力都可能被滥用或是非法使用。

  (二)活力的市民社会维度

  市民社会的活力性在从国家的制约转向自身的自律时得到发挥。按照国家的强制命令和要求而发生的所谓御用舆论等对社会发展没有积极意义。如果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无不为”不虚的话,就算国家不强制市民,市民也会自发跟从。

  1.参与主义和妥协的抵抗

  市民社会的力量在于市民的权力。市民的权力是指市民得到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权力,直接参与和决定主要的政策。没有市民参与的权力分散只能带来满足豪族势力和私人关系的结果。比如没有实行好地方自治制度,少数的掮客和中央权力的下属人员会任意地统治地方。

  最近各种市民运动团体代替日常生活繁忙的市民发挥作用,被批判为“没有市民的市民运动”,一些权力势力我行我素成为权力集团。如果反映市民政治意愿的政党正当履行责任的话,那些向往政治和权力的市民运动和市民团体就会弱化或者消失。

  但是,现在国家的强制力和暴力还很高,所以市民运动不但有妥协的作用还有对国家权力的抵抗和批判作用。如果说初期民主主义的生长过程中需要市民激进的抵抗,那么在民主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则需要市民的妥协的抵抗。市民社会的妥协抵抗性与市民社会本身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而导致的利害关系相冲突,有的时候可以维持国家权力的妥协的关系。

  2.后物质主义社会和可持续性

  市民社会的腐败是由物质上的利害关系引起的。不进行合理的经济关系而是选择私人关系,非法的优待的理由是因为想独自占有物质上的补偿。市民社会破落的大部分情况是和国家权力的物质优待(比如各个地区的开发)有关系。和国家一样,市民也应该有道德性。所有的市民没有必要都成为君子,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的金钱崇拜里脱离出来,就可以享有市民的自由和解放。现在正是需要市民社会的道德运动的时候。但是21世纪要求的市民社会道德价值是物质的欲望和消费的价值。

  西方市民社会里存在着市民文化和市民宗教的精神。韩国社会最急迫的最重要的价值可持续性是通过后物质秩序而体现的。市民社会的后物质秩序或生态的价值转换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物质的或物理的强制和诱惑。

  3.自治社会和自我组织

  市民社会和国家很难克服权力当事者的支配顺从机制。有权力的地方一定有抵抗,市民的历史是对国家抵抗的历史。但是,随着市民社会越成熟抵抗也逐渐变成妥协的抵抗,与此并行的是,市民社会作为独立和自律社会的自治和自主能力不断丰富。

  自我组织性不是依据国家构成人员的法律规则,而是依据对别人的理解。所以,自治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结构,而是要通过水平的自我制约来维持。当然,自治失败的危险很大,很容易导致非效率性。自我组织性如果不进行训练,也可能会成为煽动和组织的牺牲品。

  结论:为了市民社会主导型发展的社会妥协

  现实中的韩国社会需要“发展转换或再构成”。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危机和风险社会正在登场;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后果的无处不在的网络时代正在到来。危机和机会并存。尽管有长期的经济停滞和两极化趋势,韩国仍然在世界上以强国的身份来宣传自己。韩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进入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但不是以前的弱肉强食的发达国家,而是发展经济、尊重道德价值的发达国家。

  为了进入发达国家,韩国社会发展的最合适的模式是能动的均衡。市民社会成为能动的源泉,国家保持能动过程中的均衡。换句话说,代替以前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需要市民社会主导型模式。虽然国家的作用依然很重要,但是在民主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当然的有效率的市民社会。和支配未来的后现代文明以及国家主义的秩序与规律相比,更需要市民社会的转型和自律。

  后现代社会的民主主义不是单一的民主主义模式,而是实验、选择、批判和代替民主主义(比如参与民主主义、直接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审议民主主义、生态民主主义等)的过程。以多样性和差异性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同时需要这些民主主义。但是,任何一个民主主义都不是万能的民主主义。应该是大众、民众、多数人参与的民主主义,即市民社会统治和监视的民主主义。考虑到现时代的发展轨迹,韩国社会发展模式也应该从国家主导型转向市民社会主导型。

  市民主体的民主主义虽然具有应然性但是路途很遥远,最为重要的是为形成市民社会主导型的社会发展而扩大市民的权力。为此,最根本也最有效果的政策方案是探索社会妥协。在历史上,国家和市民社会为争取权力关系上的机制不断引起对立、矛盾,发达国家在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危机的时候,发挥社会妥协的智慧。韩国社会也要形成市民、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四大势力合力的大妥协,克服面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危机,形成安全社会。⑨

  注释:

  ① Lim, Hyun-Chin, Globalizing Asia: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lobal Futures of World Regions, organized by the Kor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8-29 September 2006, Convention Center, Sheraton Grand Walkrhill, Seoul, Korea.

  ② 金成国:《民众的中产层化或中产层的民众化:中产层社会探索》,载《社会批评》创刊号,首尔:Nanam出版社,1988年。

  ③ 朴世逸:《大韩民国发展战略》,首尔:21世纪图书出版社,2006年。

  ④ 金萤基:《可持续进步的发展模式:韩国经济的第三条道路》,首尔:Hanul出版社,2006年。

  ⑤ 任爀伯:《21世纪韩国政治大趋势:新游牧民族主义》,载任伯爀等编《21世纪韩国政治规划及任务》,首尔:民音社,2005

  ⑥ 任爀伯:《21世纪韩国政治大趋势:新游牧民族主义》,载任爀伯等编《21世纪韩国政治规划及任务》,首尔:民音社,2005年。

  ⑦ 金成国:《活力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均衡发展》,载韩相震编《民族政治和均衡外交》,首尔:Nanam出版,2006年。

  ⑧ 笔者用的是把市场包含在市民社会里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模型。金成国:《韩国市民社会的结构不稳定及市民权力形成的任务》,载金日铁编《韩国社会结构的理解》,首尔:Arcke出版社,2002年。

  ⑨ Lind, M.,“The Catalytic State,”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27,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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