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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批判与重建 ——社会学的诞生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缘起
2013年10月21日 15:15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1期第81~88页 作者:周晓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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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发生断裂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这一知识体系的出现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这决定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重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一开始,这一重建工作就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获得了推进,而第一代社会学家还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就社会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既影响到西方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西方社会学以保守和改良性质。

  【关 键 词】社会学/社会秩序与社会重建/社会建设理论

  【英文标题】The Critique and Rebuilding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e Birth of Sociology and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博士。(南京 210093)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社会学是传统社会断裂的直接结果,或者说,是因传统社会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的产儿。[1]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会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是因为此前几百年以来开始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导致了欧洲传统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变化,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2]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诞生不过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而已。将秩序和整个社会的重建视为自己的学科目标,决定了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社会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如刘少杰所说,也就是社会建设理论。[3]

  一、传统社会的断裂与社会学的诞生

  “社会学因转型而诞生,这种转型是指从先前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急转成为西方工业化的社会秩序”。[4]吉登斯所以会将“变迁中的世界”视为现代社会学关注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学本身就是这种变迁的产儿。因为这种变迁,西方在19世纪前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瑞泽尔所说孕育了西方社会学的六大社会力量,即政治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改革以及科学的成长;[5]同时也出现了斯温杰伍德所说的人数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阅听人;[6]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7]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

  进一步,我们可以将上述林林总总的变化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发生在18和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现代科学的成长,以及在革命和科学的双重影响下欧洲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迁。这些变迁既造成了欧洲传统社会的断裂,也促进了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成长。

  作为现代社会变迁之核心的两次大革命,即爆发于1789年并横亘于整个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源于18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各国普遍完成的工业革命,对整个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对社会学的产生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推翻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登场开辟道路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整个近代社会变革的象征;但从直接的浅表层面上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则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正是这一点,造就了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社会学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同法国大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尤为重点的是,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正是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同时,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所谓“现代性”的孵化器。

  与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自哥白尼起到达尔文止的近代西方的科学革命。而这些革命相互间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和政治革命所引发的变迁,孕育了看待世界和获得知识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新观点和新方法反过来又推动或加速了社会与政治革命。其实,这两类革命的联系还不止于此。伯纳德·科恩说的好:“科学革命和政治社会革命共同具有的另一特征就是信仰的转变”。[8]正是在近代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以经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取代了将超自然的启示和以往的传统作为知识和真理的主要来源的信念。到19世纪为止,延续了数百年的西方科学革命不但带来了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启发人们将科学方法论的使用领域扩展到人类自身和社会领域,而这正是社会学出现的方法论前提。

  尽管革命和科学构成了西方社会学产生的基础,但是真正促成其呱呱坠地的直接因素却是作为革命和科学进步之结果的急剧的社会变迁和现代社会的出现。正是在革命和科学的双重推动下,西方社会开始并很快完成了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场转变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不但造成了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地理上的探索和殖民地的扩张,而且也带来了阶级结构的变化、都市化、宗教变迁,以及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过,这场大变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工业革命在建立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城市中的封建行会和农村中的庄园经济,并造成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大批破产,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都市化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带来了拥挤、贫困、污染、噪声和犯罪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宗教变迁既除去了对人类精神生活的传统束缚,也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坍塌和价值观念的紊乱。可以说,正是变迁带来的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使得人们对秩序的寻求,进而对建立一门致力于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社会科学的需求突显出来,而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社会建设的双重动力

  从一开始,在社会学的先驱者们那里,恢复秩序和重建社会的努力就是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倡导实证主义的孔德在缔造社会学之初,就赋予了这一学科以鲜明的经验研究品质。它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

  不过,社会学的经验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尽管孔德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借助自然科学的观察与预测的手段,推演、建立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宏观理论。因为在孔德眼中,“唯有全面重建才能结束现代重大危机,这种重建工作,从精神角度而言主要在于建立一门足以适当解释一个人类历史的社会学理论”。[9]

  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启蒙主义和伯纳尔、梅斯特尔等人的传统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孔德的社会学理论体现了对进步和秩序的双重追求。就启蒙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法国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理智和进步,相信人性具有可完善性的特点,同时也相信凭借科学的作用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秩序的规律性并做出相应的预见。为此,他将人类思辨和社会发展过程分为神学阶段、形成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而就传统主义的影响而言,孔德和那些贵族思想家一样,对推翻了教权和王权、推翻了既存秩序的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恐惧与不满,他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确实受到了政治、社会、道德乃至学术方面的混乱状态的威胁。如此,传统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秩序也成了他最为关注的主题。而到了晚年,孔德向人道宗教的转向事实上也是为了寻求社会稳定、重建社会秩序。因为孔德一向认为宗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行动的指导。因为宗教能够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情感上的联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及对社会的离心力,并在人类生活中倡导利他主义。

  在孔德之后,尽管其他经典社会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各异、所作的努力不同,但究其根本都是对人类尤其是欧洲文明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之初所遭遇的社会危机做出的回应。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学家是耽于个人幸福或个人享乐的自利主义者。即便是斯宾塞这样的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个人主义者,也强调作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人应该也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因此,经典社会学家们无论在何种个人生活境况下,都首先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欧洲文明当时所遭际的社会和文明危机: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也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10]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危机。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为了打破理性化和科层制造就的“铁笼”,他在“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都呼吁能够培养出具有政治或学术使命的政治家和科学家,以对抗社会生活中日渐理性化和科层化的趋势;[11]但是,由于这些政治家和科学家本身又都是理性化过程的一个方面或某种产物,失望的韦伯也只能向宗教寻求重建社会的良方。在他看来,能够将社会生活中各种理性成分综合在一起的因素,是将经济成就提高到宗教使命高度的基督教新教。

  理论探索只是社会批判和重建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作为重建的另一个方面的经验社会研究也在欧洲各国积极开展起来。其实,远在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之前,经验研究就同“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一起,出现在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又扩展到德国和美国。这些由政府官员、慈善家、医生、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以及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完成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贫困、健康、卖淫、犯罪等社会问题的研究;(2)对监狱、贫民院、医院等处理各类社会问题机构的研究;(3)致力于改进政府工作、了解工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反映人口、移民和教育费用的调查分析与统计报告等。[12]这些研究不仅有着明确的经验取向,而且其研究者也大都致力于通过影响立法等手段,改善实际的社会发展进程。

  英国经验研究的开展,在相当程度上与英国的改良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有关。在整个19世纪甚至更早,改良主义者和改革家们对社会研究的需求占了主导地位,而统计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更是一枝独秀。他们对建构社会学理论缺乏兴趣,但他们将经验社会研究视为改革和立法的必要准备。在这些改革家的眼中,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在社会个体的不适应。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以收集个体统计资料为特征的调查研究,并成为广泛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中,英国曼彻斯特的统计学家对流行病的调查、布思和朗特里对贫困的调查,都不仅促进了经验社会研究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环境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养老金、失业补助和最低工资法的通过。

  1830年后,法国的经验研究也受到急速发展的工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的增长的双重推动而兴盛起来:路易·威廉出于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关心,研究了纺织企业工人的身体与生活状况;而矿山工程师弗里德里克·勒·普累则和孔德一样,“都在探讨如何建构和重建社会秩序,并且都依赖通过经验知识获得解决之道”。[13]为此,他研究了300个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阶层的家庭,并且看到了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浪潮下,家庭开始表现出的不稳定趋势。稍晚一些,从19世纪中叶起,德国的经验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比如,因为深信“如果医学要担负起它的伟大使命,就必须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病理学家鲁道夫·威尔霍夫在1848年的社会改革激进纲领中,就提出了有关预防流行病的积极建议;[14]身为普鲁士统计局长的恩格尔则通过对凯特勒和勒·普累收集的工人家庭的收支资料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而包括马克斯·韦伯和滕尼斯在内的德国社会政治学会的教授们更是对社会改革、社会工程和社会立法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推动了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

  经验社会研究及其和理论社会学最完美的结合是在美国实现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半个多世纪里,恰逢美国经历快速的都市化、工业化,与此相伴的是日益增多的移民、城市和劳工问题。信托和垄断资本的增长、前所未有的范围内的贪污腐败、大面积的劳工和农民的骚动引发的长期的和暴力性的罢工、劳资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独特风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强有力的并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改革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旁支末流,诸如新教的社会福音运动、进步主义、新闻界的揭丑运动、地方改革者团体、慈善和罪犯改造运动、社会福利运动以及民粹派运动等等。在声势浩大的改革与重建运动中,大批的社会工作者、调查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慈善家急切希望进入高等学校深造,获得学位提高职业声望;加之这些改革者信奉的改良主义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自由竞争的信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格格不入,他们也希望从学院里为改革运动获得科学的正当性。面对这一切,早期美国社会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满足社会的行政和意识形态需求的重任。美国在世界上建立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当时都开始与外部社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芝加哥社会学系,除了W·I·托马斯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学术上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的重点在社会问题,以及为社会改革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假期培训上。”[15]而吉丁斯领导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务实倾向,系里“要求学生收集纽约慈善协会的报告,然后通过制作统计表和进行统计分析对这些报告进行‘科学加工’,以此作为他们未来社会工作生涯的一部分”。[16]这样,在美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不仅促进了社会改革和重建,它还促进了“社会改革者和学院社会学家之间的独特联盟,填平了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间的鸿沟,实现了理论和社会研究之间需求的相互强化”。[17]

  三、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或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在现代社会学100多年的历史上,无数社会学家都曾苦思冥想、殚精竭虑,尝试着提出各种概念和假设、建构理论,去解释因现代性的出现而发生变迁的人性和社会秩序,以图影响人类社会的走向、为社会重建找到大道通途。自1970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后,社会学家也将“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用来解释社会学领域观点各异的理论流派。最先使用“范式”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社会学: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1975)一书中,他明确将社会学中各种流行的理论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不同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18]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在由马克思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具有社会学范式的基本资质。因此,可以通过宏观—微观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将形形色色的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图1所示的四种理论范式。与宏观—微观的理想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们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基本看法: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宏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秩序是制约人性或人类行为的突生(emergent)现实;而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微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则认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是人性的“复述”,或者说是由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与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理性类型相关的方面,涉及社会学家研究人性或社会秩序时的基本策略或研究路径:主张自然主义的学者,将社会事实或人的行为视为物,因此在他们眼中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而主张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可以将社会现实或社会秩序视为由人的有意义的行为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熟知孔德的那句名言“科学是为了预见,而预见是为了获取力量”,那么在一定的意义上就可以说,这四种主要的范式不但是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解释模式,也是他们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图1 社会学理论或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范式

  社会事实范式包括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两种最为流行的理论流派,它们都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区别只是在于前者着重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后者则着重社会事实间的冲突和无序。社会事实范式受到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影响,在孔德和斯宾塞倡导的实证主义大旗下,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社会现象,使社会学成为寻求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法则的“探测仪”。在孔德之后,迪尔凯姆将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特征的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通过确定社会事实必须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的社会学主义原则,将孔德倡导的实证主义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同时,像孔德一样,迪尔凯姆也十分关注将个人与社会相维系的“社会团结”,并将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从机械向有机的方式的转变,带动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尽管迪尔凯姆不像孔德那样对传统秩序的崩溃和现代社会的到来惊恐万状,但在欣喜之余他同样看到了因社会转型而造成的对社会团结的威胁,包括分工的强制性特点、社会分工的过度化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等等。为此,他和孔德一样,自觉承担起了重建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任,希望社会转型及由此带来的包括传统宗教在内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消失,不要导致社会团结的消失,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迄今为止我们赋予神的巨大感激之情赋予社会”。[19]

  同结构功能主义相比,社会冲突论虽然在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那里已经获得了全部理论蕴意,但它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获得的。社会冲突论对社会学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看到了冲突包括阶级冲突在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这一理论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则在于,它揭示了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促进社会整合的纽带。

  社会行为范式代表了解释人性和人类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理想社会的微观努力。尽管这一范式最终是在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斯金纳和社会学家霍曼斯手中确立的,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甚至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边沁和马歇尔那里。社会行为范式的主要目的是理解社会行为及决定或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其主要假设,是认定社会行为或受制于奖励或惩罚等外部刺激因素(理性主义分支),或受制于人类的本能(如力比多或剩余物)或暗示、模仿、感染等心理因素(非理性主义)。和社会事实范式相比,社会行为范式的倡导者大多是社会唯名论的信奉者,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是行动着的个人而不是群体,甚至认为群体是不存在的。比如,社会学理学家F·奥尔波特就认为:所有研究群体及群体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一种“群体谬误”(the group fallacy)。[20]不过,在研究方法上,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事实范式一样,都倡导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受现代心理学的影响,该派理论家主张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手段,了解人类行为或社会行为的基本特点,在华生倡导的行为主义君临天下之后更是如此。因为相信人类行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范式的主流学者,如心理学家斯金纳和社会学家霍曼斯,都曾尝试通过对人性的控制和改造建设理想社会。比如,为了达成理想社会的建设,斯金纳不仅撰写了《超越自由与尊严》,而且出版了带有鲜明的社会重建性质的小说《沃登第二》(Walden two,1948)。这个由1000个成员所组成的乡村公社,因为其成员从出生之日起就由积极的强化作用控制着行为的每一个方面,从而成为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的社会典型。

  社会释义范式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界以狄尔泰等为代表历史主义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思想延伸,因为坚信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认识方法的特殊性,他们反对将实证主义方法带入人文科学,倡导对自身生命的体验和对他人内心世界的理解。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先是滕尼斯,后是齐美尔,主要是韦伯,意识到不能不加区分地看待人的社会行动和自然客体。因为与自然不同的是,一方面人生活在社会现实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着社会现实。人在社会现实中如何行动、采取怎样的方式,是以他对自我行动的理解,以及对自我行动赋予怎样的意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社会学的观察者必须对参与者确立的意义做出解释,即赋予意义”。[21]因为认定了社会现实是由人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建构的,社会释义范式的理论家自然和社会事实范式的理论家不同,认为社会现实并不是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而人的社会行为也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现实派生出来的。相反,社会现实的意义存在于行动者的主观解释之中,因为正是通过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间的社会互动,通过与他人的有目的的交往,才会不断发生、形成和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当然,社会释义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将社会的分析完全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他们也一样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及其趋势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滕尼斯通过对“共同体—社会”的分析,揭示了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律;齐美尔揭示了货币经济和金钱的优势,影响并改造了现代人性关系的本质,在促成社会生活中的计算性和理性的同时,也导致了非人格化的冷漠、傲慢、玩世不恭等所谓都市性格,而分工导致的专业化更是加速了个人文化的衰退;最后,韦伯则通过对现代社会科层化、理性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我们所以最后论述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批判范式,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尤其是早期理论,都是以马克思的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延续至今的这种理论对峙,是由这样几个因素决定的:其一,和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不同,经典社会学家大都主张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社会改良的道路;其二,与西方社会学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相去甚远,马克思的学说不仅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识形态企图;其三,马克思对西方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客观上确实又激发了资产阶级学者们的学术智慧,因此他们虽然回避、反对马克思的主张,但又无一不对马克思抱有学术上的敬意。仅从他们将韦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将帕累托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马克思”,你就能够看到马克思对社会学的影响之深远。

  我们已经指出了马克思的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却将马克思视为社会批判大师,究其原因在于: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间的矛盾与冲突作了出色的分析,其中不乏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理论最具特色的地方还是在对现实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及行动倾向。这种倾向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2]这说明在马克思眼中,解释世界(包括将这个世界解释为由互为对立的因素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批判它的不合理之处,并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改变它。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最重要的工作,乃是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他深信,这种批判将有助于摧毁资本主义,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崛起创造条件。”[23]

  四、社会重建与社会学的基本性质

  作为传统社会断裂之结果或现代性之产儿的社会学,一开始就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批判与重建之重任。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不同范式的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都给予了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在如何重建社会的问题上却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路径:基于对私有制和由之而生的劳动异化的不信任,马克思将以暴力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锁定为社会重建的唯一道路;而与马克思相对立,几乎所有的早期西方社会学家都主张或通过道德重建、或合理化的改良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考虑到直到1970年代,马克思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获得了西方社会学界的承认,[24]可以认为,此前的整个西方社会学及其理论都因迫切需要解决秩序问题而多多少少带有保守性质。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蔡特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1968)一书中,指出了孔德及其后的社会学因受反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保守主义者伯纳尔和梅斯特尔的强调秩序观点的影响,形成了以保守为特征的10大命题:(1)与启蒙主义者强调个体相反,保守主义者引导社会学关注并强调社会;(2)社会是最重要的分析单位;(3)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地位、关系、结构和制度;(4)社会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和依赖的;(5)变迁不仅对社会及其组成是一大威胁,对社会中的个人也是一大威胁;(6)社会中的各种大规模的组成成分对社会及其中的个体都是有益的;(7)家庭、邻里、宗教和职业群体对个体和群体来说是基本的;(8)工业化、都市化和科层化这类现代社会的变迁具有是社会解体的功能;(9)强调仪式、典礼和信仰等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10)维护现存的社会层级体系。[25]这10大命题虽然涉及面广,但基本的立场却十分鲜明,即在因变迁而生的个人与社会的潜在冲突中,站在社会的立场“保卫”社会。

  我们已经交代清楚,西方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是在社会发生大的变革和转型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深刻反映出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对传统社会解体和价值坍塌表现出的深深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标榜“价值中立”的韦伯社会学在内的形形色色西方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在近17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以维护西方现存体制和重建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社会学及其理论,不仅对人性和社会结构做出了丰富而精湛的分析,而且也为改善社会结构、缓释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冲突提供了各种可行的策略和方案,并且保证了直到现在为止资本主义世界数百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发展。如果说这些社会学理论本身是有价值偏向的、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反映,那么这些理论所由以形成的经验事实和历史教训,以及其所具有的重建社会和谐的具体功能,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如此,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总结和借鉴包括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不仅对保证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品质,而且对提升全体中国人民的社会福祉都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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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沃斯特:《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24]在恢复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身份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休斯和蔡特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们分别在《马克思主义者》(米尔斯,1962)、《意识和社会:1890-1930年间欧洲社会思想的再定向》(休斯,1958)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蔡特林,1968)等著作中,肯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学家身份,甚至以马克思理论及其影响为线索来选择、组织、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欧洲社会理论。

  [25]Zeitlin, I. 1968.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ws: Prentice-Hall.^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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