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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宽 梁漱溟:逝去的儒者
2013年12月26日 15:15 来源:李菁《往事不寂寞》 作者:梁培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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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会好吗?”1918年的一天,刚被聘到北大教书的梁漱溟,在与父亲探讨欧战新闻时,被父亲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这番对话3天后,问者便在对社会的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梁漱溟却用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了自己的回答,在跌宕起伏的年代,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梁漱溟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培宽”、“培恕”,“宽恕”也许是梁漱溟对人生、对世界的信条。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这在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传承。梁培宽与弟弟培恕一向不喜抛头露面,为人低调。梁漱溟一生辗转到中国各地,前半生居无定所,所以很少有实物留下来纪念,只剩下著作书稿这些精神遗产。理科出身的梁培宽坦言,以前对父亲内心世界了解不多,退休后的20年里,他与弟弟的主要工作都用在整理父亲文稿上,这也让他重新认识了父亲。

  祖父与父亲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比较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我的祖父梁济。

  梁家祖籍广西桂林,曾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祖父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做过皇史(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父亲评价祖父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他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建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祖父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祖父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所以世人把他的行为简单视为“遗老殉国”,其实并不正确。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自沉”,他们并没有把祖父之死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父亲出生于1893年,他形容自己幼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父亲少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

  很多人以为父亲幼时饱读“四书五经”,事实上因祖父赞成维新,不主张读经,在父亲学完《三字经》之后,就让他读一本叫《地球韵言》的书,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之事。7岁,父亲被送到北京的“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学英文。不料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

  1906年,14岁的父亲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他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的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暴”;还有一自谦为“惰”;而父亲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出世与入世

  父亲顺天中学毕业,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父亲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父亲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父亲原名为焕鼎,字寿民,经常以“寿民”或“瘦民”为笔名在《民国报》上发表文章。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父亲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父亲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孙炳文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时被杀,他的儿子孙泱(注:又名孙宁世,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女儿孙维世都死于“文革”。

  父亲身上多少有些祖父的影子,他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十七八岁时,他就开始找些佛教的书来读。1913年,离开《民国报》后,他原有的出世思想再次抬头,甚至两次试图自杀。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

  1916年,父亲写了长文《究元决疑论》,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邀父亲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从此他进入北大,后来还陆续开授了儒家哲学、唯识学等。

  后来在北大教授“新唯识学”的熊十力先生,便是由父亲推荐的。父亲与熊十力先生自1919年便认识,踪迹密切,关系非同一般。但到了晚年,二人学术上有重要分歧。父亲肯定熊老某些学术见解“因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同时明确指出儒家的学问“贵在力行,而不尚思辨”,但熊老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舍力行而尚思辨”,这是父亲断然不能苟同的。

  北大任教期间,父亲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对儒家的看法。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父亲演讲而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父亲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当年冬天,28岁的父亲与同岁的母亲结了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父亲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皆是同事,有往来。1927年春,父亲得知李大钊连同一家老小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1921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父亲提出“愿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相结合为一”的主张,早已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中,他辞去了北大教职。

  在中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父亲的梦想。民主政治现成的模式是议会政治,早年他即寄望于此。可是民国创立之后,二三十年间始终无法确立这种政制,而只有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父亲再三思索,认为西方社会能够确立这种政制,正是在长期争取民主斗争中,人民才具备了实施此种政制的基础,而中国广大群众缺乏民主政治的要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人们的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才能为民主政制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必须由农村入手。所以父亲开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并非仅仅解决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中国建国问题。

  1927年父亲南下到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实验。不久政局变化,支持他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父亲就离开了广东。1929年,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黄炎培的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河北定县教会实验区之后,恰逢河南村治学院在冯玉祥的支持下创办起来,创办者与主持人是彭禹连、梁仲华,父亲受邀担任教务长。

  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当年乡村工作的艰苦不言而喻。1930年父亲就是在学校所在的辉县百泉镇过的春节,而我们和母亲在北京,父亲给家人信里说,他“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此心恻恻焉”。当时军阀混战,兵匪不分,枪炮声与过年的鞭炮声都混在一起。学生要轮流站岗放哨以自卫,父亲经常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因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河南成了主战场,学院开办不到一年,便草草结束,父亲也离开河南回到了北京。

  1930年村治学院在河南开办时,省主席是冯玉祥的部下韩复榘。1931年,韩为蒋介石收买,脱离了冯,到山东任主席。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向韩报告学院结束工作时,韩提出可以来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建设,后来就有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任院长,父亲为研究部主任,院址设在山东邹平县。

  1933年,父亲把我们接到山东邹平安家。虽是县城,那时却没水没电,也没文化生活可言。我放学后无所事事,无非是和同学到城外的河里玩水、逮麻雀之类。有一天闲着没事进父亲的办公室,在桌子上一通瞎翻,想找到什么好玩东西。父亲回来后见我把东西翻乱了,不高兴,打了我的手心,那是我唯一一次被父亲体罚。

  1935年,母亲因难产在邹平去世,那年我只有10岁。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当时在北京生活,母亲也不至于死。父亲在山东一直呆到1937年9、10月,直到日军侵占山东后才离开。

  为团结而奔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团结抗战的呼声占据了主流,国民政府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父亲与张伯苓、胡适、傅斯年、沈钧儒、邹韬奋等被邀请为参议员。1938年元旦,父亲申请到延安参观访问,希望了解推动国共长期合作的可能有多少。延安虽物质条件艰苦,但人人精神面貌高昂,每天一早起来,大家都哼唱着歌曲,此唱彼和,好像忘了人间劳苦,这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延安停留时,谈话最多的便是毛泽东,前后共谈了8次。除两次宴请外,他们的谈话时间都很长,其中两次竟通宵达旦。

  父亲与毛泽东的结识,最早应源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先生。父亲有位族兄叫梁焕奎,他曾推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他一同东渡日本。1918年,梁焕奎来北京就借住在梁家。时在北大任教的杨怀中探望梁焕奎时常到梁家。而父亲在北大与杨同在哲学系,所以家里与系里都有机会碰面。那时,毛泽东借住在杨怀中家里,还没有同杨开慧结婚。父亲去杨怀中家里讨教,开门的往往是毛泽东。

  父亲回忆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时,通常他是坐着的,而毛泽东则常在地上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很自然随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二人的观点常发生对立冲突,争辩激烈,谁也不能说服谁,但均不动气。谈话结束后,离开主席小屋时,经常外面已是天色微明,但他的心情却格外舒畅。

  1940年前后,父亲对党派之争不断加剧很是忧虑,于是他努力把国共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组织起来,调解两党纷争。1941年初,他与黄炎培、左舜生等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

  1946年初,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会后,各党派共同通过了五个“协议”,尤其是“政治协商”,确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将由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父亲认为国家政治将步入坦途,而他自己将退出现实政治,专搞文化研究。但当时国共为争夺东北,内战硝烟再起。1946年4月22日手足无措的马歇尔请民盟帮助调停。而当时民盟秘书长一职空缺,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应首先参加奔走和平,父亲不得不接过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1946年,父亲担任民盟秘书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事件。李公朴与闻一多都是民盟重要成员,这种政治谋杀事件让父亲非常愤慨。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又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虽然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亲一直频频斡旋于国共之间。1946年10月12日早晨,刚刚在国共高层奔走一番的父亲,带着希望从上海回到南京,下了火车便看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大为失望。许多记者蜂拥而来,父亲只是长叹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经典话语。

  几次调停失败,1946年11月初,父亲先退出了和谈,后又退出了民盟。后来有人说:“梁漱溟搞政治,但不懂政治,所以总是失败。”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父亲心目中的政治理念有所不同。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党派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在现实政治中,像这种充满书生意气的看法,注定要碰钉子、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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