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 社会学史
社区·区域·历史: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 ——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的再分析
2013年12月26日 16:50 来源:《开放时代》2013年第6期 作者:齐 钊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关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既有研究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与不足。通过对该系研究特色与学术传统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社区研究并非仅是吴文藻的倡导及其指导下的学生所做的经验研究,赵承信的主张与之不同且颇为重要;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亦不能概括该系的学术特色和传统,区域研究曾经提供给理解中国的一种可行途径;此外,该系也并非缺少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而是在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之间建立起互惠的关系。因此,总体而言,社区研究、区域研究和历史研究三者共同构成理解中国的三种进路,它们对于今天的中国研究而言仍显意义重大。

  【关键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区;区域;历史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在学界达成一种共识。也正因此,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围绕该系先后做了大量的研究,旨在梳理和总结它的学术传统与特色及其为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既有研究所共同建构起来的关于该系的标准认识并未能如实反映出其真实的学术传统与研究特色,往往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轻易忽视了其他方面,结果造成认识和理解上的片面与缺憾。

  一、由社区理解中国

  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向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尽管由于研究框架和关注点的不同,其所占据的篇幅会有所差异。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多会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脉络下关注该系的成立、系主任的变更、《社会学界》的创办、清河试验区工作的开展,以及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区别等内容。或者是以学者个人为切入点来对他们的学科背景、研究领域、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内容进行探讨。①

  另有研究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从1925年到1951年共一百余份的毕业论文进行了分析,将其社会调查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介绍,并从三个阶段的不同中看出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此后,有研究通过对该系1922年到1952年的毕业论文进行再分析,探讨了作为一个时代代表的该系乡村社会研究的状况;后来,以此为基础又继续探讨分析了该系从最初的社会调查转向社区研究的过程,重点论述的是人文区位学以及功能论与社区研究的关系。此外,也有两项研究分别关注到燕京大学及其社会学系的乡村建设试验的工作。②

  由此可见,以往这些研究在涉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特色和传统的问题上,都会注意到从社会调查向社区研究的转换过程,并一致认为社区研究无疑是该系学术特色与传统的代表性特征。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体现出了该系的学术特点,但是却无可避免地忽略了该系内部学术研究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另外,仅就社区研究而言,既有的研究仅仅关注到了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这一脉络,而并未能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做出全面与整体性的论述。

  实际上,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区研究的特点而言,吴文藻所倡导的以及他的学生所具体开展的社区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赵承信提倡下的社区研究也曾确实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成为该系在国内推动和实践社区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赵承信于1934年秋季受聘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承担社会学原理、人口学、统计学、都市社会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是该系1930年的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做的是广东新会慈溪的土地分配调查。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就读,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实业部任专门研究员一年。③

  就在他任教该系的这年12月1日,吴文藻受清华大学社会学会的邀请,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的公开演讲,由费孝通现场记录,后来吴文藻依据费孝通的记录对这一讲稿进行整理,将其发表在1935年第66期的《社会研究》上,题目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这篇文章可以算作是吴文藻在中国提倡社区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之一。④

  他的另一篇对社区研究进行大力提倡的文章是《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这篇文章同样是发表于1935年。上一篇文章是对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一般性介绍,而这篇文章则集中于对社区研究在西方最新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首先,吴文藻对社区研究在西方的起源和大体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叙述,然后对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五种来源分别作了介绍:第一种是社会调查;第二种是文化人类学;第三种是人文区位学;第四种是地域调查运动;第五种则是文化社会学。其次,吴文藻对实地研究现代社区的两种不同观点做了分述。最后,他还对社区研究与社会计划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⑤

  后来,为了进一步在中国推动社区研究,吴文藻还专门写了《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发表在《社会学刊》第5卷第2期上。这篇论文明显受到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的影响,该文曾被翻译并发表于1936年《社会学界》第9卷上。另外,被学界所熟知的一篇有关社区研究的文章则是他为《花蓝瑶社会组织》所写的序言。⑥

  从时间上来看,吴文藻对社区研究的提倡的确要比赵承信更早一些,但这丝毫不影响赵承信在社区研究方面所作贡献的重要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者在倡导社区研究时都曾担任该系主任,因此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无疑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承信在吴文藻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后继任社会学系主任。⑦当时系里的老师有杨堃、黄迪、关瑞梧、周励秋等人。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系里原先的清河镇试验区工作被迫中断,但是系里的师生无不希望恢复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工作,而且他们也已意识到社会调查的弊端与不足,认为应该开展以学理关怀为重要目的的社区研究。因此,为了在中国切实推行和开展社区研究,经过协调与联系,系里于1939年7月开始了在平郊村的实地研究工作。⑧

  平郊村试验室设立的目的与清河镇试验区颇为不同,在赵承信看来,该试验室有这样三种目的。第一,是对方法的试验,因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要开展的对中国乡村的社区研究,一方面是受到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市社会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英国功能论人类学的影响,前者是对美国都市的研究,后者则主要是集中于对原始部落社区的研究,而在中国所要研究的社区为乡村社区,因此,这两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能够用来对中国乡村社区进行研究就需要在具体的实地中进行试验。⑨

  第二个目的是为该系的学生提供一个实习的机会。这种实习不是指在村庄进行社会服务或进行社会改良,而是指在接触村民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去学习社会学理论。因为社会学的理论并非空想所得,而是社会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中分析总结出来的。所以对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能有一种机会让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亲身体验与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将是他们学习和认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途径。⑩

  第三个目的则是对中国乡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具体的做法是,将平郊村的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尽可能的体验和观察,然后对其分别加以详细的记录、分析与认识。等这些材料搜集好后,就可以与国内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甚至于还可以再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研究进行比较来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因此,无论是对认识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建设科学的乡村社会学和普通社会学来说,对平郊村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其中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总而言之,平郊村研究的这三种具体的目的相互关联在一起完全可以构成一种建设科学社会学的可行途径。11

  与吴文藻的倡导两相比较可以发现,搜集资料的目的是两者的共性。在实地调查中获得对社会学理论的理解亦可视为两者均加以坚持的目的。然而如此明确地指出要对方法进行试验恐怕是赵承信引导下的社区研究所最为引人瞩目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在吴文藻那里却显得并不突出。

  赵承信曾专门作文对分别源于都市研究的人文区位学的社区研究和长于部落社会研究的功能论社区研究法是否能够适合于对中国市镇社会与乡村社会进行研究的问题进行过探讨。结论是他明确认为这两种社区研究法皆可适用于对中国市镇和乡村开展社区研究。12

  这是从理论层面对这两种外来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在进行中国研究时的适用性的论证,然而,科学的态度促使赵承信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坚持认为在实地的调查工作中对方法进行试验应该是必须要做的工作。这种主张在他担任系主任时系里学生围绕平郊村所开展的社区研究中得到贯彻与实践,由于这些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有所不同,因而从这些学生的研究中亦可看出当时在系里就社区研究应当要在实施过程中对方法进行试验这一点其实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所以这种主张足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那个时期该系社区研究的特点。

  实际上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方法上的试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曾对平郊村的研究拟制了这样的规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在从事平郊村的研究时必须要有详细的记录,因为这种记录恰恰就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题材。这种详细的记录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前往调查地之前要记录研究者对此次研究的准备和期待,因为这种准备和期待往往成为研究者的偏见,在与村民交谈的时候,多少会受到其影响,因此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见则才能设法将其避免,这样也就可以达到客观;其次是要对研究者在村庄的言谈与行为进行记录。这是由于在该系师生看来,所谓研究实际上指的就是研究者的活动。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互谈话与行为也均是方法论的题材。因此试验研究法亦即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而记录研究者的活动正是控制这种试验的初步工作。13

  为了与这种规定有所呼应,从事平郊村研究的该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都会对研究的方法进行尽可能细致的交代,以便让读者明了他们是如何进入调查地点,与村民怎样建立起研究关系,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收集研究资料等情形。仅从1940年与1941年的几篇毕业论文来看,我们便可知道这些研究所试验的方法包括观察法、体验法、个案法、统计法、文献法、访谈法、旁证法、联络感情法,以及讨论班的方法。14

  以上便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由社区入手来理解中国的尝试和实践。学界较为熟识的是吴文藻及其所指导的学生,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殊不知,这些社区研究并不能代表该系在社区研究方面所开展过的相当丰富的实践与工作。特别是由于战争原因吴文藻离开该系,系主任一职改由赵承信担任后仍选择在北平办学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区研究情态常因学界既有的片面认识而轻易被遗忘和忽视。饶有兴味的是,赵承信对于社区研究的主张和平郊村社会学试验室的建立以及与黄迪、杨堃对系里学生在研究方面的指导对我们全面和完整理解该系的社区研究而言显得颇为重要,尤其是这段时期的社区研究所倡导的对研究方法的试验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自觉意识,这与吴文藻那一脉络下的主张有所不同,对今天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处理引进外来学术理论和方法与推动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而言不乏借鉴意义。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王村村)
696 64.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wxgg3.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