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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昭:福山的中国心结
2014年01月14日 16:13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作者:陶文昭 字号

内容摘要:弗朗西斯·福山自其“历史终结论”成名之后,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通观福山成名之后的系列著作,特别是在这本新书中,所折射的中国心结值得玩味。

关键词: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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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福山自其“历史终结论”成名之后,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通观福山成名之后的系列著作,特别是在这本新书中,所折射的中国心结值得玩味。

  中国兴起与福山的转向

  福山扬名之时年富力强,最近20年来新作不断,每隔三四年就有专著,如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5年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1999年的《大分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2002年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2004年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2006年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等。现今他正在撰写的两卷大部头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刚刚面世的是其中的上卷。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对中国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涉及的笔墨并不多。客观上那时福山还不了解中国,主观上也许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要步苏联的后尘,用不着更多地提及吧。然而,随着福山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全球眼光愈来愈宽;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日益凸显。两方面因素的交汇,使得在福山的著述和活动中,起初是或多或少,后来是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中国问题。

  看看近年福山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的一些文章,诸如《中国的强大与软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等,中国俨然成为核心的关键词。再看看近年福山数次来中国活动,如2003年3月、2010年12月、2011年6月、2012年10月等,先后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等著名学术机构讲演、座谈。福山的观点不时出现在各类学术杂志和大众传媒上。尤其是其新近写作的政治秩序起源一书,就有6章是写中国的,把“中国的兴起”作为政治思想的渊源,并从中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

  纵览20年来福山的著述和活动,日渐成为一个知华派。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今世界学术界的一种趋势。要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不管主观上愿意与否,必须在作为世界重要部分的中国问题上有话语权,必须在作为世界学术重要市场的中国有活动空间。中国的兴起使得国际学术大师们不得不面向东方,福山识得春江水暖,他的转向是国际学术界的风向标。

  解释中国问题要深谙中国国情

  福山20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时,心高气傲,口含天宪,似乎道尽了人类的规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必然终结,美国模式一劳永逸。这个观点迎合了美国右翼的口味。在那时的福山眼里,中国社会主义也将撑不下去。然而20年来事实冲击着福山的结论。一方面,美国的样板出了种种问题,在国际上广受争议和诟病。福山本人也因此渐次拉开了与美国右翼的距离。另一方面,中国兴起的事实直接挑战着福山的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垮台,而且在新世纪尤其是最近的金融风暴中表现出极强的生机。

  中国的崛起使得“历史终结论”面临着证伪,福山的口气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坚决,或者似乎有些犹疑不决了。他在《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文章称:当前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证明了其制度的合理,美国式的自由思想风光不再。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另外,他曾多次提及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就要发生他所期望的民主转型。如果以不变价格的美元计算的话,中国2012年已经达到了这个经济门槛,福山的理论将面临着直接的检验。

  西方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问题,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现象。一些学者开始从中国国情寻找原因,福山过去对中国了解比较有限,他曾自己声明在中国研究方面是个门外汉。当问及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主要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时,福山直言自己不懂中文,主要是通过阅读一些新闻和文章来了解中国,还有与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交谈获得信息。这对于专业研究中国问题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福山自200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对中国越来越关心,不仅关注中国的现实,也关注中国的历史。福山前期写的书籍中,并没有对中国作细密的考察。近年来,福山为了撰写《政治秩序的起源》,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在阅读中国历史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国历史的博大。近期著述中他对中国问题的分量和深度都在加强。

  福山最新的关于政治起源的著作,考察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是从欧洲开始,而是尝试从亚洲开始。不再追问为何世界各地出现了跟欧洲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而是把中国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典型看待,去探求为何中国模式与其它社会不同。福山说,“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态的范本,而探寻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他的这种立足东方的学术视野,从中国独特历史国情解读当代政治现实,是很值得借鉴的。福山关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关于儒家文明的信任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在学术上都很有启发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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