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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之“群学”、“社会学”辨析 ——兼论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
2014年03月06日 16:02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作者:刘 祥 周 慧 字号

内容摘要:谭嗣同很早就接触了严复的《原强》一文,但其随后使用的“群学”一词,并没有受到严复在文中介绍的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谭氏加入康梁阵营后,很快便将“群学”一词与“合群立会”结合,其“群学”一词的含义开始与康梁保持一致。《仁学》中的“群学”和“社会学”的内涵都是“合群立会”。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应是康有为所著《日本书目志》中的《社会学之原理》。

关键词:谭嗣同;群学;社会学;日本书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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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谭嗣同很早就接触了严复的《原强》一文,但其随后使用的“群学”一词,并没有受到严复在文中介绍的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谭氏加入康梁阵营后,很快便将“群学”一词与“合群立会”结合,其“群学”一词的含义开始与康梁保持一致。《仁学》中的“群学”和“社会学”的内涵都是“合群立会”。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应是康有为所著《日本书目志》中的《社会学之原理》。

  关键词:谭嗣同 群学 社会学 日本书目志

  1895年3月,严复《原强》文出,社会学初入国门,以“群学”之名登场(丁乙,1988;姚纯安,2003)。严复用心良苦,“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群学”一词并不是晚清社会学的专属名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群学”一词都有使用,其含义与严复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以康、梁、谭为代表的维新派所倡行的“合群立会”之“群学”与严复所介绍的西方社会学(也称群学)的异同,学界的论述已很充分(详见陈旭麓,1984;王宏斌,1985;丁乙,1988;姚纯安,2003)。但学者们一般将康梁与谭嗣同作为一个整体,未能充分关注谭嗣同所用“群学”一词含义的发展变化及其使用“社会学”一词的含义。

  严复所用“群学”一词是英文Sociology的中文意译。“群学”作为清末社会学的名称很快便受到来自日本的“社会学”一词的挤压,最终被“社会学”一取代(关于清末“群学”向“社会学”的演进,参见姚纯安,2006:91-109)。对于中国“社会学”一词起点的看法,学术界长期见仁见智,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1、谭嗣同1897年完稿的《仁学》首先使用了该词;2、1898年韩昙翻译日本涩江保编纂的《社会学新义》首先使用了这一词。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谭嗣同的《仁学》中虽然有“社会学”一词,但这一用词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是不是用词上的巧合。[ 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1987:6)、王康主编的《社会学史》(1992:255)、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1999:17)认为《仁学》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谭嗣同对社会学已有相当的认识。丁乙的《西方社会学初传中国考》对杨雅彬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孤立地摘字测义,而需联系谭氏整个思想体系,依循谭氏特有逻辑结构,方可有机地确切地测定这里‘社会学’三字的本来含义。”谭氏的《仁学》主要有三端,即学、政、教,三者的根本在教,照谭氏的逻辑“社会学”属西洋之“政”,“宜应理解为是从一般意义上泛指西方民权政治学说,或更具体地是指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从而提出:“正式使用确切意义上的中文‘社会学’三字,而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专著,则或可以韩昙首于1898年译述《社会学新义》在《东亚报》上连载发表,为创始之举”(丁乙,1988)。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学史新编》(2000:62)依据丁乙的论证,同意韩昙的《社会学新义》“应是国人使用‘社会学’正式术语之始”。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26);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2001:15)认为谭嗣同《仁学》中的社会学等同于社会科学。卢汉龙、彭希哲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2005:5);张超的《从“群学”到 “社会学”: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演变》(2012)则认为《仁学》中提到的“社会学”一词指的是西方社会学。]

  本文通过梳理谭嗣同与康、梁、严复对“群学”一词理解的异同,探究《仁学》中“群学”、“社会学”的含义,藉以确定中国社会学一词的起点,并由此对清末学术与政治杂糅错综复杂情形下的西学输入有更多的了解。

  一 、谭嗣同最初所用的“群学”一词与严复“群学”的区别

  1895年春,谭嗣同听到甲午战败的消息,悲愤异常,“乃为书数万言上欧阳瓣姜师,请废经学,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174),与唐才常、刘善涵等人筹划在浏阳设算学馆。并上书湖南学政江标提倡此议:“盖以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步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181)。在《浏阳算学馆章程》第三条中谭嗣同指出:“聘请精通算学者一人为算学掌故”,“而算数则断推格致之本,故聘算学专师,略能包举群学之途径”(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186-187)。与此同时,在给好友贝元征的信中,谭嗣同强调学习西方“表学”即“统计”:“图表者尤所以总群学之目而会其归,为经济者所恃以程核而筹策者也。试问中国为此学者谁乎?西人表学译名统计”(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221)。很明显,谭嗣同在《浏阳算学馆章程》和给贝元征信中提到的“群学”,指的并不是严复所介绍的“群学”(社会学),而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各种学术、学问之总称。

  在给贝元征的信中谭嗣同还提到:“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 严复文中为“遗宜种”,有去弱留强,适者生存之意(见下文),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为“宜遗种”,疑误。]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217)。经过笔者考证,这些文字恰好来自于严复几个月前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一文。原文为:达尔文者“ 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遗宜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斯宾塞社会学学说的基础,严复在《原强》中首先介绍生物进化论,接着才介绍斯宾塞学说,并通过自己的理解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严复说:“而又有锡彭塞者,亦英产也,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王栻主编,1986:5-6)。《原强》一文发表后受到不少人关注,但目光基本都集中在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中心的生物进化论上,而对“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的“群学”(社会学)却不太注意。因为当时内忧外患,生物进化论更能满足人们革新图强的理论需要。另外,严复在介绍斯宾塞学说时引经据典、大谈合群保种,对斯氏社会学内容的介绍却非常简略,这也容易引起人们对“群学”(社会学)的忽视(姚纯安,2003)。所以,尽管谭嗣同在接触《原强》一文后不久也使用了“群学”一词,但其关心的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各种“西学”,其“群学”一词没有受到严复“群学”(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学为泊来之学,严复虽是国内传播西方社会学的第一人,但对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准确。1898年8月严复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时,认为法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多门社会科学都包含在社会学中(姚纯安,2003)。谭嗣同用“群学”一词指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的各门学术、学问的总称时,其“群学”一词只是“群”字和“学”字的结合,与严复所说“群学”(社会学)毫不相干。[ 群字为中国常用字,谭嗣同除使用“群学”一词外,还使用了“群说”、“群国”、“群教”等词:“然嗣同至愚,尤伏愿足下恢八纮以贞度,综群说以为郛”、“则拟於《湘学报》竟增经学一门,本群教群国之义理掌故时事”(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9、265)。]

  甲午战败,举国哗然,谭嗣同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各门学问,即他所说的“群学”来摆脱社会困境。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却利用此一时势,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鼓吹开设学会。当时天下学子纷聚京师,谭嗣同也北上加入康梁阵营,其“群学”一词的含义受到康梁的影响而迅速发生了变化。

  二、谭嗣同所用“群学”一词与康梁的关系

  1895年夏,谭嗣同得知康有为在北京上书、开会,“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后来“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梁启超,1991)。《仁学》撰写的时间大概是1896年秋至1897年春夏之间(关于《仁学》成书的时间参见陈善伟,1990:177;黄彰健,1993),使用“群学”一词两次。《仁学》“自叙”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谭嗣同著,蔡尚方、方行编,1981:290);《仁学界说》又说:“格致即不精,而不可不知天文、地舆 、全体、心灵四学,盖群学群教之门径在是矣”(谭嗣同,1991)。对于《仁学》中“群学”一词的含义,学界的看法莫衷一是。[ 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01:15-17)认为《仁学》使用的“群学”是各门学科或西方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意思。姚纯安著(2006:42)认为“谭嗣同‘群学’一词指各门学科应无疑问”。张超(2012)指出:《仁学》中的群学“接近严复对于群学的定义”。]笔者认为,要解开此词之意,须结合谭嗣同撰写《仁学》期间的言行一起考察。

  1897年4月,湖南学政江标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下,在长沙主持创办《湘学报》,唐才常任主笔,谭嗣同也参与其中。该报“例言”开宗明义:“本报专从讲求实学起见,不谈朝政,不议官常。盖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裨,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江标等编,2010:9、10)。实际上,《湘学报》不仅有“素王改制”之语,唐才常等人还在上面刊载了一些介绍西方政教等内容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唐才长的《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该文大谈“合群”的好处:“《尔雅》曰:‘林丞,君也;君者,群也。’群天下之茫茫蚩蚩而教之养之也。桀、纣、幽、厉之用心无他,私而已矣。”将西方国家兴衰的重要原因归结于是否允许人民“立会”,而“会”指的即是国会、议院、教会、弭兵会等:“今欧、美各国,无国不会,无会不国。”“今者教会林立,大畅其风。”“惟俄、土、波斯,至今尚无议院”(见江标等编,2010:421、433、444、457)。所以,为了证明“立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唐才常一方面对西方各国的国会、教会、议院等“会”的历史和成效进行系统阐述,一方面在中国历史和典籍里寻找国会、议院的根据,其中提到的西方国家达到十个以上,时间跨度则上至古罗马下至清王朝。

  《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在《湘学报》上自6月10日起6期连载至7月29日。8月,身在南京的谭嗣同就致信唐才常,称赞“《湘学报》愈出愈奇,妙谛環生,辨才无碍,几欲囊古今中外群学而一之,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诬也”(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262)。谭嗣同说《湘学报》“几欲囊古今中外群学而一之”,而《湘学报》从4月份开办以来,登载的主要是官府奏折、公牍、各种机构章程等官方言论,并没有介绍西方各门学术、学问的文章,能称得上“古今中外”的只有《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从而可以肯定,“古今中外群学”主要针对的就是《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指的即是国会、教会、议院等“合群立会”[ 关于“合群立会”的含义,详见后文。]之内容。

  同时,《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还对谭嗣同所著《仁学》赞誉有加,认为华盛顿设立国会是《仁学》精神的体现:“若夫轨唐、虞之盛心,绵《仁学》之公理者,其华盛顿、林肯之为君乎!”“而华盛顿以其公天下之心,一涤争权陋习,此盖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积三代来磅礴沈鬱之气,一千五百兆民守望扶持之心,于国会甫露端倪者也”(江标等编,2010:423、443)。谭嗣同在致唐才常的信中称赞《湘学报》之后,则谦虚地说,“于《湘学报》一则曰:‘绵《仁学》之公理’,再则曰:‘《仁学》之真铨。’三则曰:‘《仁学》大兴。’四则曰:‘宅於《仁学》。’五则曰:‘积《仁学》以融机械之心。’六则曰:‘《仁学》大昌’”,感到“惭惶,虑《仁学》虚有其表”。并且有“非合大群,联大学会不可”之语(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262、265)。

  谭嗣同在《仁学》中和致唐才常的信中都使用了“群学”一词(《仁学》中为“全球群学”和“群学”,致唐才常的信中为“古今中外群学”),在致唐才常信中使用“群学”一词的同时还回应了唐对《仁学》的称赞。被谭嗣同称为“古今中外群学”的《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多次引申《仁学》的内容。从而可以判断,《仁学》中的“全球群学”、“群学”应与“古今中外群学”词意相通,指的也应是国会、教会、议院等“合群立会”之内容。

  1897年4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在浏阳创立“群萌学会”时,就明确用“群学”一词指“合群立会”。在《群萌学会叙》中,谭嗣同说:“夫群者学会之体,而智者学会之用。”《群萌学会章程》第一条称:“本会以群萌为名,盖因群学可由此而萌也,他日合群既广,即竟称为群学会”(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1981:430、431)。也就是在1897年,谭氏还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筹设“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1991)的南学会。可见,谭嗣同在撰写《仁学》期间,对“合群”与设立“学会”十分用心。

  其实,“合群立会”康、梁提倡已久,最先将其称为“群学”。据梁启超回忆,1891年康有为在长兴学舍讲学时即以“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梁启超,1999:483)为宗旨。[ 梁启超所列的长兴学舍课表中即有“群学”,但其真实性存疑(详见丁乙,1988)。]1895年康在公车上书不达后,“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也。合群非开会不可”(楼宇烈整理,1992:29),遂开强学会于京师,且有以学会代替政党、议院之用心。1896年1月强学会会刊《强学报》第1号登载的《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一文,[ 《强学报》第一号只有三篇文章,第一篇即为《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其余两篇分别是《京师强学会序》和《上海强学会序》(《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见《强学报·时务报(1)》,1991)。

  ]公开打出“群学”的旗号,其内容就是“合群”与“学会”,认为合群立会符合群学之义(姚纯安,2003)。11月5日,梁启超在《论学会》将“群”分门别类:“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梁启超,1999:27)。当时,维新人士称呼“合群立会”为“群学”已很常见。1898年3月唐才常年在《湘报》第七号刊载《论热力(下)》一文宣扬合群时就说,“今天下豪杰之士,知涣之不敌萃,独之不敌群,私之不敌公也,于是乎言群学……则群而权之学会,群而权之公司矣”(《湘报》第七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见《湘报(上)》,2006)。

  继撰写《仁学》、创立群萌学会后,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上连载《壮飞楼治事十篇》,其中八篇就和学会有关,且专门著有“学会”篇和“群学”篇。“学会”篇说:“天下而无学会之名也,吾又奚敢为此名以撄天下?幸而强学会虽禁,而自余之学会乃由此而开。(湖南校经堂学会且成奏案矣。)大哉学会乎!所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治事篇第三学会》,《湘报》第三十五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见《湘报(上)》,2006)。“群学”篇指出:“荀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是则但为人之智力所能为,而禽兽所不能为者,无不可以学而学,会而会,且通为一学一会也。”(谭嗣同,《治事篇第九群学》,《湘报》第三十七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见《湘报(上)》,2006)谭嗣同以“群学”为名来论述“合群立会”,可见在他眼中“群学”与“合群立会”已经没有区别。

  可见谭嗣同加入康梁阵营之后,迅速接纳了康、梁宣扬的“合群立会”之“群学”,其“群学”一词的含义也与康梁取得一致。有人认为谭嗣同《仁学》中的“群学”指西方各门社会科学,应不可能。因为自鸦片战争至谭嗣同著述《仁学》之时,传入我国的西方社会科学种类还相当有限。据梁启超观察,当时“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西人教会所译者,医类为最多”,“制造局首重工艺”。1896年,梁启超编写《西学书目表》,对此前二十余年中国所译之书的数量和类别进行统计,发现“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在《西学书目表》中,梁启超将这三百种书按照学、政、教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梁启超将“西书”作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但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杂陈在一起,并且感叹“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梁启超,1999:82、83)。从梁氏西学书目来看,甲午前后我国引进的纯粹意义上的西方社会科学还非常少,更重要的是,时人还没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概念,不能准确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由此可以判断,谭嗣同应不可能用“群学”来指西方各门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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