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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中国学派之间的李绍明先生——重读《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
2014年10月03日 15:09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1期 作者:胡鸿保 张丽梅 字号

内容摘要:近期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学派”问题有较多讨论。李绍明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对学科重建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建设“中国学派”,李绍明身体力行,发表过不少精辟论述。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实际,一如李绍明数年前所说,仍无学派可言。我们与其抽象地讨论“中国学派”,还不如在建构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方面多做工作。

关键词:李绍明;学科史;民族学;历史功能论;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近期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学派”问题有较多讨论。李绍明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对学科重建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对于建设“中国学派”,李绍明身体力行,发表过不少精辟论述。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实际,一如李绍明数年前所说,仍无学派可言。我们与其抽象地讨论“中国学派”,还不如在建构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传统”方面多做工作。

  【关键词】李绍明;学科史;民族学;历史功能论;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胡鸿保(1948-),男,汉族,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梅(1982-),女,汉族,湖南隆回人,人类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国家传统及其创新研究”(12CMZ01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11YJC850034)。

  今年是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1933~2009)八十冥辰。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者,李先生在学科发展中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李先生生前除了撰写有许多研究报告和论文外,还为后辈留下了一部23万字的口述史——《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通过对几位民族学专业博士生提问的回答,李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师友交往,也向我们披露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大起大落变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他1950年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民族学,两年后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这种“一身跨两代”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传统史学和近代考古学、民国时期英美传统的人类学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苏维埃民族学都有亲身体会;由于个人的能动性,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过程中贡献卓著,赢得同行们的敬重。

  最近两三年,中国学界对于学派问题的讨论比较热闹,民族学界也有“中国学派”的提法。我们觉得,重读李绍明的有关论述,还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一、旧中国的民族学学派:从对开到三分

  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属于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新学科。讨论学科史时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时代大背景,当时的学者们大多有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态。其次,此时正值中国传统学术分化、现代学术发端之际,学者们在精研传统学问的基础上吸收引自域外的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产生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自觉诉求,积极致力于中西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1][2](111~121)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逐渐让位于西方式分科学术,但学科本土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心。学者们在引入西方理论的种类、用其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方式和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可谓当时确立学派、形成学派意识的主要影响因素。

  就民族学而言,以往的研究者们通常提南北两派,即以吴文藻为首的“中国功能学派”和以林惠祥、凌纯声等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前者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受英国功能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较深,注重对汉族农村地区的调查,强调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后者以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受古典进化论及美国博厄斯学派的影响较深,注重对非汉少数民族的历史解释与重构。然而,在21世纪初,李绍明富有创意地提出了“华西学派”。按照他的归纳,该学派的特点是:学术理论上的兼收并蓄,研究方法中的史志结合,研究对象则侧重中国西南。[3]

  近期的研究者已经考虑从争辩的角度看待学派的形成。比如李章鹏就从比较中分析吴文藻为首的“社区学派”的局限性。他认为,该派致力于以社区研究的路径来加强学科建设、实现学科中国化,但吴文藻等人“对所在系的学科改造并不是十分成功”,而且他们忽视量化调查的做法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不太妥当的;此外,该派虽然在具体的社区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理论创建方面有所不足。[4](80~91)王铭铭则通过剖析我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代表人物及其所属学派以及学派之间关系,对这几个兄弟学科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相互缠绕及“手足相争”现象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中国功能学派”面临着社会学“民族志化”和人类学“社会学化”的困境,南北两派之间的对立既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差别,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两派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学和民族学在当时中国的纠葛,同时反映了学科本土化过程中“研究的客体”和“知识的主体”之间的必然矛盾。[5]

  从伍婷婷对李绍明先生的访谈中可以看到,李先生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筹建、组织、领导和协调“西南民族研究会”,力主、力行对“大西南”的区域性人类学研究,是希望跨越行政区划、整合学术资源,用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去带动整个中国人类学研究。[6]在与李先生就“华西学派”的问题当面交流之时,王建民和李先生说,他认为“南派”、“北派”的说法谈论的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因为学派“应当被视为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理论流派,而非一个区域的学术集团”。而李先生听后“立即表示同感,并解释说他所说的华西学派主要是地区学术传统,在理论上难以说有太多一致性的特点,因而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7]

  二、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范式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陆民族学界经历了思想改造、机构重组、研究重心转变等一系列变化。在此过程中,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被取消,但民族研究得以保留并在相关政治事务和实践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学学术力量的区域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特定区域相关的学术特色大为减少,学术和政治的联系则大大增强;民族学受苏联传统的影响比较突出,被视为一门历史学科,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进行研究。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当时曾专门发表文章,指出实践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当时民族学的任务,少数民族族别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以及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是其中重要的四项。[8](5)民族工作对于当时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李绍明先生事后回顾总结他亲历的民族研究工作,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其基本思路是政治经济学的调查,而非传统的民族学的调查”[9],当时只有民族研究,没有民族学;20世纪50年代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当时)你下去一定要有一条,就是和当时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然就不要你下去。你下去干什么?那种纯学术的工作?不管你下去做什么事,哪怕你是搞水利的去测量水利,搞生物学的去研究动物植物,都要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参加进去。做中心工作是不可以拒绝的。”[10](105)李先生1953年所参加的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设立的目的就是配合民族工作的需要,他毕业后研究班就没有继续办下去,李先生认为“大概是因为我们毕业以后就已经基本能够解决当时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了”。[10](40~41)

  李绍明也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深受苏维埃民族学派的影响。即便在中苏关系恶化之时,也没有公开批判苏维埃学派。尽管后来研究者们已经不那么强调该派的研究套路,但在李绍明编著的《民族学》(1986)以及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1990)等基础性著作中,仍然体现了苏维埃学派的明显影响,其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自己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体系,而苏维埃学派的那一套也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10](138~139)

  但与此同时,李绍明也特别强调中国当时的民族学并非完全苏化,而是结合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现实情况做出了本土化的努力。比如,当时的民族识别工作就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变通”: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统称社会主义民族,识别标准并不死板地要求四要素齐备,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注意田野调查与文献考察相结合、民族志与民族史相结合。[11]而对于最后一点,先生在21世纪初接受访谈时是这样解释的:

  问:您以前说过,中国民族学者后来撰写的民族史志是苏维埃学派在中国本土化后的一种产物,它已经本土化。

  李:苏维埃学派是历史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用文献。

  问:它用什么呢?

  李:它就用田野(调查资料)。

  问:那它的历史性是怎么体现的呢?

  李:它的历史性就是用民族志文本形成的东西来解释历史现象。……它本身不做民族史的研究,不用文献结合田野调查来全面看待民族问题。……它认为最可靠的就是见到的东西、观察到的东西,它不相信古文献,这和中国传统的搞历史学的不一样。[10](124~125)

  此外,李绍明在其编著的教材《民族学》中还评论道,苏联的民族学虽然已经摆脱了欧美资产阶级民族学的传统影响、将整个民族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研究重点仍然摆在文化与生活方面,故从学术体系上来说,仍然是不完备的”。[12](4)

  李绍明还指出,中国民族学中的苏联学术传统有两种,除了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之外,还有苏联政治学中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传统。后者是在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引进的,后来延安民族学院的成立、《回回民族问题》及《蒙古民族问题》的出版等都与此密切相关,且这种传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从未动摇。[10](136~138)换言之,李绍明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中国民族学在学习苏联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延安时期的民族研究对新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民族工作的拉动、院系调整、苏维埃学派及“延安传统”的影响使新中国的民族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中形成了一种新传统。[13](58~68)[14]从学派的角度看,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在内的过去多个学派,被改造为一种统一的学术流派,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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