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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吴门两弟子:李安宅和瞿同祖
2016年11月01日 09:08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作者:胡鸿保 字号

内容摘要:《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的著者、当代年轻学者陈波又称,“藏学人类学以李安宅为核心人物,贺龙的报告和后来的研究队伍就是以他的视角为中心组织起来的……”(2010:266)。李先生逝世两年后的1987年,四川省成立“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开始出版《李安宅藏学文论选》等著作。龙教授的介绍,不由得让我觉得,在吴文藻及其弟子这一批中国人类学家里,能够以所谓“海外民族志”研究扬名天下的实属凤毛麟角,李安宅不愧为其中的佼佼者,得到后辈中国学者的重新评价和定位,或亦可谓“实至名归”。对李安宅有更多了解的已故民族学家李绍明在口述史中有较多的篇幅谈到李安宅。陈新宇曾把瞿同祖与其学弟何炳棣(1917-2012)做过比较:“作为一个学者,何炳棣在被动与主动之中放弃回国,却使得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继续发展”。

关键词:李安宅;吴文藻;瞿同祖;学术;学者;先生;研究;学派;评论;教授

作者简介: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梅花》  

  历史总是不断地在被重写,近年来对于20世纪人类学民族学家的研究佳作迭出。在此我单就阅读研究李安宅(1900-1985)和瞿同祖(1910-2008)两位吴门弟子的论著谈点感想,期与同好切磋。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近期研究有几个特色值得注意。(1)许多作者能够正视或平视被评论的前辈,一改以往高度赞扬、有褒无贬的常规笔法[i]。(2)关心被评论学者的家庭背景、个人成长史以及人生与时代的关系。(3)敢于选出同行学者进行对比,凸显各人强弱(如将“南杨北吴”试作“巅峰对决”[ii])。一些以前关注不够的学者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得到深度发掘和重新认识。  

  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史上,吴文藻(1901-1985)一直享有崇高地位,他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弟子,开创了一个学派。高足费孝通在纪念乃师逝世十周年时撰有《开风气、育人才》一文,对先生的贡献做过总结。吴先生的门生中,瞿同祖与费孝通(1910-2005)、林耀华(1910-2000)、黄迪(1910-?)同为庚戌年生,因有师母谢冰心的戏言而得名“吴门四犬”。李安宅较为年长,然成才道路曲折,故学历论资排辈也与“四犬”同属一代。  

  人类学史上早有“南杨北吴”的提法,吴文藻开创了北派,杨成志(1902-1991)则开创了南派。后来又有李绍明等人提出堪与南北两派三足鼎立的“华西学派”,而李安宅便是该学派的核心人物。《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的著者、当代年轻学者陈波又称,“藏学人类学以李安宅为核心人物,贺龙的报告和后来的研究队伍就是以他的视角为中心组织起来的……”(2010:266)  

  尽管李安宅也曾在四川执教多年,却无缘像吴文藻一样培养出费孝通似的门生。不过作为人类学家,他对异文化的实地调查方面的骄人成绩却是吴文藻不能望其项背的。乔健在口述史里对访谈者言道,“李安宅是研究印第安文化的第一位中国学者”。早先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颂歌——中国人类学家对拿瓦侯、祖尼玛雅等北美原住民族的研究》(2004),就收录了李安宅的著名论文“祖尼人(Zuni):一些观察与质疑”(1937,原为英文,张叔宁 中译)。陈波是李先生的一位仰慕者,曾追随李的足迹造访祖尼人保留地,还到华北李先生的故乡“朝觐这个一度被中国人类学遗忘的圣地”。陈波从网上拍卖家手中买到了李先生的遗稿等,并整理发表了其中的“回忆海外访学”以飨同好。(见陈波“整理后记”,《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6辑,2010。)  

  李先生逝世两年后的1987年,四川省成立“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开始出版《李安宅藏学文论选》等著作。近年来在期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的王川、汪洪亮等四川青年学者也是李安宅的拥趸。他们整理并研究李安宅亲笔撰写的自传,考察他的学术人生。还有一批(主要是川籍的)学者,编写李安宅、于式玉伉俪的“编年事辑”,撰文探讨李先生在藏学、宗教、教育、哲学、美学等不同领域的建树。旅美教授龙达瑞(2015)还向我们介绍了海外对李安宅研究的概况。龙教授的介绍,不由得让我觉得,在吴文藻及其弟子这一批中国人类学家里,能够以所谓“海外民族志”研究扬名天下的实属凤毛麟角,李安宅不愧为其中的佼佼者,得到后辈中国学者的重新评价和定位,或亦可谓“实至名归”。  

  对李安宅有更多了解的已故民族学家李绍明在口述史中有较多的篇幅谈到李安宅。如李绍明认为李安宅早期文章中有功能学派的体现,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看,李先生不能算是完全的功能学派,他的路数比较宽阔。李绍明对于“文革”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李老未能“重振雄风”深表遗憾。(李绍明,2009:61-63,274-278)而陈波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李安宅的“缄口”,并试图探寻他在真学术面前从此缄口的原因。(陈波,2010,“前言”)  

  * * * * * *  

  长寿的瞿同祖有机会在世纪之交数次接受晚辈学人的采访,为研究者留下可贵的口述史料(王健,1998;林端,2003;瞿同祖、赵利栋,2007)。瞿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世宦之家,因与祖父的生年同为庚戍,故取名同祖。祖父瞿鸿禨是清光绪时朝廷重要的大臣,清史稿有《瞿鸿禨传》。父亲瞿宣治在驻瑞士和荷兰的公使馆里任职。瞿先生的叔父瞿宣颖(兑之)曾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任职,也是深具国学功底的文史学家。瞿同祖古文功底深厚,与他的家学渊源分不开。  

  瞿先生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杨开道。瞿先生“不乱写书”,故并非“著作等身”,自己四部主要专著中他只对两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表示满意。然尽管是两部旧著,近些年来中文论著却对其有很高的引用率,国内刊物常发表对它们的书评或读后感。人生历程近百年的瞿先生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52岁后就再也没有出什么新专著[iii],暮年虽有“博士生导师”头衔却没有招收学生,没有嫡传弟子。正是他的少而精的力著影响了不止一代学子,倘说私淑弟子满天下或不为过。有人以此为例,感慨当下学风浮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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