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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制作、空间支配与国家转型: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
2020年07月24日 09: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行玉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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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ISBN:978-7-5203-4367-1

  摘 要

  本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

  人类学的“地志学转向”强调关注世界的物质性特别是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通过追寻社会能动者寻找道路的过程,从物理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理解他们的运动及其开辟的道路。在这座小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我将视城市为一个延续的、有机的整体,通过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以及历史建筑、公共空间与家园的地志脉络,呈现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空间支配的不同类型,由此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以往人类学城市研究不同的是,我将关注的对象从组织、机构乃至特定群体等“人”的要素转向“地景”这一“物质性”要素。这样的视角既有效解决了城市研究的片面性问题,从整体上呈现出一座城市流动的画卷,也实现了“人”与“物”、“过去”与“当下”乃至“自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

  在对历史本质的反思中,历史人类学提出了历史制作的概念,用以突出历史的多元性、主体性以及建构性。借鉴历史制作的概念并受其启发,我提出了“地景制作”的概念。一方面我将分析其中的文化象征与历史书写,探讨其中的文化实践与过程,另一方面意欲突出这一过程是谁的建构,其中的权力关系如何。换言之,地景制作更为关注的是历史的主体性与多元性,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强调人与地景的相互建构。正是在地景制作的视角下,城市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得以总体呈现。

  在城市的地景制作中,国家权力经常是这一过程的支配性因素,其他社会力量同样也是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主体因素,城市地景是多元权力关系下各种主体共同的作品。城市的地景制作在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形貌的同时,也产生全面的影响。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地景制作有效推动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的支配;另一方面,地景制作对大众生活、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乃至城市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城市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过程的呈现,我将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的空间支配类型做出如下划分:

  帝国晚期的“象征支配”:通过城池、风景、街道、牌坊、坛庙的地景制作,帝国权力与文化实现了地景化、符号化,从而自然地、持续地进入到个体生活与观念之中,成为大众自觉接受与认可的文化正统。象征支配致力于对大众伦理道德与信仰的教化以及对帝国文化霸权的维护。改革开放之前的“总体支配”:在“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国家政权借助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全面支配。这既包括对城市空间与形貌的规划与再造,也体现在对个体身体、财产乃至命运的支配中,更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强制渗透与控制。当下的“生命支配”: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日益成为一种渗透到个体生命之中的文化霸权。在个体身体、身份、思想的外在、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的同时,发展话语之下个体生命的全部内容,从谋生方式到消费内容,从城市环境到个体家园,从身体健康到休闲方式,从生活习俗到思想观念,都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规划之中,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

  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与空间支配的类型划分呈现出不同时期国家权力的政治意识与目标指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有限且低效的外在控制相比,帝国的象征支配无处不在且影响深远,帝国统治更多体现在象征性意义上,以文化领导权的维系与帝国统治的象征存在为根本目标。而总体支配、生命支配呈现出的则是国家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彻底改造与全面发展。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动员机制、控制机制以及运行机制,从而具有典型的“动员型国家”的特征。“动员型国家”在不同阶段又有着具体差异:改革开放之前的“总体支配”与当下的“生命支配”分别呈现出国家作为“全能型”与“主导者”的角色定位。

  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转型可归结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下,国家由一种无为而治的象征性统治转变为无处不在的支配主体,由此开始了在自觉政治意识下全面地规划、动员并改造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更多的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单向性渗透,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任重而道远。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中国城市研究

  三、空间与地景

  四、城市地志学

  第二章  古城的源与流

  一、“江北一都会”

  二、“规划规划,纸上画画?”

  三、打造“江北水城”

  四、再造古城

  第三章  地景的历史制作

  一、城市风景的制作

  二、光岳楼:城市地标的产生

  三、义利之辩:山陕商人的历史制作

  第四章  地景与公共空间

  一、街道的故事

  二、坛庙与寺观

  三、广场与公园

  第五章  家园

  一、米市街:棚户区的产生

  二、从“老城里”到“乡下”

  三、农民的城市生活

  第六章  城市地志学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

  一、城市的地景制作

  二、空间支配的类型

  三、近代以来中国国家转型再认识

  参考文献

  后记

  学者推荐:

  本书由微观“地景制作”入手,引出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从对历史节点的深描起步,展现了一组连续性问题。这一叙述策略具有高端意义。作者的研究表明,政治实用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极其强势且任意地干预乃至左右了中国城市景观的选择、塑造、解释和重建,而且作为趋势,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本书在中国历史人类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值得学界重视。

  ——钱杭,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在这个贯通古今的城市个案研究中,作者借鉴了多学科的理论、范式与方法,但以地志学为中轴,以“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展现多重空间、多元景致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化,从而勾画出其中物质、文化、社会、权力等诸多因子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与现实图卷。其中,“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的理念使得作者能把文献、传说等材料与亲身的观察、感知结合起来,并通过个性化的鲜活话语,创作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历史人类学著述。

  ——孙竞昊,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过往或把城市看作一种社区,或把城市看作城乡结构中的一环,或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或把城市视作国家与地方关系的一个平台,本书超越了这些陈旧视角,将地志学理论引入中国,无疑开创了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新思路。我相信这项研究,应该在中国人类学史上有其位置。

  ——杜靖,青岛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内容选摘

  空间支配的类型

  在已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乡村社会总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地域空间,特别是对于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体系、士绅阶层的关注成为研究者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对象。毋庸置疑,既有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基层社会具有重要启发。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帝国统治的堡垒,城市既是帝国权力的直接舞台,也集中呈现了帝国的文化与历史。尽管乡村社会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地域,尽管帝国城市在诸多方面与乡村相互交织甚至形成连续统一体,但城市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同样不可或缺。随着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及其影响的日益显著,城市更是成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的核心地域空间。

  在对这座小城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中,我将关注的对象从组织、机构乃至特定群体等“人”的要素转向“地景”这一“物质性”要素。这样的视角既有效解决了城市研究的片面性问题,从整体上呈现出一座城市流动的画卷,也实现了“人”与“物” “过去”与“当下”乃至“自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景制作的视角下,城市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这也让我能够尝试概括出不同时期城市空间支配的特点与类型。

  (一)象征支配

  高大险峻的城池既是城市军事防备的外在依赖,更是帝国权力与威严的符号象征,首先在思想上确立起对子民们的统治与威慑;这样的思想支配同样体现在帝国的城市风景之中:城市八景之中,它们或者是讲述帝国盛世与力量的风景,或者是讲述先帝圣德、高士品行的风景,也或者是讲述自身历史与个体身份的风景。进一步来看,风景除了能够以有形的物质性景观向进入风景的个体传递特定的权力与文化,更多地时候它也借助帝国知识分子的诗文而影响更多的人。在这样超越时空的过程中,更多的人习得了属于自己的社会规范,接受并传承着属于他们的价值观念乃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在这里,风景悄然“抹除自身的可读性,把自身自然化”,也将帝国的权力与文化“自然化”;在街道、牌坊以及坛庙等大众最为熟悉的公共空间里,我更是看到了帝国权力如何通过地景制作,实现对城市大众伦理道德、信仰的渗透与支配:牌坊是帝国权力与教化的直接体现,街道的故事中更是流传着帝国“仁义”、“忠孝”等伦理观,各类坛庙总是与帝国礼制的维系密不可分。在坛庙地景中,一方面,帝国的等级制度与威严得以确立,另一方面,道德教化总是或隐或现,始终是各种仪式的核心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并非仅仅是帝国官员教化百姓的场所,也是大众日常生活与信仰的重要空间。正是帝国意识形态与大众信仰的融合,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重合,让我们能够理解帝国教化治国的策略与成效。

  在对阿尔及利亚伯伯尔人以及法国社会的研究中,布迪厄曾提出了“象征权力”或“象征暴力”的概念,以此指称那些“由信任、义务、个人忠诚、好客、馈赠、人情债、感激、恭敬带来的暴力”。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象征暴力是“温和的、隐蔽的、不被这样辨识的”,与其对应的“温和支配”是“最经济的支配方式”。但它需要支配者“付出经常不断的关怀和体贴,进行一系列使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同时还需要巨大的物质和象征投入,¼¼还需要涉及往往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在饥荒情况下的经济援助;还需要诚心诚意奉献出一些东西,¼¼温和暴力要求行使权威者身体力行。”尽管帝国时期通过地景制作实现的空间支配并非如前资本主义经济下因馈赠而形成的道德债务,它更多地是借助物质性要素凸显帝国的权力与威严,宣示帝国的伦理道德,但从支配方式上看,它同样具有温和、隐蔽、不易辨识等特点,并非致力于个体的外在控制,而是强调个体的“自觉”认可与服从。与帝国其他的外在社会控制相比,通过地景制作实现的空间支配具有极大的隐蔽性,难以察觉,更不会引起暴力抗争。这也再次印证了布迪厄所指出的,“支配只有变得不可辨识,才会被人接受。”进一步来看,这样的支配也显示出帝国权力与文化的展演性。换言之,帝国权力的运行并非总是体现为身体支配与外在控制等专断性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对文化正统性的展演与维系。然而,与巴厘“剧场国家”不同的是,这样的展演自身并非目的,而是帝国统治的手段。

  概言之,与帝国外在的社会控制相比,通过地景制作实现的空间支配更致力于对大众伦理道德与信仰的教化,致力于实现对个体思想观念的控制,从而确立起有效而稳固的统治。通过帝国城市的地景制作,帝国的权力与文化在物质性符号上得以呈现,并自然地、持续地进入个体的生命与思想。可以认为,这样的地景制作从根本上类似于“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的象征之上。”帝国时期的城市空间支配的主要特征体现为“象征支配”。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象征支配通过城池、街道、牌坊、坛庙等物质性存在,实现了帝国权力、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的地景化与符号化,从而使其深入至大众生活与观念之中,成为大众自觉接受与认可的文化正统。在对帝国晚期思想与价值观念流动的研究中,姜士彬(David Johnson)曾指出,帝国的“主要理念和主导思想都是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文本(口述或文字)来制定和传播的。”显然,在口述与文字的文本之外,建立在特定物质性基础之上的地景制作同样是帝国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文本,是帝国社会伦理观正统化的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在帝国晚期的社会控制体系中,作为帝国户籍管理、基层治安的主要措施,保甲制度对于清代基层社会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以株连的方式, 强制地在老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平监视, 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在对19世纪中华帝国乡村控制的研究中,萧公权曾指出,帝国乡村控制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外部条件:一个相当可靠、能干的官僚集团,大体上稳定的乡村环境,以及较少的自然灾害。随着清中后期行政腐败的加剧与频繁的自然灾害,至19世纪初,保甲、里甲和乡约陷入普遍的崩溃状态,帝国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变成一幅空架子了。杜赞奇对19世纪末期华北乡村保甲制、里甲制的研究也印证了这样的状况。而这样的情形在城市中更为明显。罗威廉就发现,在清代汉口城市中,居民的流动性、人口的迅速增加大大削弱了城市的户口控制,保甲制度作为集体控制制度从未发挥过有效作用。可以认为,帝国外在社会控制极大依赖于特定的外部环境,当有利外部条件消失后,帝国外在社会控制必然陷入普遍低效状态。而对比于帝国晚期外在社会控制的低效,通过地景制作实现的象征支配却显示出持久、强大的影响力。由此,这也解释了在低效的行政下中华帝国何以能够顽强地延续数千年。

  需要指出的是,象征支配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帝国权力与文化的单向渗透,它同样包含着城市大众创造自我历史的能动性过程。在光岳楼从余木楼向城市地标与镇城之宝转换的过程中,帝国官员、文人墨客的文化书写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地方主政者的眼中,光岳楼对于实现帝国治理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城市大众则通过神仙、鬼怪等故事传说进一步增添了它的奇异之处,将其塑造为保佑自身、令人敬畏的神圣。在老街巷的历史中,城市大众更是通过故事反复地诉说着帝国“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社稷坛从来都是帝王、官员演绎国家象征的场所,而城隍庙、华佗庙、吕祖堂等坛庙更多地却是底层大众创造自我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山陕商人的地景制作中,我更是看到商人们如何修正帝国的“重义轻利”的意识形态,倡导“义利并重”的观念,从而制作出自己的历史。底层大众的历史实践显示,这样的过程既有他们对帝国权力与文化的服从与模仿,也显示出他们自身的历史主体性与能动性。由此,象征支配的实现也恰恰如王斯福在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的发现类似:通过底层大众的模仿实践,帝国的运作逻辑既得到民间的认可,也发生了某种转换。民间的描画并非是“被看成是帝国权力和官方仪式的一种复制。”

  帝国之后,“革命”的一个首先体现就是对象征帝国权力与文化的城墙、坛庙、牌坊等帝国地景的拆除与破坏。然而,此后的长期战乱中,新的国家政权在试图摧毁帝国象征与符号的同时,却无力制作出属于自己的权力与文化地景,更未重新塑造起现代国家自身的符号与象征。国家对城市的支配更多地依赖于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依赖于旧的城市精英。在“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城市的空间支配更多体现为破坏而非建设。换言之,破坏成为与旧秩序分别的主要象征,也是这一时期象征支配的主要体现。

  (二)总体支配

  1949年之后,随着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与管理体制的建立,党通过一元化领导牢牢控制了整个国家,最终形成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全能主义政治”形态得以形成。“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 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 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对于这样社会结构,孙立平称之为“总体性社会”。总体性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以此为基础,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严格而全面的控制。这样的状况也在城市的空间支配中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加之以城市规划技术的运用,新的国家政权具备了改造城市空间与形貌的基本条件与能力,城市的整体空间全面被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这既包括重构城市整体空间格局与功能分区,也包括每一个新建设单位的选址与建筑。尽管限于物质资源、技术条件以及这一时期政治与经济上的混乱状态,这座城市的第一部规划并未得以有效实施,但它还是长远地影响了此后城市的空间格局与整体形貌。此外,街道的命运同样体现了国家对城市支配的彻底性。随着工业化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狭窄、破旧的道路日益拥挤,“开街”就成为经济建设的急切需要和重要保障。这意味着临街的大量旧有建筑将面临统一拆迁,个体财产在面对集体利益时不得不做出部分牺牲,这显然是帝国时期这座小城很少发生过的。在城市物理空间再造之外,街道的更名与复名既是构建国家观念的有效方式,也显示出特定时期的政治以及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通过对城市空间、形貌的有效支配与再造,国家的整体规划与设想得以实施。进一步来看,规划则通过城市建设实现了景观化,进一步显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进而激发出人们的激情与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认为,在这里城市规划同样是社会控制与国家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尽管这样的行动更多地属于国家的行为,但它已确确实实影响到城市大众的生活乃至个体家庭的命运。而在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国家则力图将其意识形态变成个体思想的一部分。

  在1949年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城市广场有着特定的政治功能。在新的媒体技术尚不发达,政治动员更多的依赖于直接传达的情况下,大规模群众集会就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由此决定了城市广场作为政治空间的重要性,也奠定了其在国家意识形态传达中的重要地位。作为这座小城最为重要的政治空间,新华广场总是与群众集会直接相关。无论是庆祝大会、体育赛事、文艺演出,还是公判大会、批斗大会,这里从来都是新的国家政权实现政治动员的重要舞台。正是在这里,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得到充分体现。然而,广场的政治动员显然更多地依赖于激情,依赖于对个体的人身支配。与帝国时期的坛庙形成对比的是,广场政治从来都不是大众生活的必要部分,更多是依赖强制而外加于个体生活的内容。尽管其中的人身支配可以在特定时间、空间里激发个体的激情,但国家的意识形态更多地体现在口号与标语中,尚未被大众真正接受与认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上,葛兰西曾指出,革命能否成功地将新的文化观念传播到民众之中是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统治者要想牢固掌握政权,必须能够继续把握住“智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尽管新的国家政权在形式上得到了认可,但“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显然尚未完成。

  概言之,与帝国有限的支配资源与能力相对比,新的国家政权借助对资源的全面垄断,第一次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全面支配。这既包括对城市空间与形貌的规划与再造,也体现在对个体身体、财产乃至命运的支配中,更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强制渗透与控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将这一时期城市空间支配的类型命名为“总体支配”。

  虽然“全能主义政治”能够在外在形态上实现城市空间的总体支配,然而,这样的支配更多依赖于对社会成员的身体支配与外在控制。从某种意义上看,总体支配的关键与核心正是身体支配。作为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基本组织形式,单位组织具有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基本特性,由此形成了单位依附于国家,个人依附于单位的强制性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的本质恰恰是身体支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本目标正是对社会成员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与政府管制;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同样是建立在对个体身体的直接命令之下。为保障城市秩序,对城市“盲流”的收容更是体现了对个体身体的直接支配。保存在聊城市档案馆里的一则地方政府的加密通知就很好地呈现了国家对个体身体的强制与支配:

  据了解,最近各地不断发生盲目外流人员,盲目外流人员有的讨饭,有的是小偷、小摸、抢吃、抢喝,甚至非法作案等现象,影响极坏。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群众生产情绪,保卫生产,根据地委指示,必须开展劝阻工作,除具体加强劝阻工作外,为保卫五一节日的安全,各地对盲目外流人员,马上进行一次大的收容,将所有分散的外流人员都收容起来。对有劳动力的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对无劳动力的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对患有疾病的给以治疗。

  (三)生命支配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当落后成为整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共识,当发展成为一种亟不可待的需求、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通过空间再造实现的发展就成为摆脱落后的有效捷径。在与资本达成了某种默契与合作之后,地方政府再造城市空间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充满信心。由此就不难理解,水城与古城地景制作的核心内容是借助自然的、历史的资源,通过技术化手段制作城市景观,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城市棚户区与城中村总是落后的象征,是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地方。在老城里改造、武村从村庄变为城市小区的过程中,我再次看到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大众家园的再造消灭“落后”,制作出发展地景。对政府主政者而言,这既是个人政绩的体现,也是发展的象征。

  “落后”家园的改造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改造大众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乃至思想观念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城市棚户区,还是城中村,这样的空间总是与落后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难以纳入国家的秩序之中。从古城院落来到望湖小区,“被关进笼子里”的老居民们失去了祖祖辈辈的家园,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生活。而在武村的改造中,被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家园与记忆,更有他们的多年的生活习惯、谋生方式乃至思想观念。

  城市公共空间同样担当起引导大众生活的重要使命。在国家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中,大众的休闲与健康日益进入国家的规划之中,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公园、广场的修建首先为人们创造出新的公共场所,关于健康生活知识的宣传与教育进一步推动了大众的健身、休闲需求,并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至此,一种关于健康生活的地景制作得以实现。在表面上看来,健身、锻炼乃至休闲更像是当下大众的自然需求,属于是私人生活的范畴。然而,福柯对生命权力的重新解释却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生命内容与政治不无关系。一方面,公园与广场的修建与完善满足了大众健身与休闲的生活需求,由此得到市民的支持与赞誉,而这样的支持与赞誉显然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在学校、媒体、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等多种途径的宣传下,与健康生活有关的“科学知识”日益为大众所接受并实践,这样的过程显然正如福柯所言的对生命支配与规训的实践,而其根本目的同样是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正常。与至高权力以暴力威胁、死亡恐惧为手段不同的是,生命权力通过全面干预人的生命形式来如何“使人活”(make life)。随着现代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全面渗透,个体的生命日益处于国家权力的全面支配之下,个体生命的正常与安全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实践。

  概言之,通过城市的地景制作,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日益成为一种渗透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中的具有宰制取向的文化霸权。在对个体身体、身份、思想的外在、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的同时,个体生命却日益陷入更多无形的监视与规训之中。正是在发展话语之下,个体生命的全部内容,从谋生方式到消费内容,从城市环境到个体家园,从身体健康到休闲方式,从生活习俗到思想观念,都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规划之中,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将当下的城市空间支配称之为“生命支配”。

  生命支配的实现与发展话语密不可分。自近代以来,发展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熟悉并认可的概念。在发展的实践中,经济增长是主要目标,工业化是主要途径,其理论基础则是西方的现代化。针对长时间以来从未被质疑的“发展”, 埃斯科瓦尔指出,“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开始运行的。”对于有着长时间屈辱历史的中国而言,当落后体验遭遇发展渴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成为一种国家的话语。由此,国家开始成为发展话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也是定义发展的主导者。需要指出的是,发展话语的全面实践与资本和市场力量的介入是同步的。当资本的力量参与到“空间的生产”后,作为权力核心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削弱自身既有的支配地位,相反,却极大增强了其再造空间的能力与信心。

  随着权力与话语对个体生命的全面深入,生命支配中的“强制性”日益被掩盖,并为人们自觉、普遍地接受。与布迪厄所指出文化正统性的隐蔽性类似的是,生命支配同样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事实上,也正是在“强制性”这一事实真相不为人知的情形下, 生命支配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城市大众对待发展的态度就很好地诠释了生命支配的高效性与隐蔽性。

  在家园的改造中,面对主政一方的父母官,面对虎视眈眈的房地产资本,没有抗争传统的居民们“理性”的选择唯有尽可能地争取多一些的物质利益。尽管地点感的丧失剥夺了他们的家园记忆、身份认同以及老城里的优越感,尽管他们将面对谋生方式与生活习惯的改变,但居民们最为不满的还是物质利益的损失。可以认为,在足够合理的物质补偿下,大部分人还是会认为家园可以与金钱进行交换。在这样的意义上看,他们与国家同样投入到市场经济、发展乃至现代性的怀抱之中,甚至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物质财富的渴望丝毫不弱于地方的主政者。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在发展主义话语下,人们也在努力地适应时代的潮流,使自己跟随上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人们无法完全主宰自己家园的命运,但他们也并非是只能适应环境的存在者。即使已经住上现代化的小区,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过去制作在当下的景观中。换言之,面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景制作,人们既不顽固地坚守着原有的生活,也不仅仅是环境的被动适应者。

  以具体的历史实践为分析对象,我们能够看出,空间支配类型的划分呈现出与韦伯的理想类型不同的特点。韦伯支配类型划分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命令”,是从命令——服从关系的视角,基于正当性来源与基础的不同而提出的。通过分析不同支配类型的正当性基础、运作机制及其影响,韦伯权威类型的划分对于人们理解权威的基本特性以及解释权威的心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并与其经济史、宗教及法律研究融为一个完整体系。而从国家权力的运行视角看,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与权力目标,国家权力的支配内容与对象必然具有不同侧重。换言之,透过国家权力的支配内容,我们能够由此理解不同时期国家的政治意识与权力目标。而象征支配、总体支配与生命支配的类型划分正是基于支配内容与对象的差异而做出的。

  空间支配的实现既取决于权力目标,也常常依赖于韦伯意义上之权威正当性基础。象征支配的实现既有帝国权力支配的因素,同时也与韦伯所言之传统型支配密不可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由于帝国伦理道德与权力文化早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成为传统型支配中“为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帝国的象征支配从而得以有效维持。象征支配的高效性、稳定性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帝国长期的稳固统治。1949年之后的全能主义政治下,随着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新的国家政权试图实现对城市的全面支配。尽管国家推行的整体改造阻力重重,但在强大国家机器与韦伯所言“卡理斯玛”因素影响下,总体支配得以全面推进。然而,事实证明,总体支配既是低效的,也难以长期持续。当其中的“卡理斯玛”因素消失之后,总体支配难以维系,国家转型势在必行。1978年之后的改革进程中,在对个体身体、身份、生活以及思想等外在管制方面,控制范围的缩小、控制力度的减弱、控制手段的规范化成为普遍特征。然而,随着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成为超越一切的文化霸权,发展成为国家与个体共同的愿景,个体生命的一切内容完全为权力俘获,个体质疑力与批判力日益丧失。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生命支配既不依赖于国家机器的外在暴力,也没有韦伯所言之“理性的基础”、“传统的基础”、“卡理斯玛的基础”,但它却呈现出更为强大的支配力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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