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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阶层的突破与坚守: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
2022年04月19日 19:20 来源:人民党建云 作者:李守皓 字号
2022年04月19日 19:20
来源:人民党建云 作者:李守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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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渝博士的著作《新阶层的突破与坚守: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以我国当今受信息技术持续冲击和改造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阶层,即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地位获得现象为切入点,结合技术批判学派、技术控制学派、技术未来学派、社会学理论学派等四家学说,探讨了被研究对象“专业技术地位”“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三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坦率地说,这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实,作者在摘要部分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探讨如何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促进技术创新发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来减少制度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不平等影响,使个人努力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以实现公平正义,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就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这一群体而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指出,在后工业社会,新的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推动工业化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在这样的服务经济中,专业和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进而导致新的科技精英阶层崛起、社会分层原则改变等。贝尔的预测已经在今天的硅谷得到验证,关于“码农”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大行其道。而相关的研究在我国尚属鲜见,此书提供了一个较为创新的尝试。当前,我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分工不会消失,所以社会分层也不可避免地会长期存在。而在我们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将会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奚广庆教授认为,针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新阶层形成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还缺乏能够具体联系我国实际情况开展的研究,而该书能够及时补位,从科学技术哲学方面丰富了社会学新阶层的理论。政治学学者楚树龙教授认为,我国社会一个长期问题就是缺乏对特定群体的认可与尊重,其实质是社会价值观、人力资源发展、社会群体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的问题,该书所作研究提供了前沿性的探索,是一个重要的新贡献。

  在充分回顾中西方关于地位获取的文献和对被研究者调查问卷析出信息的归纳的基础上,该书将影响地位获取的因素划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实质上是将客观的、先天的前定性变量与主观的、后天的内生性变量作出区分。通读该书可以发现,所谓制度性因素主要是指“占有的政治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体制内资源、家庭背景……”,而所谓非制度性因素则囊括“个人努力程度、社会网络关系、价值观……”。这样的区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法,通过控制宏观因素来探讨微观作用能多大程度上起到影响个体命运的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能够看到该研究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色彩。该书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最终得出了主要的结论: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层,非制度性因素对于被研究对象的地位获取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群体的竞争环境是更加开放、公平的,换言之,技术的力量不断地促进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结果是有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值得指出的是,科学技术终归是属于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也不可能脱出其中,故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虽有弱化的表现,但不会消失,并且新的制度性因素正在出现。

  结合历史现象、他人评述与该书的内容来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既然在技术冲击下,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将会面临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会弱于非制度因素,也即是说后天的个人努力因素对于地位获得更为有效,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更加正向促进这一过程?通常,制度性因素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限制,或者说不利于促进公平正义。针对此问题,作者提出了提倡创新价值、促进教育改革、改善制度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等几个方面的建议,大体上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例如加里·贝克尔、乔·布兰登、林赛·麦克米兰、蒙克等关于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见解是一致的。进一步,实事求是地说,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设计绝非易事,特别是还需要联系我国的具体社会现实。针对此书所提出问题的公共政策如何设计、实施为妥,值得成为另一个新的、更广更深维度的课题,同时政策评价也需要及时开展以形成反馈。

  如果说该书还有一丝遗憾,那么就是互联网信息专业人员地位获得的动态演化情况。正如该书所述,互联网行业的个人地位获取的公平性是由更加具有竞争性来实现的,竞争性与当今社会越来越“卷”的现象不谋而合。“卷”的含义在于使劳动力的供给处在了买方市场之下。有观点认为,“码农”这类职业的黄金时段是35岁左右,一旦超过了这个年龄则在职场将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以这个年龄为参照,该书的研究对象平均地看还算年轻。如果能够继续跟踪这些研究对象,探索他们的地位获取随时间的流逝发生了怎样的演化,对于研究新的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许有积极的意义。诚然,这一点已经不属于该书计划研究的范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这一点称为“遗憾”也有不妥,更应该说是继续研究的展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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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守皓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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