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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转型与再生产
2015年03月03日 14:59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4年8期第174~181页 作者:张霁雪 字号

内容摘要:“撤村建居”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形式与城乡结合部社会机理契合中的水土不服,症候在于未能洞悉“亦乡亦城”社区独特的文化变迁内核。克服传统文化概念的笼统性与碎片化,以处理环境、群体、组织与自身关系的逻辑序列,将文化概念界定为以人为中心的时空、交往、制度与理念文化,在整体性与策略性的文化框架下,厘清城乡社区文化差异的谱系,面对当下城乡社区文化的机械杂糅,以“包容共生、平等关联”的文化融合实现新文化的再生产,从而促使“撤村建居”型社区由乡土褪色的家园迈向诗意栖居的新故乡。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文化转型;文化再生产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霁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城乡发展社会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撤村建居”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形式与城乡结合部社会机理契合中的水土不服,症候在于未能洞悉“亦乡亦城”社区独特的文化变迁内核。克服传统文化概念的笼统性与碎片化,以处理环境、群体、组织与自身关系的逻辑序列,将文化概念界定为以人为中心的时空、交往、制度与理念文化,在整体性与策略性的文化框架下,厘清城乡社区文化差异的谱系,面对当下城乡社区文化的机械杂糅,以“包容共生、平等关联”的文化融合实现新文化的再生产,从而促使“撤村建居”型社区由乡土褪色的家园迈向诗意栖居的新故乡。

  【关 键 词】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文化转型;文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2.8;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8-0174-08

  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在诸多城乡结合部方兴未艾,“撤村建居”已经成为当下“村落终结”、再造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但毋庸讳言的是,在由农村“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转变过程中,社区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呈现出“社区管理‘不理顺更混乱’、社区公共服务‘不整治更零乱’、社区治安‘不管理更被动’以及社区政策‘不落实更矛盾’”①的困境。城市社区治理形式与城乡结合部社会机理契合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症候在于未能洞悉“亦乡亦城”社区独特的文化变迁内核。城乡结合部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短兵相接之地,是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双向演进之所,文化冲突的同时亦带有文化融合的机遇。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文化变迁的典型场域,“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转型在城乡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形成了哪些带有自身性格的文化特质?在社区文化理想类型的映照下,它该如何在城乡文化因子的扬弃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再生产?当下城乡结合部秩序的重建与家园归属感的重塑,需要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为,社区的发育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起点的逻辑次序开展,成本最低,效果最好”②。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理想图景的有益探索。

  一、城乡文化差异:从对立冲突到包容共生

  城乡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人类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裂变。城市化作为文明长河中的重要事件,带来的一个深远影响是城乡文化的分离与对立。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可以说“整个近代城乡文化呈现出近代与传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为对立又交织共生的二元特征”③。然而,对于城乡文化二元特征的分析或者是过于宏观,或者是过于琐碎,并没有形成准确的文化谱系定位。一方面是因为文化概念的笼统性,另一方面是尚没有一条文化主线贯穿城乡文化的发展过程。

  1.文化概念的界定:时空、交往、制度与理念

  目前学界对于文化的概念尚没有形成共识,但大多数学者往往以泰勒的文化观为基础强调文化的总体性特征,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整体,它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④,进而将文化概括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准则、价值体系、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的总和。大一统式样的文化观忽略了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和与时俱变的策略性。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⑤。在此,文化被视为人类应对外在环境变化的一种处境化经验,将人类需要作为文化生产的原动力。这样,原初静态的文化现象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交织在一起回归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宏观层次到微观视野的文化观念的嬗变中,人们不再满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和”无所不包的回答,力求突破思维定势,追问文化生产的力量本源。如果说,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解决图示,那么,文化的纹理就不应当是僵化的罗列,而应当有一个逻辑意义上的序列生成。这里,将尝试以社会学的学科范式铺开文化之卷:生存的起点是“善假于物”,处理的是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生成的是时空文化;成为万物灵长的优势在于“人能群也”,处理的是人与群体的关系,生成的是交往文化;群体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形成“社会组织”,处理的是人与组织的关系,生成的是制度文化;在这一条文化实践的主线之上,人对诸多方面的行为选择期望保有文化自觉与自信,从而平衡自我的内心世界,生成的将是相对恒在的理念文化。这样,从物质到精神、由外而内,既有文化的分层,又有文化生产过程的演绎,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以文化人”的内圣外王取向。对于文化概念的再认识,让我们在厘清文化发展脉络的同时,对城乡文化的差异分析有了可操作性的比较框架,村落与城市的时空变迁,将引发文化生成的连锁反应。

  2.类型学视野下的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

  起点是时空文化的差异。村落的时空文化极具乡土性,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到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中,农民的土地情结依旧带有浓厚的情感烙印,崇尚的往往是“守四时之变,信万物有律”,顺天应物,安分守己,勤俭持家的稳定生活。城市的时空文化则是市民在时空的嵌入与脱嵌的流动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城市空间更新的频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有形成故乡的依恋就已经物是人非,城市社区的居民需要不断在优势时空占领的更迭中获得存在感,他们崇尚的往往是“时间就是财富,空间就是地位”,奋斗不息,进取不止,与时俱进的变动生活。

  城乡时空文化差异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核,前者为“家”文化,后者为“居”文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人与人交往文化”的差异。梁漱溟先生认为:“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⑥村落的交往文化侧重于伦理本位之上的价值性社会互动,尊崇长幼有序,邻里互助,以和为贵。与村落熟人社会的交往文化不同,由于城市社区居住空间的封闭性、密集性乃至于匿名性,带有异质与流动双重特性的邻里互动往往表现出短暂性与工具性的一面,城市社区交往文化强调的是本体性隐私安全下的平等与自由。

  村落初级群体间的交往文化与次级群体间的制度文化一脉相承,都具有“家文化”的烙印。从“长老秩序”的乡绅政治到“村委会治理”的精英政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都倾向于用礼俗民约为规范力量来营造村落的内聚力,人与组织之间的行为选择也往往是“克己”、“知止”与“知足”,血缘、亲缘、人情、面子将人与组织的公共生活私人化。与此相比,城市社区中人与组织的关系体现出利益无涉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趋势和利益相关时按照已有的契约行事的特点。可以看出,村落中人与组织的互动形成的是“父爱主义”与“子民意识”下的人情社会,城市社区中人与组织的互动趋向的是“自治制度”与“公民意识”下的契约社会。

  在处理与外部环境、初级群体以及次级群体的关系过程中,城乡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理念。村落的时空文化特质表现出自给自足、生态平衡,可以称之为“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期待的是一种乡井永续的栖居。城市的时空文化是在等级分层的基础上营造私人家园,期待的是“自由呼吸的有我之境”。乡村的交往文化以“家”为核心形成了“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网络,在传统文化的“仁爱”、“忠恕”、“不争”、“兼爱”等行为规范下指向的是“重义轻利”的交往文化。城市交往文化以“居”为重心,邻里关系的互动强调的是兴趣与利益,在“平等”、“互利”观念的倡导下走向工具理性。在不同指向的交往文化之上,乡村制度文化是精英主导下的权威认同,城市社区制度文化是“委托”与“代理”关系下的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

  3.迈向关联发展:城乡文化关系的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类型学视野下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比较,是为了确立城乡文化长河两端的理想类型,提炼有利于新时期社区发展的文化因子,现实的社区往往处于城乡文化之流的某个阶段,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也是如此,正处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双向演进的关键节点,面临着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挑战。审视当下的城乡关系,“城市以强势文化所固有的‘殖民’本能对弱势文化的乡村实行资源‘殖民性’的控制和占有,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乡村实际上属于附属和依附地位”⑦。乡村文化不仅是弱势文化,更被视为落后文化,传统与现代被愚昧与文明的分类所取代,对此,沈小勇认为:“传统的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引导。”⑧

  面对城乡文化的对立,一些学者认为,逆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剥夺与排斥,不应是口号式的舆论倡导,更重要的是寻求可行的城乡文化融合之路。他们提出“城市包容乡村的发展理念,甚至是城市利益让渡与城市援助乡村的发展战略,以充分发挥城市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容器功能”⑨。这也包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城市文化的让渡,很难达成两者真正的融合共生,这需要以城乡文化关联的态度,探讨在平等地位上实现优势文化因子结合的可行方案。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正面临着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重建,在断裂与弥合间,这一亦城亦乡的空间能否发挥它应有的桥梁功能并顺利地实现文化转型?这需要将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生成与发展视为一种常态,对其独特的文化特质进行梳理。

  二、城乡文化杂糅: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文化特质

  昨日之乡,今日之城,在城市空间扩张的巨幕光影下,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如何回应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变?在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处理内外群体关系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撤村建居”型社区又形成了哪些带有自身个性的文化特质?

  1.时空变迁:文化转型的逻辑起点

  “撤村建居”社区的空间景观正处于农业景观和城市景观交错分布、封闭性结构瓦解与开放性结构形成的空间构型过程中。对于本地村民来说,失去的不仅是作为物质形态的土地,更有作为文化形态一直存在的乡土本色。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这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⑩对于“撤村建居”型社区的本地村民来说,他们正失去生活的图腾,不得不去选择其他的生活面向。他们的就业方式一般是非正规性就业,从事的行业多样,但多属于低收入、低技术行业,以零散工、个体户为主。他们依靠便利的交通条件来往于都市与城乡结合部之间,城市的中心是他们工作的去处,城市的边缘是他们居住的归所。

  在居住方面,原有的“独门院落、宽敞房屋、布局分散”渐渐被“高层密集、色彩划一、规模宏大”的楼宇所取代。政府迁移的本意“在于将农村的土地进行有序整合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经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同时,对农民集中居住整理出来的宅基地进行整合、开发、利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并为农村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11)。以城乡一体化与统筹发展的价值取向对抗着“万物土中生,离土活不成。田地是活宝,人人少不了。田地是黄金,有了才松心”的土地情结。村落时空文化的变迁体现的是生态的失衡与再适应。城市的娱乐行业也在对城乡结合部的蔓延中不断覆盖着乡村原有的文化印记。对于当下处于时空变迁中的村民,贺雪峰认为:“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12)

  2.交往文化:压缩、流动与混住特征下的内外群体互动

  “撤村建居”型社区时空文化的变迁导致的是“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轻老重幼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养老的困境”(13)。密集高层居住对原有可达、可感、可亲近型空间的压缩与分割使得本地村民家庭内部乃至于邻里交往的模式发生变化。回迁楼宇“二室一厅”的标准格局满足的也恰恰是核心家庭的生活需要,“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律改过、谦虚礼让、家族荣誉”等传统规范在“小家庭”生活范式的延展中渐渐消弭于无形。村落文化中,被视为超稳定结构的婚姻关系也在个体幸福感的追求下失去原有“家族观念”的约束,离婚成为结束“不幸生活”的相对自由的选择。“百善孝为先”的“孝慈”代际传承渐渐被轻老重幼的亲子模式所取代,空巢家庭在增多,城乡结合部的老人正蹒跚于各个子女的家庭间,发挥余热,照顾“孙男娣女”。邻里关系也由“闲来唠家常”,遇到问题时的“患难相恤,守望相助”转向“躲进小楼成一统”,过好自己日子,“莫管闲事”。

  探讨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型社区交往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本地村民与流动人口的交往。作为房东的本地村民与作为租户的流动人口之间的交往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与暂时性,频繁的流动也令二者的关系仅仅是浅层次的交往。杨黎源将这种交往关系视为“复合的动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14)人际交往关系趋向理性化,这在血缘、亲缘关系日益淡化的城乡结合部空间里,在竞争关系甚于合作关系的地缘、业缘的空间里,造成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往往是“肤浅、淡薄和短暂”(15)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城乡结合部身份异质性下是生活方式的同质性,他们居住生活的选择正是消费符码体系在空间上的书写。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有维护社区生态系统的倾向,这与乡土社会邻里守望的关系网络是可以形成对接的。

  3.制度文化:从精英传统到公共参与

  在城乡结合部个体原子化的动向下,如何实现公共参与的上下动员,成为重构文化秩序的关键。在传统的社会学意义上,一个具有稳定性与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应当生成对个人行为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集体意识,使个人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却表现出了利益和文化心理的隔离状态”(16),这种“隔离”在人类生态学的意义上是造成社会有机体文化紊乱的原因。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治理在“撤乡并街、撤村建居”的改造过程中,依旧带有农村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原有乡村治理中解决纠纷的制度文化是“家国同构”模式下的精英政治,但城乡结合部随着大量原住民向外流动,尤其是本地的精英在土地增值的心理预期下,往往是户籍没有迁出,而人却不在场,这就导致了本地精英户籍场与居住场的分离,居住群体的结构倒挂现象成为城乡结合部公共性衰落与共同体瓦解的表征。

  而对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来说,住在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差强人意的居住环境所带来的较低成本,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永久家园,他们往往也不会提出改变居住环境的要求,底层声音与行动的缺失导致了城乡结合部家园秩序重建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学者提出城乡结合部“撤村建居”的路径选择:“重新界定社区的地域范围,重构社区组织,构筑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弱势社区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从政企分离入手,积极探索村居转换的新途径。”(17)这种宏观指向与长远规划有利于明确城乡结合部的未来发展,但面对组织转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服务体系的双重覆盖以及公共参与的上下动员尚需要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文化供给方案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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